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尚吃素源自梁武帝

　　素食之風，古已有之，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就已經十分盛行。古時吃素，倒不是由於當時經濟落後，沒有肉吃，只能以瓜菜裹腹，而是那時已經出現了「養、助、益、充」的飲食觀念，提倡「五穀為養、五果為助 」。這在最早的醫學經典著作《黃帝內經》裡就有詳細記載。但主要的原因，還是老莊清靜無為哲學思想的影響。一大批隱逸的文人，崇尚自然，認為吃肉使人氣濁，吃素使人氣清。為追求清氣，極力奉行素食的原則。
　　 吃素，本是一件好事。但發展到後來，就有些走火入魔。《漢書》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個叫周澤的人，餐餐吃素，以致營養不良生病。老婆怪他，說何苦這樣把自己折磨。周澤一聽，火冒三丈。馬上以“干犯齋禁”的罪名，把老婆送進監獄。「干犯齋禁」，當時可不是小罪，基本和現在的「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差不多。
　　佛教在從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直到南朝梁武帝時的四百多年裡，並沒有規定和尚一定要吃素。佛經《戒律廣本》寫得很明白：佛教沒有吃素的規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葷」。這個葷，並不是我們現在的概念，指雞鴨魚肉一類的動物食品。我們現在講的葷，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葷」。《梵網經》指出:「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蔥、慈蔥、蘭蔥、興渠是五辛」，葷就是這五種蔬菜。葷字從草頭而不從肉旁，說明葷的原始意義，是植物而非動物，至於葷為什麼從植物變成了動物，是後來演變的結果。
　　當時，和尚是否吃肉食，是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不搞一概而論。佛教分為大乘與小乘。大乘是一心度人，以自度為度人手段，所以什麼肉都不能吃。小乘但求自度不求度人，允許吃三種「淨肉」(「三淨肉」為「 一我眼不見其殺者；二不聞為我殺者；三無為我而殺之疑者」)。
　　據相關記載，對於比丘患病者，即生了病的和尚，是需要實行人道主義政策，特殊照顧，什麼肉都可以吃。現今印度、斯里蘭卡等國家的洋和尚，中國蒙、藏、傣等少數民族的和尚，還都是允許吃肉的。
　　和尚不准吃肉，是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南朝的梁武帝蕭衍一手策劃並大力推行的「政策」。梁武帝蕭衍是個佛教的超級發燒友，他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想當和尚，想得幾乎發瘋，竟然先後四次，擅離職守，跑到同泰寺，捨身向佛，要去當和尚。他還規定佛教是南朝的國教。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南朝境內到處建起了佛寺，大批人出家當和尚、尼姑，全國僧尼甚至達到數百萬人，僅首都健康(今江蘇南京)一地，就有佛寺700餘所，僧尼10餘萬人。
　　梁武帝之所以規定和尚不得吃肉，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他貴為皇帝，酒肉對他來說太平常，何況天天大魚大肉也使他覺得很不利於修身養性，於是一廂情願地推己及人，規定所有向佛之人特別是和尚不許喝酒吃肉；二是梁武帝對佛經酷愛到手不釋卷的地步，一部《大般涅經》爛熟於心。因經書裡規定：「戒殺生」，故而他想若是殺生管殺生，肯定管不徹底，還是要從根本上抓起，乾脆不准吃肉！肉不能吃，則殺生無益無用，故而可以在源頭管住殺生。一經決定，立即緊急傳旨：臣民提倡吃素；和尚一律不准吃肉。於是乎，皇帝金口一開，一呼百諾。一時間，素食者「天下戶口，幾去其半」。
　　儘管剛開始推行素食制度時，寺廟中的那些僧眾，儘是一些「酒肉和尚」。但是，梁武帝的用意並不是在於揭露那些僧侶的劣跡，而是要強調他的素食主張。梁武帝連續撰寫四篇「斷酒肉文」的理論根據，是《涅盤》等經的大乘教義。他以教義取代戒律，強令僧尼們一律遵守，否則「當依王法治問」。迫於「皇帝菩薩」的權威，僧尼們只好陪綁和就範。從此以後，我國便形成了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素食的傳統，並流傳至今。
　　既然和尚吃素已成傳統，如今又被廣大僧尼所接受，已不存在改革與創新的問題，繼續延用也無可厚非。只是就事論事地說，作為執政者，是否能夠以個人的好惡制定政策、是否可以憑借權威實施制度，還是值得我們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