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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軻刺秦效應:秦國放棄和平改用武力統一

荊軻刺秦效應:秦國放棄和平改用武力統一

秦始皇
公元前227 年秋天的某一日,荊軻的特使車隊終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與所有參與密謀者,及荊軻的同道故交,都來送行,人皆白衣,悲涼哀痛如同送葬。荊軻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傳千古的悲壯之歌—— w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現場是高漸離擊筑,荊軻臨機唱和。這則名唱,有三個聲部:第一聲部,先為一陣沒有歌詞的悲聲長吟——“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第二聲部,“荊軻前而歌曰”——荊軻大步向前,唱出了那兩句流傳千古的悲壯歌詞;第三聲部,“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就是說,兩句歌詞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壯長嘯——羽聲慷慨。慷慨悲愴地長嘯,深深激發震撼了現場送行者,每個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個人的長發都飛揚起來淹沒了頭上的高冠。之后,“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荊軻一句話也沒說,登上軺車就絕塵去了,始終沒有回頭看一眼。



  (1)荊軻到咸陽之后的先期預謀活動

  荊軻使團進入咸陽,先以重金與珍寶財貨,收買了秦王嬴政的寵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荊軻疏通,先行稟報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說辭,翻譯成現代話大意是這樣的:燕國是真的恐懼秦國之威了,不敢舉兵作對,願意舉國為秦國臣民;燕王願意比照著做個郡縣一般的小諸侯,向秦國納貢,守住先王宗廟。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來陳述請求,只有恭敬進獻已經斬下的樊於期頭顱,並獻上燕國督亢之地;樊於期人頭與督亢地圖,已經封函裝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來獻給秦王,期盼大王認可。

  這則史料,除了說辭之外,事實部分的疑點很大。

  疑點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擔疏通國事的重擔。這個蒙嘉,只是一個低階層書吏——中庶子,相當于現在的文秘辦事員。以當時秦國的政治結構,邦交事務必須知會的是三個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職務是長史——國君秘書長;二是頓弱、姚賈,兩人統管邦交事務,下轄秦國邦交機構——行人署。當時秦王的生活事務,則由隨行內侍趙高掌管。蒙嘉這樣的底層吏員,連上述四個重要人物的任何一個都很難見上,更不可能輕易見到秦王嬴政,並承擔如此重要的溝通。

  疑點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無荒誕,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寵臣”。在《史記》的語彙譜系中,“寵信”是一個政治語彙;寵臣,則是一個非常曖昧的語彙,除了喜愛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戀。在《史記》的戰國記載中,明確的秦國“寵臣”是兩個:一個是秦孝公寵臣景監,一個就是這個秦王嬴政的寵臣蒙嘉。即或對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內侍趙高,《史記》中也沒有“寵臣”兩字的說法。考察秦孝公畢生作為,寵臣同性戀之說,顯然是很荒誕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為,其宮廷事務的警覺重點一直是嚴防后黨、外戚等勢力干預國家政治。為此,始皇帝沒有設立皇后,也沒有預立太子。這樣一個長期保持政治警覺性的君主,不可能將一個小小的文秘人員作為“寵臣”,更不可能允許其涉及國事。而始皇帝的個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見任何荒誕。以同性戀“寵臣”加于始皇帝,顯然是后世流言進入了史書。

  疑點三,此時的荊軻,正當身份是燕國特使,沒有必要收買疏通。燕國的獻地、獻頭及舉國投降的請求,對秦國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為燕國特使的荊軻,完全沒有必要放棄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徑,不經行人署——秦國邦交機構的上達,而費力地走收買小寵臣的秘密路徑。太子丹長期在秦國做人質,不可能不了解秦國的法治之嚴。荊軻是政俠名士,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備,也不可能對秦國政治的基本狀況如此無知。因為,這種收買寵臣的做法,只能使這件名正言順的邦交事務顯得十分詭異,反而有可能使秦國警覺。這種愚蠢荒誕的舉措,不可能出自荊軻。

  綜合上述疑點,小寵臣蒙嘉疏通之事,應當是一則虛妄的史料。
  荊軻入秦之后的預先活動,其正當途徑應該是很簡單的:荊軻約見秦國邦交機構——行人署,申明特使請求;接待荊軻的行人署某長官,向秦王稟報了燕國使節來咸陽的事,請示秦王定奪;秦王很高興,決定接見荊軻,並接受燕國投降。后來,山東六國以訛傳訛,衍化出了荊軻重金收買秦王寵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來,太史公又依著傳說藍本,變成荊軻的實際作為,記入了史書。
  (2)秦國以最高禮儀接見荊軻,決定接受燕國投降

