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也的故事
你知道台灣人第一面奧林匹克獎牌得主是誰嗎？他不是運動員，他是……江文也。
1936年第11屆柏林奧運會，承襲希臘傳統，同步舉辦國際藝術競賽，分別有繪畫、詩歌、雕刻、作曲等項目，江文也代表日本以〈台灣舞曲〉獲選，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林匹克獎牌的台灣人，也是亞洲首位榮獲國際大獎的音樂家。
這位才子一生背負了歷史悲情，日本人看他是殖民地台灣人、二等國民；中國人說他是日本人、批鬥為漢奸；而眾多台灣人卻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筆者有鑒於網路上，六、七百筆江文也的資料，多少誤傳，特重新研究各方著作，檢視江家親戚提供資訊，又閱讀歷史資料，並獲吳韻真女士補充與閱稿。雖遺憾由於特殊因素，無法親炙日本重要資料，只能先發表「小傳」，以紀念台灣之寶，但盼凝聚樂友之力，來日能呈現其生平全貌。
大稻埕出生
江文也的祖先是福建永定客家庄大地主，因逢饑荒，原是讀書人的祖父江國英渡海來台，開墾淡水附近三芝荒郊土地，並依故鄉埔頭之名，取名為埔頭坑。祖父墾荒有成，開始經商，除了收養的次子耕農，三個兒子都回福建應考，長子和三子為舉人，四子為秀才。日治以後，次子永生也加入家族事業，遷居艋舺，四子長生更大展鴻圖，遷居至大稻埕，商務還涉足船隻運輸，來往滬尾、基隆、廈門、橫濱等港口（家族史料為江明德提供）。
1910年6月11日，端午節這天，台北大稻埕街頭鑼鼓喧天，陣頭歡唱〈慶端陽〉，淡水河畔人潮擠著看龍舟競賽。江長生次子文彬（文也的本名）誕生了，遺傳了父親的文人特質，也繼承了母親鄭閨（花蓮商人之女）的音樂細胞。在母親為弟弟文光哼唱〈搖囝仔歌〉時，三歲的阿彬就能全曲哼唱，為母親代勞。四歲時，阿彬最喜歡高唱母親故鄉的一首〈山歌〉。五歲時，常常溜到住家附近，台灣哲人李春生創辦的「大稻埕教會」，趴在窗口跟著唱〈聖詩〉，令牧師教友驚訝不已。節慶日，當戲班唱戲時，大家也能聽到童音的〈百家春〉與〈卜卦調〉。除了音樂天賦，小阿彬也非常熱中塗鴉。儘管父親會說一點點客家話，但家住大稻埕，母親講閩南話，三兄弟都成了只會說閩南話的客家人。（註）
廈門少年詩人
日人治台後，引發台籍商人遷居福建沿海都市的風潮，這是因為清末列強瓜分中國，日本自1898年取得福建沿海「獨家租借權」，設有領事館、醫院、學校及台灣銀行分行，日本人及「台灣籍民」享有治外法權及免稅等優惠。廈門「台灣籍民」近萬，占人口十分之一，並有「戶口」及「出入境登錄」的管理。
江氏家族因應風潮，留下老二管理台灣產業，三兄弟陸續移居廈門。老大承輝走官場路線，老三保生靠著領事館的支持，創辦《全閩日報》，老四長生以別名江蘊均縱橫商場，繼續發展航運貿易事業，但戶籍仍設在三芝祖厝，「寄留地」仍是大稻埕。
江家大厝座落於水仙宮後崗三十六崎頂，是人文薈萃的港土乾區，往來都是騷人墨客，南音、北調、亂彈、戲曲，終年不斷，傭人即使不能出口成章，唐詩宋詞也能胡謅幾句。江長生交遊廣闊，各國人都有交情，他加入「台灣同鄉會」，往來如：大稻埕茶商陳天來、高雄人陳中和、台北實業家李高盛、金融專家出身台北師範的蘇嘉和及板橋人林木土，還有醫師，來自岡山的許恩錫，新竹的劉壽祺，彰化人陳宜方、陳新造，澎湖人楊依、李墨，高雄人曾曉等。1923年杜聰明訪問廈門，就曾拜訪同鄉會，並撰寫報告。這其中，往來兩岸的板橋林家大掌櫃兼外貿總管許丙先生，就是很貼心、能夠談論文化藝術的摯友。
文彬三兄弟就讀台灣總督府直營，專供「台灣籍民」子弟念的僑校「旭瀛書院」（等於台灣的公學校），人稱「港土乾三少爺」，尤其是文彬更有「少年詩人」的稱號，他除了用日文寫詩，還特別喜歡吟唱閩北、閩中、閩南不同腔調、饒富變化的〈天黑黑〉。
