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時代的天下第一精銳 北府兵

　　《晉書》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際，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史臣所論，起自陳郡謝氏謝尚輟黃散以受軍旅，迄于謝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間四十餘年(344~387)，謝氏于晉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見謝氏家族發揮的歷史作用。與東晉其他幾家當政士族相比，謝氏翼衛東晉朝廷而又門風謙退，不妄生事端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還有不曾為史臣注意到而後果甚為重要的問題，即淝水戰後不及二年，謝安離京師外駐廣陵，讓出了中樞相權；三年甫過，謝玄又退居會稽，讓出北府兵權。謝氏此舉雖屬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壓力，但壓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棄相權和兵權，這在東晉門閥政治歷史上是罕見的。謝氏離開中樞的結果，是相權完全歸於宗室司馬道子；謝氏讓出兵權的結果，是由謝氏組成和指揮的北府兵逐漸解體。長遠看來，這些變化對於門閥政治的逐漸消亡，關係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戰前夕從事淮南、淮北的戰爭，指揮者是謝玄。淝水之戰，謝石受其兄謝安之遣，解僕射之任，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統率兄子謝玄、謝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軍應戰。謝安則坐鎮建康。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謝玄為前鋒都督，謝安甚至自求征討。這些階段，合共約十年左右，馳騁疆場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將領是出身謝氏豫州軍府的劉牢之，指揮權則在謝氏家族人物之手。謝玄卸北府之任後，北府宿將日就零落，他們分散於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軍府，不再自成系統，也不能合力應戰。
　　太元十二年正月謝玄自彭城南返會稽以後，原由謝玄統領的徐州，與兗、青二州又析為二鎮。宿將朱序監兗青二州軍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鎮淮陰。朱序為桓溫舊部，將家出身，當十餘年前桓沖為徐州時曾暫駐兗州。朱序雖然資望甚深，但於北府沒有多少歷史關係。所以當他再度出刺兗、青時，謝氏舊將留駐淮南、淮北者未必服從他的節度指揮。觀《晉書》卷八一《朱序傳》序於此時表求運江州米帛以資軍俸一事，可知朱序兗、青任內，軍資還要仰賴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兗、青就地取給，也不能從揚州江南諸郡獲得，其處境是困難的。朱序在兗、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陽，譙王司馬恬遂出繼兗、青之任。《晉書》卷三七《譙王恬傳》：“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為都督兗、青、冀、幽、並、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譙王恬所督既包括晉陵在內，則其時兗、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陰南遷京口。《譙王尚之傳》直謂其父“活鎮京口”；《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異苑》謂恬在京口為都督，重修鄧艾廟，均可證實此點。《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說。
至於徐州刺史之職，自謝玄離北府後即由執政司馬道子兼領。因此之故，徐州刺史雖置文武，但府第當在建康。《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徐州刺史荀羨等北鎮下邳而於京口有留局以後說：“後徐州寄理(治)建業(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馬道子兼領徐州時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通鑒》謂“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彭城劉該不見於今本《晉書》。《魏書》卷二六《長孫肥傳》有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記事，據《通鑒》時在隆安五年(401)七月。義熙元年(405)南彭城內史劉道憐追斬叛將劉該。劉該刺徐州時駐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後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習于征戰而且還反復於南北之間的將家。劉該刺徐州之前曾為散騎常侍，此官在晉世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東晉末年亦可用將門子弟居之，劉隗之孫劉波自北投南，為桓氏將，曾累遷而居此職，劉牢之子劉敬宣亦嘗居此職。凡此種種跡象，說明劉該或為北府將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馬道子。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之後，據《司馬道子傳》，隆安元年(397)，道子以其衛將軍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馬元顯。下年王恭死後謝琰出刺徐州，當是另行組織徐州刺史這一機構。而劉該由徐州刺史轉北青州刺史，亦當在這個時候，因為不能有兩個徐州刺史同時存在。
　　總綰北府諸將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謝玄去職之後，先由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遙領，後入將家劉該之手而遷治于接近黃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這是一方面的情況。另一方面，本來是僑寄江北、常以廣陵為治的兗州，卻入孝武帝深相委託的譙王恬之手，移鎮京口。這樣，就在東晉的要害之地，出現了罕見的州治互移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認為這是出於中樞控制北府諸將的需要。  
　　淝水戰後謝玄北伐，北府諸將多偕同北行，謝玄自領的徐州與兗州刺史，也均隨軍事需要移駐北方。其時北方各族混戰正酣，江表無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穩定，京口無需重兵駐守。後來謝玄南歸，北伐活動暫時停頓，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諸將並未立刻相偕南還。暫駐淮陰的宿將朱序，雖以其監青兗二州軍事、二州刺史之職，有指揮北府諸將的權責與資望，但未必為北府諸將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願望。所以司馬道子以執政地位兼領徐州刺史，必有對北府諸將遙領而羈魔之的目的，但實際上是徒有其名，鞭長莫及。後來劉該刺徐州鎮鄄城，當是承司馬道子的意旨，謀求實際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諸將。這當然是不會有成效的。劉該出為徐州刺史後，只有一兩年即轉為北青州刺史。  
