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1377.12.5~？)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號「建文」，在靖難之變後下落不明。時駙馬都尉梅殷在軍中，從黃彥清之議，為發喪，追諡孝愍皇帝，廟號神宗，壬午以後謚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與顯皇帝廟號復，改上廟號惠宗，謚號為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謚號為恭閔惠皇帝，後世有人以其年號而稱建文帝。
　　明代的第二個皇帝朱允炆生於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時代的洪武十年。這個年幼的皇孫被描述為早慧、孝順和正直，據說他的祖父很鍾愛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變，他可能會一直默默無聞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開始為王朝定下傳統，即立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為太子，因為朱標在名義上，也許事實上是他的嫡妻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標是為皇位的合法繼承樹立一個正式的原則，希望以此杜絕將來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紛爭。朱標在許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親：他是一個性情溫和而有教養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雖然對他的第四子朱棣的軍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標看作他恰當的繼任人選。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標在他的盛年37歲時即於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標的嫡妻所生的長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標一系的次孫朱允炆即朱標的活著的最年長的合法兒子為儲君。這個未經過考驗的男孩被立為皇嗣時不足15歲，他絕不能與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輩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過是長子繼承製原則的體現而已。雖然朱棣後來聲稱，他本人可能被入選為嗣君，只是因為那些儒士們的橫加干預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實上沒有考慮把他的其他兒子立為太子。
　　在他的祖父死去後幾天，朱允炆於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時年21歲。他確定下一年為建文元年，並尊封他的母親二皇妃呂氏(1402年死)為皇太后。關於朱允炆的個性和他在位時的國內發展情況現已無可信材料，因為在他死後，他那一朝的記錄都被篡改或銷毀殆盡。建文帝時期的檔案文獻和起居注全遭毀滅，而倖存的私家記述又概遭禁止。在建文帝繼任者在位的時期，朝廷史官關於建文帝的行事寫了一些歪曲真像的、極盡批判之能事的報道，想以此證明永樂帝奪權是有理由的。他們譴責建文帝和他的顧問們行為放蕩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為不孝、奸惡和邪淫的人，指責他玩忽職守並犯有大不敬罪。後世同情這位被廢黜皇帝的學者們關於建文之治則寫出了一些與此截然相反的諛詞，說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稱之為遵循儒士勸告和緩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無缺的人物。他們譴責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弒罪行。４這些殘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們必須進行最細心的審查。建文時期許多方面的事實真相將始終弄不清楚了。
　　年輕的建文皇帝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他繼承了他父親的溫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靦腆，且又毫無國政經驗；且不說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們，他也沒有那種自信心和堅強的性格，甚至也沒有那種能力。這位年輕皇帝的溫順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關心他祖父的高壓行政措施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因此他衷心嚮往的是實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論和行事上努力實行一些較大的變革，但這些變革卻招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建文帝即位以後，他對這幾位儒家師傅言聽計從，發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來其意圖是大大背離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書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機關被取消，它們在現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復；制度被修改，以加強文職行政功能和減輕政府的專製作風。
　　為了貫徹這些改革，皇帝把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提升為行政負責官員。1380年裁掉中書省以後，明太祖曾經決定，國家一切事務都必須由他一人作為行政首腦來裁決。因此之故，翰林學士們和六部尚書只有建議權和在政府中執行命令之權。當新皇帝召集這三位士大夫來「參國政」時，這種局面就結束了。如果這些重建活動或多或少地不是虛構的話，這些皇帝的顧問們就不是只領乾薪了，而是實際地在管理政府。這樣做就大大地離開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為皇帝的顧問們現在被置於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們現在又制定政策，又執行政策，極像從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為；他們僅僅缺少丞相的頭銜。沒有這個頭銜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訓錄》，因為《祖訓錄》是嚴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還做了一些改革，對帝國政府內部的權力進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實施他的新政策。這些發展變化的確切性質至今很難說得清楚，因為大多數改革的記載已被銷毀。但是，例如《皇明典禮》這種關於建文時代典章制度的書(1400年)，以及此後另外編訂的幾種書至今仍可見到，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大致瞭解到這個時期政府中已實行和計劃要實行的革新的梗概，並對它們的意義作出評價。
