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譚嗣同為何敢於從容赴死：認同“輪回”之說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高呼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鏗鏘之語，在眾人驚詫的目光中，與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斬于北京菜市口法場。這意味著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縱觀整個戊戌變法，其實譚嗣同保全性命，全身而退的機會比誰都多。他完全可以不死，可以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跨海東渡到日本避難，但他決然放棄了一切生的機會，從容赴死。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在支持他以身家性命血染維新呢？當代很多專家和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究，但是各有說法，一直沒有達成一致。就我個人認識從以下幾個方面斗膽微探一下。
其一，這與譚嗣同的“仕俠”情結有關。譚嗣同好談兵法，善於劍術，作風血性義氣，敬重草莽英雄，平素喜歡結交豪俠。當時的京城名俠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就是其中的兩位，譚嗣同不但和他們成為了朋友，還師從兩位俠士學了昆侖派的武術。如果他不參與政事，或許會如同他的兩位武學師父一般，成為一個仗劍江湖的俠客。在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避居日本使館，日本使館方面表示可以為譚嗣同提供“保護”，譚嗣同堅持不受並傲然宣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的這種“仕俠”情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他從容赴死的豪氣，但其視死如歸的氣概絕非出於江湖之勇。如果說譚嗣同走上菜市口之前還有什麼牽掛，那也就是後人們是否為他的鮮血所激勵了。在刑部獄中他給梁啟超的絕筆書中寫道：“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死者虛生也。齧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古人有雲“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譚嗣同就是如此的大俠，讓人身居現在，而尚能為百年前的他所動容。
其二，這與譚嗣同儒家的“酬君”思想有關。譚嗣同自小便接受正統的儒學教育，十歲便拜當地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之後又深受王夫之的儒學思想所影響，繼承了王夫之的儒家思想並加以發展，儒家的思想可謂深入骨髓。但譚嗣同對君主專制持反對的態度，在他的著作《仁學》中明確指出：“君主之禍，至於無可複加，非生人所能任受。”“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從這點看譚嗣同決非“憂道不憂貧”沉迷於忠君的傳統儒生。因而我這裏用“酬”而不用“忠”，在他看來身為傀儡的光緒皇帝能在清王朝大廈將傾民族水深火熱之時，委任他參與變法，可謂為明君。在維新強國方面是志同道合，可謂為知已。“士為知已者死”在深染儒學思想的譚嗣同身上便顯得非常自然。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臨朝“訓政”，下令逮捕維新派。大勢已去，梁啟超勸譚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譚嗣同執意不肯，他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可見譚嗣同決定以死來酬謝光緒皇帝。
其三，這與譚嗣同認同佛家的“輪回”之說有關。譚嗣同雖接受佛學很晚，但佛學對他影響卻很大。儘管他只想從佛學那裏擷取思想養料和啟動精神動力，來完善強化己身的人格。但他特別服膺佛門的堅忍、無畏、雄強剛猛精神，並以之作為立身行事的準則，為了一個既定遠大的理想目標，可以捨棄一切，乃至生命。他在《仁學》中寫道：“佛則曰‘輪回’，曰‘死此生彼’……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此以殺為不死，然己又斷殺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強夭閼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學者當知身為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怯也”。因而在變法失敗後，懷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華嚴宗思想慷慨地走上斷頭臺。
不管死前譚嗣同的心境如何，他的死是為國家大義而死，激勵著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的振興而前仆後繼。他都將成為後人仰視的偉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