　　如前所敘，太元政局，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既是主相相維以張司馬氏的皇權，又是主相相爭而各有樹置。太元十三年(388)四月，孝武帝委譙王司馬恬以兗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兗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實際控制遠在北方的北府諸將的作用，所以改鎮京口，徐圖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與建康呼應，以代替過去徐州刺史鎮京口的作用。司馬恬在京口，以子司馬尚之為廣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圖牢固地控制下游，以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親信譙王恬據有京口，司馬道子接著於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荊州鎮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後孝武帝又乘司馬恬死的機會再進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案後來改號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王恭與孝武帝關係之密切，遠勝於譙王恬。至此，東晉政局又恢復了中樞實際執政者(這時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權臣(這時是司馬道子)則據有上游以為分陝之勢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勢為之大變，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馬道子獨攬朝權。據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虛譽而無實力，無法對抗司馬道子。所以他在籌畫討伐王國寶時，不得不以北府宿將劉牢之為府司馬，引他還駐京口以為援助。據《晉書》卷七四《桓修傳》，我們知道與劉牢之同還京口的北府將，還有晉陵人孫無終等，而劉裕就在孫無終軍中為司馬。這樣，曾長期被置於邊裔的北府將紛紛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內爭中發揮作用的機會，而京口由於有了還駐的北府兵，也恢復了對建康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至少在名義上統領在北方屯駐作戰的北府諸軍，先有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領徐州刺史，後有劉該繼為徐州刺史，出鎮鄄城。隆安元年，劉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歸於王恭麾下。王恭雖然只居究、青刺史而無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將軍一類軍號，但由於有劉牢之以府司馬率北府兵相隨，是名副其實的北府鎮將。《王恭傳》謂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說劉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這些情況，說明在京口為北府鎮將的王恭，只有倚靠劉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鎮懾作用；而劉牢之的北府兵南歸後還須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為門閥政治所用的軍隊，還不具有對士族的獨立性。  
　　北府兵擺脫士族控制而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是王恭兵敗以後的事。王恭敗死後，駐在京口的都督軍府與州刺史分離：王恭所遺以京口為治的兗青二州複改徐州，謝琰為刺史；王恭所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職則由劉牢之繼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帶都督，成為所謂“單車刺史”；而都督擁兵，北府之名專歸都督所有。《晉書》卷一○○《孫恩傳》謂謝琰以徐州刺史南討孫恩，加督會稽五郡軍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書卷八四《劉牢之傳》則謂劉牢之奉朝廷命討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這裏，謝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劉牢之的“北府文武”指軍府所部，兩者是區別得很清楚的。  
　　劉牢之由王恭府司馬上升為都督數州諸軍事，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轉變為獨立力量的開始，也是東晉門閥政治演變的一大關鍵。原來，劉牢之在王恭軍府時，王恭雖然只有仰仗這支武力的支撐才能存在，然而他出於門閥士族的偏執，對劉牢之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劉牢之也自負才能，深懷恥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為了得劉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與之拜為兄弟，甚至還在自己生死攸關的時刻，向劉牢之許下“事克即以卿為北府”的諾言。同時，司馬元顯派遣時為廬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將高素向劉牢之策反，其諾言也是：“事成，當即其(案指王恭)位號”。交戰雙方都對劉牢之以北府相許，後來果然成為事實，說明時勢如此，非劉牢之不能統率北府兵，非劉牢之不能發揮北府兵的作用。門閥士族壟斷北府職任，並按照自己的願望來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門閥士族專兵的現象，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這還只能說北府兵已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至於說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還須要等待一個過程。
　　歷史的演變總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劉牢之並不能自如地運用其北府統帥的權力。《劉牢之傳》謂“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眾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其時內有司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門閥士族桓玄的社會影響，一朝據位的劉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這些障礙。劉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舉措失常，一變再變，直到投降桓玄後桓玄以之為會稽太守時，才明白籌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勢對自己極端不利。他說：“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但是事機已失，無可挽回，廣陵一江之隔，遂不可達，終於窮途自縊。劉牢之完全失敗了。他敗於政治而不是敗於軍事。政治上失敗，軍事力量也隨之瓦解。後來劉裕興北府之師以克桓玄，並沒有現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條件另起爐灶。  
　　值得注意的是，劉裕雖然起兵於北府，但是從義諸人除劉裕本人確知曾為孫無終司馬、劉牢之參軍外，其他人與昔日的北府有過直接關係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舊將，已經被桓玄誅戮殆盡。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劉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勝利，未曾注意與劉裕共義之人並不是那些當年有疆場功勳的北府將領，而這一點對於劉裕以後的活動是相當重要的。  
　　《宋書》卷一○○沈約《上＜宋書＞表》，說到京口共義者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等人，“志在興複，情非造宋”。這就是說，他們參加起兵，目的只在於打倒桓玄，興複晉室，而沒有廢晉自立，取代門閥政治的意圖。甚至於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於桓玄妨礙了他們仕進途轍的緣故。桓玄鄙視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無忌領小縣，分見魏、何本傳。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劉邁忌之而未見用。《晉書》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傳》孟昶語妻周氏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造反)。”所以劉裕在逐桓玄、滅盧循、“興複”東晉以後，為了“造宋”，還必須建立對北敵的疆場功勳，求取信於朝野，並於其中物色可以隨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晉宋禪代的準備。劉裕遲遲不敢稱帝，必于滅南燕、滅譙縱、勝後秦以後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有疆場功勳的劉牢之在，而劉牢之又能夠準確估量形勢，謹慎行動，代晉過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響於東晉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來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京口蘊藏著可觀的軍事力量。但是如果沒有劉牢之輩北府將失敗的教訓，劉裕的成功得來可能更不容易。這是研究晉宋之際歷史不能不注意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