廈門東南邊的小島鼓浪嶼則是八國租借，三伯在這裡有洋樓，認識許多洋人與傳教士，阿彬在這裡啟蒙到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西洋文明，更在教會接觸到風琴、鋼琴、小提琴，學到五線譜，求知欲旺盛的少年經常賴在鼓浪嶼，不回廈門。
赴日求學1923年，聰明賢慧的母親病逝，父親深受打擊，加上事業繁忙，就安排次子繼長子之後與送到日本，由業務代理人光子女士，安排兄弟就讀她鄉下老家長野縣的上田中學。
阿彬初中時，是理工藝文全方位的優異學生，也是足球選手，他最崇拜詩人島崎藤村。文鍾還曾買一隻「嘴琴」（口琴）送給文彬，並見識到他無師自通，三兩下就能吹奏旋律的天分，〈櫻花〉、〈送別〉、〈晚霞〉、〈卡布里島〉等等「日西名曲」，他都琅琅上口，又擅長改編，加油添醋，饒富變奏情趣。
兄弟旅日期間，每隔一、二年都會返鄉探親，當時橫濱、廈門的往返航班常會停靠基隆，兩人回到大稻埕老家，探望二伯家人，偶爾也到三芝古厝祭祖。逛街時最愛購買民俗藝品，有次在購買「台灣古地圖」時，還遇到廈門就認識的父親友人許丙先生，當年阿彬赴日，許丙叔叔還曾致贈紅包當做獎學金。許丙告知，以後回台灣一定要通報，交通食宿他都會負責。
上田畢業，青年阿彬，幾經掙扎，還是遵從父命：「務必修備德意志式的生產技能」，於1928年3月考入東京的武藏高等工科學校電氣機械科，課餘到上野音樂學校夜間課外部選修。
暑假，阿彬很高興被派到台北錫口（松山）發電廠實習，就利用假期與上海同文書院唸書的弟弟文光，四處欣賞南北管戲曲、採集民歌，樂譜上都記著〈文光採譜〉。甚至遠赴花蓮探視舅舅、阿姨，他還拜託許丙叔叔買到火車票，深入阿里山旅遊，接觸到原住民的歌舞，埋下50年後，寫作〈阿里山歌聲〉的種子。
母親逝世後，父親的「兩岸航運」事業不順，臥病在床，由同文書院畢業的文光負責照顧，醫生囑咐吸食鴉片可以多活幾年，鴉片昂貴，終至家產耗損，賣掉大稻埕的房地產，1933年往生後，文鍾趕回廈門，文彬只得工讀，賺取生活費用。其實，在父親重病時，為阻止兒子玩音樂，就已經斷絕金援了。
文彬先是到餐廳酒家走唱，多次參加聲樂比賽獲獎後，有點知名度，旅日企業家楊肇嘉主動幫助，生活才有改善。後來兼任哥倫比亞唱片歌手，又進入藤原義江歌劇團，擔任男中音角色，先後演出《波西米亞人》及《托斯卡》，俊逸的扮相，吸引不少粉絲。
一直以來，文彬經常湧起創作欲望，卻感受到技巧不足，就跟山田耕筰學作曲，不過，兩人音樂氣質殊異，幾次後，就不再登門了，轉到東京音樂學校御茶水分校，跟田中規矩學鋼琴；也跟橋本國彥學作曲，一年後，橋本留學德國，課程也中斷了。他替管絃樂團抄總譜與分譜，還到出版社打工，同樣抄譜與編輯，自修習得和聲、對位等作曲技巧。
回憶故鄉台北城的印象，24歲的文彬正式創作第一號作品〈城內之夜〉鋼琴曲，為了慶祝人生的新里程，中文名字改為江文也，日文拼音用Bunya Koh。
返台表演
1934年8月，楊肇嘉先生倡議組織「鄉土訪問音樂團」，由旅日音樂家擔綱，返台巡迴演出──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共七場，同台的有高慈美、林秋錦、柯明珠、陳泗治、林澄沐、林進生、翁榮茂等人。穿著時髦白色西裝演唱的文也帥哥，最讓女性風靡。
演出空檔，除了回三芝祭祖，他盡興遊覽各地風光，參觀剛完工的嘉南大圳，這是八田與一設計監造，亞洲最大的水利工程。也買了正流行的78轉曲盤〈桃花泣血記〉，與就讀上海音專的弟弟文光（一年後病逝於盲腸炎）一起蒐集原住民歌曲，買了原住民服飾。
返日後，以原住民最典型的「無特定意義但有情緒的虛字詞」方式，寫成〈生番四歌曲〉，後來改名為〈高山族四歌曲〉，歌詞以羅馬拼音記錄的，發表會上江文也還穿著頭目裝獻唱。（大陸學者不了解，還誤解為：如天書般的拉丁文。）隔年４月２１日台中大地震，《台灣新民報》主辦「賑災音樂會」，文也事忙，無法返鄉，但仍寫作〈賑災歌〉，共襄盛舉。
