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滅亡原因:光武帝埋下三大禍根
要論及大漢帝國的覆亡，還是要先從大漢帝國的締造說起。曆史常識無需多講，因爲始皇帝沒有處理好帝國統一後的意識形態問題，起于微末的漢高祖劉邦像中彩票一樣坐上了華夏帝國的皇帝寶座，建號爲“漢”。劉邦很好地沿襲了秦帝國的政府組織框架——郡國制，並采用黃老學說（也可稱之爲道家學說）治國，于是一個新帝國頗具雛形。
然則大漢帝國伊始，其和平便遭遇到了北方的匈奴遊牧民族的打擾和威脅，帝國的長治久安其實還是個未知數，因爲民族的“大一統”觀念並未深入人心。此時的帝國用危如累卵來形容絕不爲過，尤其對于文帝和景帝兩朝，外患和內憂令皇帝寢食難安。在如此的情況下，帝國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發展大計，于是有了晁錯的“削藩”及“吳楚之亂”。
因爲善用了梁王劉武、周亞夫、窦嬰等人，景帝劉啓的賭博贏了，帝國的中央集權跟著也加強了許多，于是國家的整體實力穩步增長。話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到了武帝劉徹時代，就像地主家過“臘八節”似的，該算賬的就要仔細算算了。
武帝的文治武功在中國曆史上無人能比（因爲鐵木真更需要蒙古國人去景仰）。武帝集三代之積蓄，開疆拓土，不僅擴大了帝國的生存空間，還取得了軍事地理上緩沖區，使帝國的戰略縱深由長城向外延長了兩千余裏。外患基本上已經掃除，內憂也因一紙“推恩令”被降低到了最小危害，雖然因此廣大民衆受了很多苦，農業經濟所受的打擊也頗深，但是，真正的和平時代到來了。
武帝想要保證帝國軍事擴張的勝利，必先使帝國的權力高度集中起來以達到最大的後勤動員能力。于是董仲舒這個人很合時機地出現了，帝國的意識形態在經過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和皇帝的幹預下，最後確定了以董氏改造後的儒學爲尊，罷黜百家雜學。然則董氏之改造的儒學實則是儒法兼容，或曰“外儒內法”，其實這更應該是出于皇帝的授意。董氏儒學經武帝劉徹的再次改良成了法定的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
關于對漢武帝劉徹的評價，著名導演胡玫拍攝的《漢武大帝》的電視劇算是很客觀的。劉徹的種種文治武功，大大地提高了漢民族的凝聚力，弘揚了民族主義精神。于是因爲劉徹，中國曆史上得第一帝國誕生了。武帝之後，帝國平平穩穩地延續了三百年。雖然中間外戚王莽搞了一些小動作，帝國很是亂了一番，不過很快宗室劉秀“中興”了，只不過帝國的首都從西安挪到了洛陽。
前人曾說，漢帝國的覆亡就是在劉秀遷都開始的。我仔細研讀了東漢的曆史及一些學者的著作，覺得此論甚是。
劉秀雖有中興之名，但與武帝劉徹比起來，還是大大地不如。劉秀中興有三大硬傷，這三大硬傷直接造成了後來帝國的覆亡。
先說第一大硬傷，就是劉秀放棄了大部分軍事緩沖區。這使得帝國對西域的控制始終不能得心應手，到最後直接放棄了西域的控制權。沒有了緩沖區，邊境便屢屢遭到劫掠，而面對外族對帝國疆域的蠶食，帝國也只能一退再退。
劉秀中興的第二大硬傷就是門閥的崛起。劉秀固然沒有像先祖劉邦那樣大肆屠戮功臣，但在他獲得好名聲的背後，也爲皇權留下了一個敵對勢力，這就是門閥。門閥大多是功臣之後，還有一些是因爲學問而知名的學閥。門閥作爲政治意義上的“中間階層”，一旦獲得機會，便對皇權提出挑戰，而凡遭遇到皇帝年幼，其母臨朝的時候，母系門閥更會淩駕在皇權之上，如窦閥、鄧閥、梁閥、閻閥等。門閥渴望獲得權力，因此要不斷侵蝕皇權，到最後漢室衰微，不覆亡都不應該了。
劉秀中興的第三大硬傷便是重文輕武。相對于前漢，後漢的名將乏善可陳，其著名者，前期有伏波將軍馬援、定遠侯班超，後期則有皇甫規、張奂、段颍。對應于後漢名將的乏善可陳，後漢的文士可謂英才濟濟。如班固、楊震、李膺等，尤其以黨人最著。而黨人中，又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士人們奉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些權力欲望，但是這麽多人搞成一個群體，都成黨了，你說你們沒有陰謀，誰信。當權者不信，皇帝更不信，這個時候“甯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因爲這群人危害了皇權，是帝國穩定的潛在威脅。
漢之後的曆史評論者都對黨人報以極大的同情，反而對門閥中的外戚和宮廷內的宦官大加鞭撻，更將他們定性爲覆亡大漢帝國的罪魁禍首。而只有極少數的曆史學家跳出了身份的局限性，從更爲宏觀的角度去總結大漢帝國覆亡的原因，真正覆亡大漢帝國的人，正式那些以君子自居飽讀詩書的士人。即便客觀一點，打個折扣，士人也至少要爲大漢帝國的覆亡負上八成責任。況且前漢就有個士人代表王莽篡了一回權，後漢的士人們是有經驗可循的。
