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變之影響

　　明嘉靖29年(1550)六月，蒙古俺答率軍犯大同。大同總兵仇鸞重賂俺答，請求勿攻大同，移攻他處。八月，俺答遂引兵東去，自古北口入犯，長驅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當時勤王兵四集，仇鸞也領兵來。
　　明世宗即拜仇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兵部尚書丁汝夔請問嚴嵩如何戰守。嚴嵩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會意，戒諸將勿輕舉。諸將皆堅壁不戰，不發一矢。於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騷擾八日，於飽掠之後，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後，嚴嵩又殺執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責。因這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草原的元皇室殘餘勢力同明朝對立。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派兵北伐，逐步擴大北部的廣大地區。為了加強對北方的控制，明成祖於1421年遷都北京，在長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區，設立衛所20多處。16世紀中葉，蒙古地方勢力中韃靼部首領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區的主要對手。俺答曾向明廷要求給他封爵，允許每年進貢，在長城關口恢復互市貿易，但以嘉靖皇帝為首的明王朝拒絕了這些要求。俺答的真心求貢得不到批准，導致了雙方軍事衝突進一步擴大。
　　嘉靖29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因「貢市」不遂而發動的戰爭。該年為干支紀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變。當時，蒙古與明朝的「貢市」關係時斷時續。明朝的農業與手工業產品，在數量與品種上都難以滿足以畜牧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為土默特部首領和右翼三萬戶盟主，為對付瓦剌，更好地統率各部，迫切要求與明貿易。他向明稱臣納貢，希望擴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變重演，加以拒絕，並殺來使。於是，俺答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企圖通過戰爭達到上述目的。
　　嘉靖29年六月，俺答率軍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和副總兵林椿皆戰死。因賄賂嚴嵩子嚴世藩而任宣府、大同總兵的仇鸞惶懼無策，以重金賄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東去，十四日，入古北口，殺掠懷柔、順義吏民無數，明軍一觸即潰，俺答長驅入內地，營於潞河東二十里之孤山(今通縣東北)、汝口等處，京師震恐。時京師兵籍皆虛數，禁軍只四五萬，半為老弱，半為內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戰具甲仗，戰鬥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應舉武生守城，並飛檄召諸鎮兵勤王。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綏、河間、宣府、山西、遼陽七鎮兵先後至。明援軍雖五萬餘人，但皆恇怯不敢戰，又缺少糧秣。嚴嵩也要求諸將堅壁勿戰，聽憑俺答兵在城外擄掠。此時，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十九日至東直門。二十一日德勝、安定門北民居皆被毀。二十二日，由鞏華城(在昌平縣)攻諸帝陵寢，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
　　此前，俺答於十八日引兵奪白羊口(在今北京延慶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餘眾於京城外，以為疑兵。但白羊守將扼險防禦，俺答不得出，乃復東向南。至昌平北，敗仇鸞之軍，長驅至天壽山，循潮河川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師解嚴。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事變以後，明世宗加強防禦措施，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總三營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薊遼總督大臣，轄薊州、保定、遼東三鎮，募山東、山西、河南諸道兵歲集京師防秋，秋後散去，以為定制；又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明代北部邊防逐漸加強。
　　庚戌之變使得明朝政府勉強答應「通貢互市」，實際實施卻拖延反悔。但畢竟堅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處也逐漸為明朝統治集團所認識，於是，當1570年阿勒坦汗的孫子把汗那吉負氣出走明朝時，這一偶然事件卻促成了蒙、明貿易的正常化。從此，這塊雙面舞台自豐州城被毀之後的又一個繁榮期拉開了序幕，而影響更加深遠、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遷徙也從此拉開了序幕。庚戌之變此後20餘年，俺答連年南下擄掠，長城沿線的百姓深受其害。至1570年雙方最終達成和議，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俺答服屬中央朝廷，長城一帶才開始得到安寧。
　　庚戌之變是蒙古對明朝發動的大規模戰爭。戰爭的起因、經過、結局無不與明、蒙雙方貿易聯繫的恢復及發展息息相關，故明蒙之間的經濟貿易交流作為維繫雙方和平交往的紐帶是無法斬斷的。這正是庚戌之變的實質所在。同時庚戌之變不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軍事上的腐敗無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經濟聯繫，也表面了明朝統治者不顧這種客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繫的制約而制定並執行的錯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