返鄉表演結束，回到東京，文也的故鄉情依然澎湃，他將〈城內之夜〉改寫為〈台灣舞曲〉，然後又改寫成管絃樂曲，為了掌握寶島精神，他常與台灣人交往，幾次應蔡培火之邀，到蔡氏經營的「味仙餐廳」聚會合影。
娶瀧澤乃ぶ為妻
1934年9月27日與相戀多年，小他一歲的瀧澤乃ぶ女士結婚，戶籍遷入大哥繼任戶長的三芝， 妻子冠夫姓為江乃ぶ（Nobu）。
瀧澤的祖先是日本戰國時代村上武將的部下，算是武士的後代，母親早逝，父親企業有成，大力反對女兒與殖民地台灣人交往，奈何敵不過愛情的力量，演出私奔故事。
乃ぶ小姐擅長繪畫，兩人蒐藏許多畫冊、唱片、詩集，經常赴日比谷公會堂欣賞歐洲名家的演出，魯賓斯坦、海飛茲、克萊斯勒，票價再高，也在所不惜。兩人最喜歡到TAD咖啡廳與文藝好友欣賞古典唱片，為了延長咖啡的啜飲時間，或讓咖啡不能喝，他們會加上五顆方糖，一邊讀總譜一邊聽音樂。結婚後，面對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丈夫，乃ぶ只能認命，經常變賣首飾度日。
柏林得獎
自稱生於「南方白鷺之島」的文也，第二號作品〈白鷺的幻想〉更是成功描繪了寶島田園風光，芭樂、龍眼、蓮霧、相思樹、竹林、水牛、土角厝、瑠公圳，維繫著無法割捨的故鄉情。其他佳作相繼問世後，他積極參加比賽，因為不參賽就無法被演奏，或許不是學院科班，或許是歧視二等國民，成績老是屈居第二，與冠軍無緣。為此，乃ぶ的父親顧慮到女兒的幸福，暗地裡拿出資金、運用人脈，推展女婿的音樂，只是文也並不知道有此大金主存在。
1936年第11屆奧運會在柏林舉辦，承襲希臘傳統，同步舉辦國際藝術競賽，分別有繪畫、詩歌、雕刻、作曲、建築等項目，江文也的管絃樂版〈台灣舞曲〉，通過作曲家聯盟的甄選，再由體育協會推舉，於3月代表日本參賽，台灣報紙曾有熱烈報導。
8月宣布結果，得到當時歐洲四位名作曲家評審的青睞，獲得「入選外的佳作」（入選三名，文也等於第四名），當「認可獎」（或稱特別獎）獎牌從柏林寄到東京的作曲家聯盟，卻遭受到聯盟刻意淡化，連返國的奧林匹克委員被報紙採訪，也只低調輕描淡寫。這是因為同時參賽的四位作曲家山田耕筰、伊福部昭、諸井三郎和萁作秋吉的作品都落選了，這四位樂壇知名人物，竟然輸給26歲的殖民地人，內心都不好受。樂壇議論著：「台灣舞曲沒啥技術嘛！只因東方風味引發歐洲人好奇而已。」文也當然不服氣，把獎牌拿給報社朋友看，《東京日日新報》馬上於9月11日大幅報導，刊登獎牌、照片及樂譜。當然囉！《台灣日日新報》亦馬上跟進，以頭條報導，文化人都開始注意這顆東方的彗星。 （待續）
【註】筆者大二時，在舊書攤買到1936年的〈台灣舞曲〉，以為江文也是日本人，後見許常惠著《台灣音樂史》，介紹江只有一、二行：「江文也，淡水人……」。謝里法、張已任、韓國金黃皆自然延用，直到吳玲宜碩士論文，查出戶籍資料，才改為三芝。筆者主編教科書，首度介紹江文也，及1995.6.12發表兩位夫人來台後的文章，均以「三芝出生、廈門成長、東京成名、憧憬北京、心繫蓬萊。」描述其一生。未料，只隔兩天，報紙報導虞戡平拍攝影片，江文鍾告知：「弟弟出生在大稻埕。」筆者始廣為宣傳。2003年12月24日，中央研究院「江文也研討會」，所有的論文皆稱三芝出生，筆者以聽眾身分提出資訊，馬上引起三芝鄉親抗議。感謝周婉窈博士深入調查，也感謝日本人的戶籍建構，更感謝三芝鄉公所人員，證實江家於明治39年，即1906年3月9日，將全戶戶籍從「艋舺」遷到三芝，但同年10月江長生一戶即「寄留」於大稻埕，且數度更改「寄留」地址，1922年之前都在大稻埕附近。因此大哥說弟弟出生在大稻埕，但戶籍確在三芝，兩地都可引以為榮。就像結婚後，乃ぶ冠夫姓，叫江乃ぶ，戶籍在三芝，寄留地卻在東京。
童年記事依據1934年江文也向訪問團同行鋼琴家高慈美敘述的回憶而推論。
台灣舞曲
江文也的故事-中
希特勒時代，許多猶太人跑到日本，音樂家也絡繹不絕，讓本就快速西化的日本，如虎添翼，更大量引進歐洲最新出版品。
恩師齊爾品