　　1398年末，新皇帝聽了方孝孺的話把六部尚書從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書和侍郎之間加了一個侍中之職。這種制度上的改變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自從廢除丞相之後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級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識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時，六部尚書的地位和權威提高了。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數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員的設置上，也都有了改變。戶部和刑部的所屬司從12個減為4個；都察院中的兩個都御史合併成了一個；同時，國子監和翰林院的各項職責和人員編制大為提高和擴大。這最後兩項改革表明，重點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學士在政府中的顧問作用的加強上。在詹事府也設立了某些新職位，使翰林學士在教育和訓練太子及諸年幼王子方面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六部及其下屬司的組織所作的各種改動中，對官員和皇帝侍從的頭銜所作的變動，以及對南京各官署的名稱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諸古代的《周禮》行事的。這些變易不單是象徵性地恢復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是任意變更祖制。它們都是有目的的變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權力歸到皇帝信任的顧問的名下，加強文官之治，以削弱將軍們和皇子們的權勢。為了貫徹他們設計出來的這些政策，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權，這就大大地背離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們在國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簡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們即使不對內戰負主要的責任，也要負直接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朝廷的控制和他們正在推行的變革給了燕王以發起叛亂的口實。燕王說，對建文的顧問們發動的懲罰性戰役是忠於王朝的行動。隨著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這一切政治改變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們只是作為復古和反動的背離祖制的失敗的嘗試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書獃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闊大和抱負不凡的，或心懷野心而又有煽動性的顧問們的一個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
　　建文朝廷還有一些國內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們都偏離了洪武時代的既定安排。第一個措施是改進了明太祖所實行的嚴厲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經頒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為全帝國的法律準則。他有時用「誥」的形式來給法典做補充，有時又用「榜文」的形式來發佈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現在《大誥》中；這種《大誥》在1385年和1387年之間曾經編纂、修訂和擴充。它們出現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這些誥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錄中。建文帝認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過於苛嚴，特別是那些在誥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懲罰條款更是如此。據說，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從他的法典中取消73條這樣的條款。在他即位以後，他禁止以誥文為根據來進行審理和判案，同時停止張貼榜文，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蓋了他事實上對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這些變革後來被永樂帝一掃而光；他恢復了太祖的所有嚴厲的誥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在財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減輕前朝某些過重的稅收。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了江南的過度的土地稅，尤其是減少了富庶的蘇州和松江這兩個府的土地重稅。這些減稅措施是繼續了洪武朝即已開始的減免政策，但是它們大大超過了以前的辦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自王朝開國以來就被課以重稅，從而使這裡提供了主要的財源。原來的稅款意在實行懲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減稅20%，但是即令如此，這裡的土地稅仍然過於沉重。例如在1393年，僅蘇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納281萬石糧米，這就是帝國2940萬石全部土地賦稅的9.5%。