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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文化瞭解多少

太監文化瞭解多少

  關於太監的起源,中國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據專家考證,甲骨文中已有相關的記載,歷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潛書》中這樣描繪太監:「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為什麼這樣說呢?唐甄解釋道:他們長得臃腫,彎曲,好似長了癭結,鼻子裡呼呼作響,如同牛和豬一樣,因此不像人的身體;他們長著男人的頰骨卻不是男人,沒有鬍鬚卻不是女人,雖然面如美玉卻沒有一點生氣,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們的聲音好像兒童一樣稚細卻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樣尖細卻不柔媚,你說它嘶啞但又能成聲,你說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語,因此不像人的聲音;他們可以很愛人,也能下毒手害人,當他們憐憫你時流涕而語,而當他們憎惡你時,則斬殺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變態必然導致心理的變態,魯迅在《墳寡婦主義》中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在那被賈元春稱為「見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監們肆意發洩著他們變態的性慾、權力慾、貪慾。僅以貪污而論,據明人趙士錦在《甲申記事》中載,明末李自成進京前,偌大一個明帝國的國庫存銀竟不到四千兩!而魏忠賢被抄時,居然抄出白銀千萬兩,珍寶無算,以致崇禎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監們:「將我祖宗積蓄貯庫傳國異寶金銀等,明比盜竊一空。」
  崇禎的痛心疾首既讓人同情,又不讓人同情。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貴為天子,卻拿太監沒辦法;不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監頭子,他是棵大樹,太監是在樹上築巢的鳥,倘若同情皇帝,誰來同情太監呢?然而,君主們依然堅持太監製。既然自詡為天子,就得龜縮在宮廷裡,跟一般百姓保持距離,讓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還了得!迷宮一樣的宮廷內便需要絕對安全的奴僕,怕戴綠帽子的皇帝便與不能人事的太監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同成為龐大的帝國大廈中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裡,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公元十世紀,正逢五代十國亂哄哄,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巖割據一方,自稱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於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後顧之憂,必死命效力。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倀,更下了一紙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劉氏父子的思維方式與船山先生截然相反,於是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太監王朝產生了。王船山反覆渲染太監的可憐可悲,這卻是他的書生之見。羨慕太監的人比羨慕他這位大學問家的多著呢。
  然而,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往往相應掀起自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終南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自宮卻是一時痛終身富貴。據《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記載:「南海戶淨身男九百七十餘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徵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徵者多達2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許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偷盜者。下有自宮之風,上有體制的膨脹,有明一朝,太監機構的編制不斷擴大,太監們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們讚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淨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一座紙紮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淨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對於萬曆這樣的皇帝來說,在位數十年,在太和殿舉行的朝會不過數次而已,有沒有太和殿並不重要,沒有淨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沒有太監的服侍,就連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沒辦法維持。所以,淨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淨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監製基礎上的。  
  閹割是一種古典之極。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被皇帝將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所估計的相同。狄德羅在評價法國波旁王朝時說:「在宮廷,『狂歡的工具』從來與政治媲美。」那麼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苦恥辱而告終?不然,他完成了《史記》。
  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漢朝人將處宮刑的地方稱為「蠶室。」一個詩意十足的名字,一個醜陋的蠶變作美麗的蝴蝶的地方。閹割是文化的死敵,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閹割侵蝕著文化、吞嚥著文化、改造著文化,當閹割內化為文化的本質的時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閹割的焦慮,而在特別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黃永玉先生所說:「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是由閹割與被閹割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被閹到自宮只有一步之遙,從身體的殘疾到心靈的殘疾也只有一步之遙。當去勢成為奴隸們的義務時,那麼口口聲聲說:「連受之於父母的毛髮也不應該損傷」的聖人們只好裝作沒看見。裝在瓶子裡的太監們的命根子是保證皇帝的妻妾們的貞操的證件;而大大小小的聖人們對命根子的沉默,則是保證皇帝們的權力暢通無阻的證件。