文也非科班出身的作曲成就，除了天賦，得感謝一位貴人，俄國貴族後代，旅居美國的齊爾品（ 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他是應聘到中國，於1930年成立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任教，並於1934年首度訪日演奏後，愛上東方風情，經常往返兩國，主動關心中日樂壇的發展，特別提攜作曲人才，鼓勵民族特色，呼籲「歐亞合壁」，熱心在歐美演奏之外，還由龍吟出版社創立《齊爾品精選集》，發行日本創作曲，日本樂壇許多人及中國音樂家賀綠汀、老志誠、劉雪庵等都受到他鼓勵。他本身也創作，作品有一首五聲音階黑鍵的〈敬獻中華〉，更娶中國女子李獻敏為妻，李獻敏後來成為張已任在紐約的房東，是張已任研究江文也的動機來源。
江文也在作曲家聯盟認識齊爾品之後，就拜師學藝，斷斷續續有一年之久，直接深入探討、擷取歐洲最新的音樂手法，德布西、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語彙，都曾出現在江的作品中。
1936年6月下旬，齊爾品在北平與上海演奏，特別邀請他認為亞洲最有才氣的文也走一趟「追尋東方音樂寶藏之旅」。這是文也除了故鄉廈門、福建之外，首度到內陸旅行。中華文化給他重重的撞擊，將要改變他的後半生，這可以從他返日發表的〈從北京到上海〉一文得知：「我好似與戀人相會般，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魂魄也炙熱到極點。」與俄羅斯的淵源，還有一段故事；1 9 3 5年，知名的男低音夏里亞品（F.I.Chaliapin 1873-1938）訪日，文也曾在他面前演唱，夏氏說：「你究竟是作曲家還是聲樂家呀！」可見文也的藝術多麼受肯定。
透過作曲家聯盟的安排，文也的〈斷章小品〉、〈小素描〉獲威尼斯第四屆音樂節作曲獎，〈四首高山組曲〉等被送到義大利、法國、德國及巴黎萬國博覽會演出，奠定國際作曲家的地位。
戰爭國策總動員
1937年7月7日，日本啟動侵華戰爭，12月，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中南海成立，由王克敏任委員長（俗稱冀東政府），東北已是日本勢力範圍。隔年3月又在南京設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精衛政府），4月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展開「大東亞共榮圈」計畫，全民投入戰事，所有的音樂家，都要遵從國策來創作民族風格的音樂，大量改編民謠流行歌，不得再搞歐洲古典音樂及最新的前衛作品，當然也有人發起熱烈的音樂報國運動。
電影公司則仿德國模式成立「文化映畫部」，拍攝宣揚國威的記錄片，《南京》（秋元憲導演）、《東亞和平之道》（鈴木重吉導演）、《北京》（龜井文夫導演），及後來的《熱風》、《陸軍航空戰記緬甸篇》，大導演們都力排眾議，指定最有才氣，又具華人血統的江文也負責配樂與作曲。
只要有錄音或曲盤出版，文也就寄回廈門或台灣，濃濃的日本味，讓大哥大嫂罵他：「日本米吃太多，放的都是日本屎。」他也決意自我鬆綁東瀛繩索，準備到維也納泡「文化の湯」，可是，人生卻轉了個大大的彎。
白光熱戀才子
《東亞和平之道》開拍，東寶映畫到滿州國招考數位演員到東京培訓，芳齡十八本名史詠芬的白光是內定的女主角，她以就讀東京女子大學藝術系的名義來到日本，負責配樂的江文也，就是她們的音樂老師。清純秀麗的白光非常認真學習，一口酥軟京片子，唱起中國小調，慵懶的韻味，讓風流瀟灑的江文也迷醉了。〈釵頭鳳〉讓他埋首久違的中國古典文學，京韻腔的〈蕩湖船〉則讓他想起在台北聽過的同一首曲調，台語唱詞的〈八月十五〉。