這樣是太不平等了：蘇州僅佔帝國登記在冊的耕地的1/88。由於這樣過重的苛索，當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規定的稅額，特別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們拋荒了土地，變成了遊民，從而更加加重了納稅居民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每年的稅收。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訴南直隸和浙江等地區賦稅不公而採取了行動。他下令按每畝地收一石糧的統一標準在這些府裡收土地稅。洪武帝曾經禁止蘇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借此防範出身於這些富庶州府的人們把持財政，偏私家鄉，從而犧牲了國庫的利益現在建文帝也解除了這種禁令。很可疑的是，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貫徹；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和燕王對陣的軍事行動之中。另外一項財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觀所能擁有的免稅土地的數量。這項政策是特別針對佛、道僧侶們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況而發的，因為在洪武帝的庇護下僧道們都攫奪了大量的肥田沃土，從而變成了有權有勢的地主。他們的財富激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宗教界的僧侶職事們不僅享有免除土地賦稅和徭役的權利，甚至還把不法負擔強加給當地居民，即佔用他們的土地，強迫他們給自己服勞役。朝中的官員上了兩份奏疏，請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佔有數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發出的一道詔旨中批准了他們的建議。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擁有不超過五畝免除賦稅的土地；多餘土地應分給需要土地的人民。這個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實，說他的侄子如何違犯了《祖訓錄》；它進一步為他提供了對皇帝進行「懲戒行動」的理由。這些命令未必都曾經付諸實施，因為建文朝廷此後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於它們攻擊了佛教和道教僧侶們的既得利益，這些政策無疑地疏遠了宗教界，特別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許多佛教僧人都為燕王叛軍效勞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的領袖是這位僭主的顧問，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來即已為燕王服務(他後來名姚廣孝，1335—1418年)。
　　對諸藩王國度裡的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設置了賓輔和伴讀，並讓翰林學士以儒家的為政傳統教育和輔導諸幼年王子。王子們還進一步不准參與文、武政事；這個命令顯然與《祖訓錄》中的規定大相逕庭。這些加強了皇帝對藩王控制的新條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質的封國的總戰略的一部分。削奪世襲封國的政策的產生是由於擔心幾個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發難，特別是擔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後，明太祖陸續分封了他年長的九個兒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們封在西北邊境和長江中部，王位世襲；這些藩屬王國都是用來作為抗擊蒙古侵略和鎮壓叛亂的支柱。王子們都享有巨額年俸和廣泛的特權；雖然他們在法律上對境內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權力，但他們每人都節制三支輔助部隊，其人數在3000到15000之間。
　　為了確保他對分封諸王國的控制，開國皇帝在他的《祖訓錄》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條令規章來管束諸藩王的行為；《祖訓錄》首次發佈於1381年，後來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條規定在新皇登極以後的三年時間內藩王們不許來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當道，諸王得準備他們的兵力，聽候新皇帝召他們來撥亂反正，而在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和驅逐了奸佞以後，他們仍應返回封地。
　　對於合法的繼承原則定下了一條重要的規矩它既適用於藩封王子的繼承，也適用皇位的繼承。其中主要的一條原則是繼承人應該是長子，並為嫡妻所生。如果這一點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將成為合法繼承人。為了使這些家法垂諸久遠，明太祖對後嗣下了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對他的訓示有一絲一毫的改動；而且他告誡諸王，對任何違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們可以群起而攻之。這位開國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現實的；制度上的調整總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現在企圖削奪諸王的權力，這就使他與他的叔父們特別是燕王朱棣發生了公開的衝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這些藩王看來，他想削奪分封諸王一向享有的權利和特權的行動嚴重地違反了《祖訓錄》。
　　人們向來認為削藩的政策是黃子澄和齊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說是出自皇帝的聖裁。黃子澄是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擁護者，據說他使皇帝對採取這項政策的重要性獲得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向皇帝講述了公元前154年漢代的七國之亂反對漢景帝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這些強大而又擁有半自治權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潛在危險性。他們曾經考慮了兩種行動路線一是徹底廢除藩封諸王國；一是減少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大權。主要的目標是燕王；到了這個時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現在健在的最年長而又權勢最大的藩王，同時他也是皇家禮儀上的尊長。幾經斟酌之後，建文帝決定走完全廢藩的道路。這樣便激起燕王舉兵反對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復王朝原來的制度，實際上卻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權力和影響。