  太監的數量,最鼎盛時期也不過10萬,在天朝大國只算滄海一粟。然而,太監的靈魂卻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天朝大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國需要充當守護床鋪的太監,更需要一大批守護一整套綱常理論的太監。前者是顯現的太監,後者是隱形的太監,亦即知識太監。如果說「刀子匠」們的閹割手術只能一個個地做,那麼知識太監們則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產成千上萬的太監。那些狀元們,學士們,道士們,和尚們,都是清一色的知識太監。
  「太監化」是中國的知識者最大的特點。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確實是力量,知識如槍炮,關鍵槍炮口對準誰。中國溫文爾雅的士人們槍炮口對準他們腳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為帝制大廈添磚加瓦,這神聖的工作他們幹得津津有味。多勞者必多得,他們獲得了如桃花般燦爛的封誥,例如張居正為「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史,贈上柱國」,簡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識太監建構了東方專制主義大廈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卻汲汲於功業,自以為我輩豈是蓬蒿人,在玄宗眼裡,他卻是個連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學術大師王國維,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便被帝王師的身份壓死在昆明湖底。當不當太監,與道德的優劣、人格的高低無關,一種體制的向心力、一種文化的慣性、並不是哪一個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識分子--開創性、改革性及其衝擊》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的組織,因而他們的組織架構幾乎等同國家官僚體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則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權力基礎與資源就愈少。當教育愈趨專精時,教育的具體活動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設計而行。」看來,從教育到行政的設置不過是「淨身房」的延伸、變形與擴大。孜孜不倦地註釋古書、考證典故,研究音韻、填寫駢文,這一切不過是被閹割了的「知識太監」們的拙劣的射精行為。讀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做不了官便隱逸,隱逸是為了成名--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士人都以現存體制為價值參照系,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體制」的力量。
  知識太監所創造的知識便只能是太監知識。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無不是圍繞皇權作向心運動,僅僅是有的軌道離中心近、有的略遠些罷了,沒有質的區別。無論學術內容怎麼變,士人的終極理想仍未超越陞官發財、為帝王師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資治」,「文」的目的是「助興」,兩千年的人文傳統是畸形的、單一的、片面的。所謂學富五車、德行高尚者,「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惘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這種毫無用處的「學」,不是「太監知識」又是什麼?
  許多人都讀過《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一個個被閹割的讀書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爭好,還是憐其不幸好。龔自珍在《乙丙之際著議第五》中憤怒地譴責統治者對士人的無形殺戮:「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那時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病梅館,就是一個畸人館。
  然而,龔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閹割的可怕,而忽視了更為可怕的內在化的自我閹割。無數讀書人羨慕的狀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狀元圖考》中看到明朝狀元丁士美所撰的謝恩表。由華美的文辭可想見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見其淵博。而當時的皇帝是誰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稱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狀元郎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馬屁拍得震天響,簡直就像一隻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嬌。如果說閹割陽具是太監入官的通行證,那麼閹割精神則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證。《明史》中記載,丁士美為廩生時,年齡尚小。依據當時規定,凡為廩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給廩米六斗。一些年齡較大的廩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廩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顏悅色,沒有一絲不樂意。《明史》據此稱讚丁士美為人「縝密端重,以道義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麼樣的「道義」--一個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利的人,必不會保護他人的權利;一個以忍辱來獲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嚴的可貴;一個對黑暗安之若素甚至與之共謀的人,必不會期望光明的到來。
  太監知識是沒有生命力的,太監人格是沒有感召力的。當太監知識被頂禮膜拜,太監人格內化為民族集體無意識時,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絲綢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沒有東西可以穿的人,他們的生存狀態千差萬別,卻有一點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陰半陽、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經入土的太監。自我閹割與被閹割是一枚金幣的兩面,中國人只有這兩種選擇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將相,還是文豪大師。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老子》還是《論語》,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製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慾望。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觀已經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發作用的障礙」。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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