白光獨特嗓音的建立，江老師有莫大的功勞，因為中國小調傳統，都是周璇式的戲曲高音調唱腔，鄉親們很難接受白光天生的低音音色，初到日本時，聲樂教授也曾要求她勉強擠出女高音的音質，只有江老師要她發揮自己聲音的本色，讓少女對江文也更加崇拜。
其實文也會從聲樂家轉型為作曲家，部分原因也是「對日本聲樂界不滿」，他認為義大利美聲唱法是歐洲古代劇場，尚未發明麥克風的時代，必須特別訓練才能將單薄的聲音傳遞大劇場的方法，不是自然人性的發聲。因此，他的唱腔是符合人體構造的，也可以說是比較像20世紀「音樂劇」的唱法。
白光的緋聞傳出，乃ぶ並沒有吵鬧，只盼白光回中國之後，婚外情即可結束。沒想到，北平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也是「台灣籍民」的柯政和提出邀請，要文也前往任教。這時乃ぶ已懷次女，卻不敢阻擋，她知道夫婿雖享有國際風光，卻依然受到歧視，況且，「大學教授」的職稱，以文也非學院的出身，在日本是不可能得到的，遂接受文也的安排，到日本占領的北京工作，寒暑假回東京的家。
中國帝都
在中國，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1937年之後，日本人又改回為北京。此地自元朝建「大都」至清朝仍為京城，數百年的帝都風華──宮殿、豪宅、庭園、寺院的宏偉大器，足以震撼所有的初臨者。
京城內在的漢文化，對所有在東瀛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人而言，也是孺慕之對象，尤其是從事創造的文化人，更熱烈盼望親炙其地。
和前文所提的福建的情況一樣，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以後，「台灣籍民」同樣享有跟日本人同樣的待遇，更因以漢制漢的政策，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就很容易謀職或就任官職。
到北京的台灣人，以擔任教職的人數最多。如北京大學任教的張我軍、蘇子蘅、林耀堂、洪炎秋；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林朝權、林朝啟兄弟、洪耀勳、柯政和；北京藝專的張深切；京華美術學校的郭柏川。
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則有吳敦禮、楊克培、李金鐘、謝廉清、王英石、彭華英、林文龍、辜炎瑞等人。商界則以楊英風的父親楊朝華最成功，他以戲院、電影院起家，後涉足木偶劇團等娛樂事業。還有原任經濟調查所翻譯，後來專心寫作的鍾理和。
「新民會」則是一個必須提的機構，這是戰爭國策下軍方主導，灌輸中日親善，號稱文化性的組織。新民會屬下的「新民學院」，則如國民黨的「革命實踐院」一樣，是專為培訓各級幹部的機構。
憧憬北京
1938年春，乃ぶ帶著長女陪伴夫婿到北京，但很快就回東京，隔年再去一次，從此就留在東京，讓夫婿兩邊跑。
文也帶著兩年前到中國旅行的文化憧憬，要更深入了解中國，河北人白光是最佳嚮導，從華麗的故宮、天壇、隆福寺、琉璃廠，從京韻大鼓到祭孔大典，文也跟白光一句一句學著北京話，有幾位學生到教授家，就看到白光正唱著文也編曲的〈鋤頭歌〉與〈春景〉等民謠。不過，戀情只維持不到一年，白光到上海追尋星夢，就斷線了。
戰後，因為《東亞和平之道》，江文也和白光都蒙受「漢奸」罪狀。白光努力有成，被封為「一代妖姬」，她曾對數位好友說：「我這輩子最心儀、最崇拜的男人，就是18歲的初戀情人江文也──他是台灣人。」晚年定居吉隆坡的白光，首次來台，是想看看初戀情人的家鄉，第二次來台，除了演唱，最想拜訪文也的哥哥，卻被拒絕。
與白光分手後，文也來回北京與東京，發表樂曲〈中國民歌集〉、〈北京萬華集──鋼琴〉、〈北京點點──管絃樂〉等作品，並將出版品寄回廈門、台灣。同時〈斷章小品〉、〈五首素描〉還在威尼斯國際現代音樂節獲獎。