而後漢的重文輕武，所“重”的“文”也非漢武帝時期“外儒內法”的“文”，而是更偏重于“純儒學”，尤其以研習“古文經”的士人，“古人經”是始皇帝“坑儒”的“幸存者”，當然不可能跟法家思想沾上邊兒。後漢欲行“王道”，而“王道”早在周王東遷時就已壽終正寢，根本不可能再造盛世了。後漢立國之初所推行的“純儒學”經過皇帝的幹預，大力發展谶緯之學，更傾向于人造神學，甚至有“代漢者，當塗高”的預言。相對于前漢初期“無爲而治”，後漢前期的“重文輕武”在政治意義上實在是短視之爲。
後漢的“攘外必先安內”始終沒有成功，因爲這“內”怎麽也安定不了。門閥一旦成爲外戚，就開始**跋扈、耀武揚威，視皇權爲無物。士人看了要嫉妒了，憑什麽你們能有那麽大得權力，國家你們說了算啊，我們比你們更懂治國，我們要比你們有更大的權力才對。于是士人們開始要權力了，這個國家要士人們說了算。閹宦們一看心裏有想法了，原來這個國家不是光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得，外戚也可以說了算，士人也可以說了算，那我們這些宦官，天天侍候皇帝、太後，國家也可以輪到我們說了算的啊。三種勢力開始爭權，士人們攻擊閹宦們身體殘缺，心理不健康；閹宦們攻擊外戚驕縱枉法、忤逆犯上；外戚們攻擊士人貪汙腐敗、互相包庇。于是國家終于亂了。而袁紹領導的州郡起兵對抗中央，徹底將大漢帝國推進了火葬場。（關于袁紹領導的州郡騎兵對抗中央，後再詳論。）
袁紹是大漢第二門閥汝南袁氏的代表，更是當時的士人領袖，當時的士人精英如審氏的審配、田氏的田豐、荀氏的荀彧、辛氏的辛評以及許攸、沮授等等等等，都願意跟著袁紹混。這個時候袁紹要人氣有人氣，要實力有實力，假如有人說他要當皇帝，沒人不相信的。更何況人家心裏正式這樣想的。不是早就有谶言說“代漢者，當塗高”麽，把這“當塗高”解釋成“袁氏”不就行了麽，反正谶言的最終解釋權歸我們士人所有，想怎麽解釋就怎麽解釋。
閹宦之後曹操的橫空出世保住了袁紹作爲士人的最後名節，假如官渡之戰曹操沒打勝，袁紹馬上就要做王莽了。袁紹真是很應該感謝他的這位“孟德兄”啊。
正是有了劉秀中興留下的這三大硬傷，才使得大漢帝國不能“傳千世而至萬世”。門閥雖然天天讀書，天天討論孔夫子的“人性本善”，可是一旦他們成爲了“執牛耳”的外戚大將軍，就不管什麽“人性本善”了，先作威作福放縱一番再說，于是窦、鄧、閻、梁命運重複而不自知。真正導致大漢帝國覆亡的，正是因爲士族門閥的爭權逐利。閹宦們看著士族門閥爭權逐利眼紅，也想多整點兒“黃白之物”，更何況閹宦們還有擁立皇帝的功勳呢，所謂“功大莫若救主”，閹宦們是立了大功的。可是士人們歧視他們身體殘缺並且貪汙受賄就是士人的錯了。大漢律也沒有規定只准士族門閥貪汙受賄不讓閹宦貪汙受賄對不對，而說他們身體殘缺很明顯是人身攻擊，擱現在就是侵犯人權。再說了，大漢律也沒有允許女人幹政，可是女人仗著娘家門閥的勢力還臨朝聽政了，那閹宦幹政也是應當的啊，大家都互相比嘛，可是士族門閥“百步笑五十步”就是對閹宦的不公平。閹宦也是人，也有雄心壯志，閹宦也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嘛，士族門閥不應該扼殺別人的理想，這是不對的。作爲閹宦後人的曹操，不就是很正面的例子麽。曹操的屯田政策救活了多少流民，這是士人袁紹所不能比得，袁紹的軍隊都吃桑葚，更不用說他治下的平民了，估計也只能易子而食了。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裴松之注記載了這樣一段：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裴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原驅除。”于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征之。芬懼，自殺。
裴注引王沈《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後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谠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以上事實證明，作爲士人精英的許攸、王芬、周旌、陳逸等，已經做出如此“無父無君”的謀逆之事，假如靈帝拿到證據，許攸等按律是要誅九族的。反倒是作爲閹宦之後的曹操要比士人們更懂得忠誠，懂得名節。士人之藐視皇權至此，大漢帝國也該壽終正寢了。
此淺論僅及大漢帝國覆亡原因之表皮，我之論則謂“帝國之亡，罪在士人”。後學或者淺陋，勉強一家之言。同某些人一樣，我也認爲讀書人要麽別犯錯，要犯錯就會是大錯，平民犯錯則無所影響國家朝廷，有則改之可也，讀書人一旦犯錯便不可逆轉，嚴重的身死族滅、禍國殃民。”宋朝後期和明朝後期同樣如此，所謂“成于斯，毀于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