　　令人難以對付的燕王朱棣生於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許是洪武帝的一位貢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後來所說的那樣為馬皇后所生；他的這種說法是想在他從他侄子手中奪取了帝位以後按照嫡長子繼承原則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長得堅強有力，同時也精通武藝，而且據說在學習儒家經典和文學方面也是出色當行的。他的文學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為這種成就符合一個儒家君主的公開的形象。１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讓他坐鎮北方邊境，以保證國內的安全和抵禦蒙古人的入侵。
　　那時的燕王只有10歲，直到他成年以後才於1380年4月去北京就國。到了這時，他在宮廷已經接受了優秀學者和佛教和尚們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頭等將領們的輔導之下也已經開始表現出軍事領導才能；特別是徐達)對他的教導更有效，因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達的長女。在往後的數十年中燕王守衛他的藩封時，他經常指揮對蒙古人的戰鬥，在老將們的輔弼之下很會打仗。他的功績贏得了他父親的好評，但也引起了後者的煩惱，因為他越來越變得心志不凡、目中無人和鬧獨立性。當1392年洪武帝冊封他長兄的兒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為皇嗣的時候，燕王顯然是異常失望的。１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幾個月中，皇帝開始考慮怎樣增強自己的權力而同時削弱諸封建王國的權力，並且利用或有或無的罪名對那些較小較弱的藩王採取激烈的行動。周王朱橚(1361~1425)是第一個倒台的，接著另外四個王子也垮了下來：代王朱桂(1374~1446)；湘王朱柏(1371~1399)；齊王朱榑(1364~428)；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一年之內在五個舉足輕重的藩封被廢之後，燕王便成了下一個目標。朝廷承認他是最棘手的敵人，因此在行動上很小心謹慎；可是，這樣一來反而給了燕王集結部隊和作準備的時間。現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時才開始下定決心對抗朝廷。據有些材料說，他在道衍和尚(後名姚廣孝)的影響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對著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裡來任事的，並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據說在朱允炆被封為儲君以後曾向燕王進言，說他注定會有九五之分；他並且鼓勵燕王謀劃進一步實現他的雄心壯志。當建文朝廷開始清洗他的兄弟們的時候，燕王馬上覺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於道衍(這時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顧問和謀略家)，應該採取什麼步驟來對付這一威脅。１燕王已經用招降蒙古士兵的辦法擴充了他的部隊，同時他又和那些對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內外勾結起來。可是他還無意立即行事，因為他的三個兒子正在南京作為人質，以保證他不亂說亂動。與此同時，雙方的間諜和代理人來回打報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許許多多鬼把戲，又是裝病，又是裝瘋，請求遣返他的兒子們。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許他的幾個兒子回到他們父親身邊，燕王這才決心用軍事行動抗命朝廷了。
　　敵對行動爆發於1399年7月末；那時有個忠於建文朝的軍官抓到了屬於燕王藩國的兩名下級官員，並把他們送往南京以煽惑罪處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這個機會在8月5日向鄰近幾個州縣發動軍事進攻，借口要清除朝廷裡的奸佞官員。這標誌著在朝廷和燕王之間開始了一場血腥的、持續三年的軍事對抗；後來這場戰爭被掩飾而說成是「靖難」之役。為了給他的叛亂設詞辯解，燕王在後來幾個月內精心策劃了幾篇文告：它們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兩封信，以及後來給官民一體知照的宣言。這位藩王堅持說，他正在進行的是終止內亂的正義行動，而且無論衡之以儒家的孝道，還是衡之以規定諸藩王義務的《祖訓錄》中的條款，他的行為都是對的。１他指責皇帝，特別是指責他沒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沒有讓他奔臨喪葬；另外，還指責他毀壞先皇所居之宮室，從而背棄了洪武帝的祖訓。
　　他還指責皇帝受齊泰、黃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誘惑，對諸皇子進行了迫害，並且錯誤地指控他在做軍事準備來反對皇帝。他爭辯說，他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當的自衛，同時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詐顧問們，恢復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還聲稱，他有義務來執行這次懲戒使命，因為他是馬皇后所生的最年長的健在兒子，就責無旁貸；他指天誓日地否認他對帝位感興趣，只是說他是本諸《祖訓錄》中的規定而開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員的。根據現代歷史學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責是否有充分的事實根據，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夠在當時就把這些論點公諸於世，是值得懷疑的。可是，這些指責對燕王來說卻是關係成敗的問題；最終地它們要使他對抗朝廷的行動站得住腳，並且還可幫助他糾集能夠抗命的人馬。這就是為什麼這位藩王在篡奪皇位以後要竄改歷史記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論相矛盾的記載統統去掉，換上支持他的合法繼承權利的一些歷史說詞。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長子，早年立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禮法傳統，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死時，他已21歲了。繼位後改「洪武」為「建文」，史稱「建文帝」。但在位僅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後的建文帝下落，卻又成了千古疑案，眾說紛壇。主要有：