追尋東方音樂的足跡，第一年秋天就到國子監孔廟參加祭孔典禮，並且研究古代音樂文獻，第二年春天又去祭孔，冬天完成「無喜無悲法悅境」的〈孔廟大成樂章〉，並回到東京，在日比谷公會堂，指揮交響樂團演出自己的作品。
這之前，大哥文鍾已經在台北廈門兩邊處理家族事業。戰後，兩岸中斷，他與兒子江明德（後讀師大美術系）滯留台灣，妻女都在廈門。228事件之後，從任教的淡水純德女中卸任，移居嘉義，改名江韻鏘，以推拿針炙中醫為業。
兩岸阻隔40年間，韻鏘透過朋友幫忙，從日本轉信到北京，讓弟弟文也知道家族近況與台灣情勢。
江文也在中國任教，雖然北京話不夠流利，但因學識豐富，熱情英俊，沒有教授的架子，又比日本老師貼心，很受學生愛戴，戰後到台灣的鄧昌國、史惟亮、計大偉都是其高足，也都非常推崇「愛穿中國服飾，有貴族氣質的江教授」。
江文也還指導軍方監督的廣播電台合唱團，認識了北平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修琵琶、二胡的吳蕊真（1920年出生），對她的中國古典美相當傾心，為她改寫〈蜻蜓點水〉與〈春江花月夜〉。當保定家人知道女兒跟台灣人教授談戀愛後，立刻讓姊姊帶她回家，要求分手，但文也拜託一位作曲高徒王克智帶著兩封信，一給蕊真之父，一封訴說真情，作詩：「為妳，消瘦了容顏；為妳，失興了世事。是妳，把我這龐大的樂器，震得粉碎。」20歲的蕊真難耐相思之苦，就趁著雙親午睡時，偷溜回北平，投入情人的懷抱。從此，北海的白塔、九龍壁，天壇的祈年殿，故宮的雕欄，都留下他們愛的足跡與許多高水準的攝影。（筆者詢問江師母，是哪個攝影家的傑作，答案就是江文也自己用萊卡相機拍攝的。）1940年10月，文也寫了一首〈小奏鳴曲〉，題寫「獻給韻真」，蕊真從此改名韻真。娘家眼看無法阻止女兒，便要求與日妻離婚，文也表明因妻子身體不好，不敢過度刺激，離婚須延緩。日後發現文也撒謊，韻真很自責，只能要求文也善待日妻。在戰前戰後日本非常缺乏物質的時代，韻真只能多少寄些物品到東京，以減少愧疚。
從被輕視的東瀛到正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北京，讀著韻真幫他選的巴金、魯迅、老舍、郭沫若、徐志摩與胡適，文也努力補修中國文學，開始嘗試中文寫作，閒來也參加台灣人活動。這期間大哥也曾到北京，看到他就算有訪客，仍堅持每天彈琴一小時的用功。
東寶映畫於1941年，拍攝山西大同雲崗石佛藝術記錄片，再度邀請文也作曲，他帶著韻真同遊，雖因經費不足拍攝中斷，但他已將石窟雄偉壯麗的美，寫成日文詩集《大同石佛頌》不久又完成〈支那音樂考──孔子の音樂〉。
1941年除夕夜，他和韻真的長子小文出生，剛好完成詩集《北京銘》，就將小文乳名叫阿銘，這三部書都送回東京三省堂及青梧堂出版。
古書店等等北京文化活水，讓文也佳思不斷，他感受到自己正處於「創造性來潮期」，下筆成章，寫成管絃樂曲〈為世紀神話的頌歌〉、〈碧空中鳴響的鴿笛〉、〈第二交響曲〉、〈一宇同光〉，又完成舞劇《香妃》。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航運不便，文也無法再回東京，三年後，兩顆原子彈讓日本投降，乃ぶ與四個女兒一夕之間成了「第三國人」，既非戰勝國國民，亦非戰敗國國民，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困頓的生活中，一人獨力撫養四個女兒，實屬艱辛，更難能可貴的是，用心妥善保管所有丈夫的作品與資料，真是令人敬佩的「偉大江夫人」。
坐國民黨的牢
