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洋務思想晚於同時代人
近幾年，關於曾國藩的出版物很多，但魚龍混雜。史學工作者易孟醇十多年前出版有《曾國藩傳》，近著《曾國藩真相錄》（以下簡稱《真相錄》）則是針對近年一些對曾氏的胡吹誤判而撰寫的匡時糾謬之作。
●曾國藩是“湘軍的創建者”嗎？
在對曾國藩的研究中，有人稱曾氏為“農家子弟”、“湘軍的創建者”、“湘軍的最高統帥”……《真相錄》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曾國藩是有水田100多畝、山林和屋宇多處的鄉紳曾星岡的孫子，是教私塾一輩子的秀才曾麟書的兒子，與“農家”沾不上邊。說他是“農村子弟”是可以的，但一字之差，謬以千裡。《真相錄》又說明，湘軍的最初創建者是江忠源、羅澤南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忠源率團練鎮壓了家鄉瑤民雷再浩起義，比曾國藩鹹豐二年底出辦團練，早了五年多﹔江忠源率勇出征外省在咸豐元年，比曾國藩鹹豐四年才組成一支團練，早了兩年多。而且，曾氏親自建成和率領的陸營於鹹豐六、七年在江西戰場上完全被太平軍“消化”了，水師也早已分成內湖、外江兩支，無法聯系，不能發揮多大作用。
“湘軍”，是一個軍事集團，泛指以湘人為主要頭目，以湘人為主要練勇的部隊。內部派系林立，從來沒有統一指揮，統一號令，統一營制，統一餉源，是靠“呼朋引類”，以地緣、血緣為紐帶而拼湊成的，“其將死，其兵散”，因而內部矛盾重重。《真相錄》指出，鹹豐三年曾國藩在湖南初辦團練時，連同是湘鄉人的羅澤南也調動和指揮不了﹔即使在他任兩江總督，權力達到頂峰的時候，也調動和指揮不了胡林翼、李續宜湖北的湘軍，調動和指揮不了左宗棠閩、浙的湘軍，調動和指揮不了駱兼章、劉蓉川、陝的湘軍，調動和指揮不了劉長佑兩廣、雲、貴的湘軍。所以說，曾氏為湘軍最高統帥，是不符合史實的。
●曾國藩是“最優秀的成功者”嗎？
有人認為，“最優秀的成功者”。對此，《真相錄》一書進行了辨析。作者在書中統計道：曾國藩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中進士開始，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去世，共從政44年差兩個月，而用於鎮壓太平軍和撚軍的時間達15年，佔從政時間的44%，這尚未計算他為湘、淮軍接濟軍械、糧餉等間接與農民起義軍作對的時間。就是說，曾國藩一生的最大“事功”、“最優秀的成功”，便是鎮壓農民運動的成功了。1926年3月28日，毛澤東寫道：“太平天國洪秀全號召廣西一班失業農民起來革命，大有社會革命的意義，孫總理也很佩服他。”“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曾國藩的這種“成功”，不是很可悲的嗎？
的確，曾國藩重視個人修身，治家有術，教子有方，有許多值得後人借鑒的地方。他強調一個人的大節與小節，認為，父母死，不守孝三年，而墨?從戎，“斯關大節”，“終身不得為完人”。可是，“亟功名”（章太炎評語）的曾國藩於鹹豐二年底和鹹豐八年六月，都於熱孝在身之際“墨?從戎”了，按他自己的話是，“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為完人”了。《真相錄》認為，在外族入侵的危機時刻，站在哪一方，這是大節﹔破壞或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大節”……這與曾國藩的“大節”則完全不同，所以，曾國藩並不是“完人”。這是由人的歷史局限性決定的。每個人都不“完人”，曾國藩也是如此。
●曾國藩是“現代化的開拓者”嗎？
曾國藩晚年的確從“剿發逆，勤遠略”的目的出發，由仿製洋炮洋船開始，購買西方機器設備，搞翻譯，逐漸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派生員出國學習，開後來的洋務運動先聲。後人不會忘記他的功績。然而，近來有人說曾國藩是中國現代化的“開拓者”，這種美化有點譽之過度。林則徐在廣州組織人翻譯外文書刊，成《四洲志》，比曾氏搞翻譯早了二十五六年﹔魏源的《海國圖志》設想在廣東虎山建造船廠和火器局，比曾氏於鹹豐十一年在奏摺中建議仿製洋船早了十八九年。他的政敵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提出“興器皿技藝”、“興舟楫之利”、制輪船造火車在鹹豐九年，比曾氏辦洋務也早了六年。此為一。二，曾國藩的洋務思想，也比同時期的人落後。他辦洋務，隻限於槍、炮、船等“器”和制器之器﹔介紹西洋文化，隻限於光、電、聲、化等格致之學。《資政新篇》的眼光則更寬廣些，提出各種機器“任乎智者自創”，且規定“首創至巧者，自專其利”，鼓勵“招民探取”礦物，或設郵局、辦醫院、興學校，又規定“有爭鬥搶奪他人之先者，准總領及地方官嚴辦”，保護私有財產，並涉及立鄉官，“司工商水陸關稅”的經濟制度。比曾氏大16歲的徐繼畬和比曾氏大17歲的魏源，在他們的著作中，更介紹了義大利、瑞士、英、美等國的民主政治制度。
曾國藩所處的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已相當發達，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中國雖然由閉關鎖國的狀態逐漸走向了世界市場，但是，如何不被侵略者任意宰割，自立自強，使中華民族屹立於民族之林，已是時代的強烈呼聲，中國歷史的必然道路。可是，曾國藩對此卻著力不多。因此，很難說曾國藩是站在當時時代和社會發展的前沿，而成為現代化道路的“開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