  對于特使荊軻帶來的燕國將舉國投降的重大請求,秦國顯然是非常重視的。

  為此,秦國以最高禮儀接待了荊軻——“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這一最高禮儀,是按照天子接見諸侯的規格設計的,其基本要素有三個:其一,地點是咸陽宮,秦國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與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規禮服出席;其三,設置

  象征天下諸侯大會的“九賓”——九方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會。在這樣的基本規格之上,禮樂鐘鼓、護衛儀仗、車馬迎送、典禮儀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應的最宏大鋪排。在禮儀已經大大簡化的戰國時代,這樣的盛會顯然是最為盛大的典禮了。

  秦國的盛大應對,透露出一則重大的歷史信息。秦國對燕國特使的真實性,是絲毫沒有懷疑的。最為重要的是,對于燕國的舉國投降請求,及其提出的三個條件——保留相當的土地人口,保留諸侯國資格,保留宗廟祭祀權,秦國是准備接受的。也就是說,與后來歷史發展所展現的以戰爭方式統一六國的進程相比,這里出現了一個可能的轉折——秦國准備接受一種和平統一的方式,准備以保留諸侯國為條件,實行有可能的非戰爭統一。請注意,此前的秦國,已經統一了兩個國家——韓國、趙國。其中的韓國,也曾經有過類似燕國的請求,但是秦國拒絕了。后來的實際進展,也是以戰爭的方式兼並了韓國。那麼,對于燕國的有條件投降請求,秦國為什麼卻接受了?
  歷史的直接答案,已經因為秦帝國文獻的整体毀滅而無從考察了。但是,依據戰國歷史所表明的興亡邏輯,我們仍然可以得出真實答案。這就是,秦國對于統一戰爭的殘酷性,也是力圖避免的。對于趙國那樣互相知底的長期對手,非戰爭不能統一,只有采取戰爭方式。對于韓國那樣有長期摩擦的對手,秦國深知其稱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戰爭方式統一。而對于遙遠的、接觸也相對少的燕國,秦國對其國家性格的了解則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國相信燕國的舉國投降是真誠的,沒有必要非經過戰爭不可。

  可以繼續的推論是:假如燕國真的投降了,當時中國的統一,無疑就多出了一種新的模式——和平統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國后來的統一文明則可能是另一番模樣——只能實現局部郡縣制加局部諸侯制。那麼,文字統一,以及各種具体制度的統一,是否能夠全面而徹底地實現,也就無法預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國統一文明,是否具有后來那種强大而堅實的生命力,同樣也就未可預料了。可是,這種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徹底刺穿了。歷史,依然在冷酷的現實邏輯中運行著。
  (3)政俠行為:荊軻的咸陽宮行刺

  荊軻刺殺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國几乎已經是家喻戶曉了。我們要說的是,荊軻不是一個神勇高明的劍客,他只是一個具有濃烈興亡意識的政治游俠——政俠。在戰國時代,他們就是以墨家士子為代表的特殊團体——政俠群落。這種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勢政治派別或弱勢國家為信仰,平民意識濃烈,人民性極强,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聲極大。歷史主義地看,這樣的政俠群落,無論其所維護的國家或派別,在歷史發展中是否具有正義性與合理性,他們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烈士勇士。因為,他們的基本價值觀中,有著我們這個民族最基本的風骨節操——鋤强扶弱,挽狂瀾于既倒,救國家于危亡,最富犧牲精神。在后面,我們還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統一中國的戰爭中,山東六國涌現過大量的救亡勇士與眾多的殉國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齊國滅亡后的田橫八百壯士跳海殉國。歷史的多面性與價值觀的多元性告訴我們,作為統一中國的秦帝國,是一種正面的歷史進步力量。作為挽救行將滅亡的祖國的烈士群落,同樣也是一種正面的文明價值力量。同樣正面價值的文明歷史元素所構成的歷史衝突,才是歷史悲劇的靈魂。我們不能因為肯定了太陽,就否定了月亮,它們都是人類宇宙的不同側面。

  (4)荊軻行刺的具体過程解析

  雖然,荊軻懷著必死的勇氣。但是,他平庸的搏擊术與劍术,卻使他無法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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