　　隱居說。永樂二年(1404)，何福之弟何祿，攜子魁二、魁五與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軍都督顧成之孫顧興國，戰歿鄱陽湖的旗武將軍齊成之子、千戶齊興(世界文化名人齊白石宗族之始遷湘潭祖)，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撫州臨川來湘潭，護送人的眷屬亦在隨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銀塘，先後移居縣城東隅之金泥灣和西鄉之碧泉，改姓名為何必華，字汝川，娶銀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長女為妻，終年87歲。據湖北麻城龜山族譜記載何必華乃水部堂何姓二世祖，其後有何應瑞為明朝工部尚書，第二十三代孫何暢(有待考證)
　　自焚說。據永樂年間《實錄》和《明史稿》的記載，建文帝繼位後，即用兵部尚書齊泰和大常卿黃子澄謀，定策削藩。領兵在外、身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起兵南下，發起「靖難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揮師渡過長江，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帥李景隆卻打開金川門迎燕王大軍入城，滿朝文武紛紛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勢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宮，頓時火光熊熊，建文帝攜皇后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嬪侍從等，大都亦隨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宮後，清宮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宮內侍人都說建文帝已自焚，並從火堆裡扒出一具燒焦的屍體證明之。燕王見到屍體，分不清男女，慘不忍睹。其繼位稱帝后，只得以天子「禮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紀》及《明史‧方孝儒傳》均持此說。
　　削髮為僧說。清代名人呂安世和近人蔡東藩等則認為燕軍破城後，建文帝無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時少監王鉞告訴他：你祖父臨死時，給你留下一個鐵箱子，讓我在你大難臨頭時交給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內。群臣急忙把箱子抬來，打開一看，裡邊有三張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證，上面寫好了建文帝等三個人的名字。還放著三件僧衣、一把剃頭刀、白金十錠、遺書一封，書中寫明：「建文帝從鬼門出，其它人從水關御溝走，傍晚在神樂觀西房會集。」據此，建文帝三人剃了頭，換上了憎衣，只帶了九個人來到鬼門。鬼門在太平門內，是內城一扇小矮門。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彎著身子出了鬼門，其他八人隨之出了鬼門後，就看見水道上停放著一隻小船，船上站著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們上船，並向建文帝叩首稱萬歲，建文帝問他怎麼知道我有難，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樂觀住持，昨夜夢見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觀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髮為僧，繼承了祖業。
　　此外，在《明史‧姚廣孝傳》和《胡濴傳》裡記載：明成祖朱棣當了皇帝後，對建文帝自焚而死，也產生過懷疑，也有人告訴他那具燒焦的屍體是馬皇后的，建文帝削髮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洽抓了起來關進監獄長達十餘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並派鄭和下西洋「欲尋蹤跡」，派戶科都給事中胡濴遍行郡、鄉、邑長達16年，搜尋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個晚上，他已睡下了，但聽說胡濴回來了，急忙穿上衣服，在臥室單獨召見。胡濴訪得建文帝離開紫禁宮後，削髮為僧，既沒有去神樂觀，也沒有去西南、東南周遊避難，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蘇吳縣普洛寺內，此後一心為僧，無復國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過查閱大量文獻和實地考察後，指出永樂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於江蘇吳縣穹窿山，終年46歲，葬於皇駕庵後的小山坡上。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歷史真實，因為當時燕軍兵臨城下，把紫禁宮團團圍住，建文帝想逃也來不及了，更何況經考查也無鬼門、御溝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個貪權無厭、殘暴無情的武夫，落在他手裡決無好下場，不如以死了之為上策。燕王朱棣也絕不會讓建文帝活下去，否則，他就不能當皇帝。朱棣為了不留下「殺侄奪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尋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歷史疑案，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機。綜上，朱棣在即位後，下令搜尋建文帝，這是歷史事實。但他的真實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個未揭開的歷史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