日本投降前，物價飛漲，民不聊生，1945年6月，北京師大日籍系主任，竟然為了安置另一位日本教授，未發聘書給江文也。突然失業了，只好暫時到山區台灣人開的煤礦公司上班養家。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江文也欣喜若狂，好友老志誠勸他躲一陣子，他卻反而叫韻真把管絃樂作品〈孔廟大成樂章〉手抄總譜，寄給李宗仁轉呈獻給蔣介石政府，沒想到，不是新民會會員，卻因幫新民會譜曲〈會歌〉與〈旗歌〉（繆斌作詞），為電影配樂〈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楊再蚺作詞）等，反而被關到戰俘拘留所十個月。但是天性樂觀的文也在牢裡並不以為苦，反而利用大量時間研究中醫推拿，特別是家中一本中國已失傳，日譯的《針炙學》，讀到都背起來了。他把牢友當成實驗對象，幫人推拿治療，博得好評。獄外韻真則到台灣同鄉會上班，以免無米之炊。
天主教《聖詠》
出獄後，經獄友介紹認識雷永明神父，邀請他為北平方濟堂「聖經學會」譜寫中國風格的《聖詠》，非天主教徒亦非基督教徒的他開始做彌撒，完成了上下兩大冊《聖詠》。接著就頭痛了，戰後百廢待舉，根本不可能出版，文也想出一計，請印章店刻音符圖章，和韻真兩人一個一個蓋上音符，再由韻真用娟秀的工筆字，將歌詞填寫上去，送到印刷廠。
透過教會宣教，這些《聖詠》傳到南京、上海，廈門、香港，也傳到海南島、台灣，更傳至比利時（江明德曾在皇家圖書館遠東部，看到江文也作品目錄及聖詠）。在兩岸不相往來的年代，江文也的天主教《聖詠》是唯一在故鄉被神父、修女傳唱40年的聲音。其他大概只有1947年台灣省政府交響樂團由蔡繼琨指揮演出〈台灣舞曲〉而已，之後進入戒嚴白色恐怖年代，陷匪的人等同匪諜，江文也三個字消失了，第二次演出此曲已是相隔43年後，張己任指揮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無法回北京師大工作，江文也每天騎腳踏車到北平郊區的回民中學教書，直到1947冬天，才被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徐悲鴻及趙梅伯系主任聘請任教，他和校長是英雄惜英雄的知音，還以推拿治癒徐悲鴻的不適，獲贈《奔馬圖》。這一年，恩人楊肇嘉到北京時，就在江家聽了一整天，文也在日本灌製的唱片。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朋友們要他避難，有相邀回台灣的，也有擬聘任到香港的，文也卻決定留在北京，他天真地認為政治風暴就像颱風，一下子就會過去。
當年冬天，文也與藝專同事齊赴天津，參與「中央音樂學院」建院工作，每週往返京津兩地，在火車上完成許多作品；〈鄉土節令詩〉、〈廈門漁夫舞曲〉以及依據郭沫若長詩譜曲的〈更生曲〉。隔年，由謝雪紅的朋友楊克培介紹，加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會」。
中央音樂學院是中共總理周恩來力邀馬思聰創辦的（1958年遷校北京），當紅的國家首席音樂家，經常出國進行文化外交的馬思聰，非常敬重江文也，讓他在教學和創作兩方面都有穩定的發展，再加上廣東海豐人馬思聰，因為母語是閩南話，兩人相知相惜。
創作紀念屈原的〈汨羅沉流〉之外，音樂家江文也開始想念家鄉，焦點從中國游移到台灣，將謝雪紅的歌詞融入〈第三交響曲〉，又以鄭成功的故事寫作〈第四交響曲〉，這些作品融入豪放粗獷的北管樂，以及婉約細膩的南管樂，展現閩南風情。
反右與文革么女小艾在1957年初出生，秋天爆發了「反右派運動」，政治冷感的音樂家，竟然被畫為右派分子，撤銷教授職務，留用查看，先被調到函授部編寫教材，後來派去圖書館整理書籍。這幾年，小艾要到院子玩，都要先向同伴說：「我出身不好，你們可以跟我玩嗎？」令誰聽了不心酸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歷時十年，悲慘荒誕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6月爆發，因為認識謝雪紅，一開始就被列為主要的鬥爭對象。先是被罰，每天揹著籮筐打掃十幾個廁所，讓學生們印象深刻：「這老頭子把廁所掃得真乾淨。」後來又和院長馬思聰等人，被紅衛兵抄家，唱片、圖書、樂譜、手稿都被抄走，還被剃光頭，跪在地上向「偉大領袖」請罪。馬思聰投奔自由了，江文也卻動彈不得。
韻真也一樣，被亂刀剪髮，跪在家門口交代夫婿的罪狀後，吞金自殺，所幸被文也灌下「三兩香油」救活，文也要她珍惜二十多年的和諧感情，勇敢地為子女活下去。之後韻真被趕出北京，投靠湖南的次子江小也。60歲高齡的江文也則和全院師生，下放到保定勞改，因過勞而吐血，身體虛弱不堪，命運如此悲慘，他還說：「這是風神的惡作劇。」心繫蓬萊在「反右」的悲慘逆境中，音樂家更想念家鄉，拋開痛苦，埋首整理自己三十年來收集的一百多首台灣民歌，以「茅乙支」的筆名編曲，也改寫〈台灣山地同胞歌〉，自認是「盡了對台灣同胞的一份義務」。他懂得苦中作樂，仍帶著家人出外爬山、划船，也從不抱怨，只幽幽然說：「待知己於百年後。」文革末期，63高齡，終於回到北京，繼續圖書館的資料整理工作。
1976年，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命結束，江文也獲得平反，預感自己來日不多，立刻重拾創作之筆，開始構思管絃樂〈阿里山的歌聲〉，終因勞累過度爆發腦血栓，再加上護士拿錯藥，導致長期癱瘓。
江文也三個字已經消失四十幾年的台灣，於1981年突然出現了謝里法、張己任、韓國金黃三位教授的研究文章，平地一聲雷，帶來「江文也的震撼」。海峽兩岸，認識關切江文也的人開始撰文，也開始演奏他的音樂。1984年，旅居美國的文化醫師林衡哲出版了第一本專書；1987年，台灣政府宣布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及教科書，上揚唱片陸續出版了他的CD。
在北京，當文也從人民廣播電台聽到自己的作品，臥床無法言語的他，只有靜靜淌下熱淚。極少聽到父親作品的五個孩子們，捧著人民出版社剛出爐的樂譜，已無法與父親共享。
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終於如其手書便箋：「繼續奮鬥，用盡最後一卡熱量，然後倒下去，把自己交給大地就是了。」留下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聲〉，這部管絃樂曲分為五個樂章，〈出草〉、〈山歌〉、〈豐收〉、〈月夜〉、〈酒宴〉，其中〈山歌〉是幼年聽母親唱的，曠野風味的旋律深植心中70年，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情感糾葛，與作品第一號的〈台灣舞曲〉，顯現他的民族情感認同，創作始末都是心繫台灣，竟還有人忍心說他不是台灣人！另外，他用交響曲來寫作一生，〈第一交響曲──日本〉、〈第二交響曲──北京〉、〈第五交響曲──台灣〉，波濤洶湧、壯闊瑰麗，以現在流行的「無國籍料理」來比喻他是「無國籍音樂家」，似乎也是一個註腳。
九年後，1992年6月，台北縣文化中心主任劉峰松成功策畫「江文也紀念週」，出版樂譜、文集與CD，掀起第二波研究熱潮，除了兩岸學者研討會之外，並邀請兩位夫人來台，炎炎夏日的某天，下機後，乃ぶ女士與韻真女士各自直奔仁愛路福華飯店，首次見面的歷史性一刻，將江文也首度列入教科書的紀念週籌備委員，也是建議邀請兩位夫人來台的筆者，突然想起：「今天6月11日，是江文也的生日。」在場眾人都驚訝不已，雖然主辦單位並未特意選日，卻讓兩位偉大的江夫人，在首次旅台的飛機上，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因為她們都記得這一天（雖然不是農歷5月5日），是丈夫在美麗的福爾摩沙誕生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