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甲午更張

　　1894年甲午農民戰爭發生以後，日本出兵朝鮮，要求朝鮮改革內政。7月23日日軍佔領景福宮。以開化黨為中心金弘集內閣誕生。7月27日改革的中心機關軍國機務處設立。
　　主要內容：停止使用中國年號、改為朝鮮開國紀年；宮內府與議政府分離、六曹(吏曹、戶曹、禮曹、兵曹、刑曹、工曹)、八衙門(內務、外務、度支(財務)、軍務、法務、學務、工務、農商務)再編；廢止科舉制；廢止封建的身份制；廢止奴婢； 禁止人身買賣；禁止拷問；廢止罪人連座法； 禁止早婚；允許寡婦再婚
；實行財政改革；租稅金納化；實施通貨銀本位制；統一度量衡。
　　12月軍國機務處撤銷、甲申政變失敗後逃亡日本的樸泳孝內務大臣繼續改革。當時的內閣有：議政府內閣導入近代的內閣制度；發佈洪範十四條；地方行政區制度改革，八道改為二十三府制；稅制制度改革；確立近代的警察、軍事制度；司法制度近代化。
　　高宗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95.1.7)，朝鮮高宗率領世子(朝鮮純宗)、百官參拜宗廟，舉行宣誓典禮，宣佈《洪範十四條》，其中第一條即宣告割斷依附清國慮念，確建獨立自主基礎，正式宣告朝鮮半島與中華帝國上千年的宗藩關係就此終結。
　　1895年5月政權內部對立、金弘集內閣倒台。樸泳孝再次為樸定陽內閣內務大臣。三國干涉後、日本對朝鮮影響力減弱，以王妃閔玆映為中心的親俄派崛起。樸泳孝8月被懷疑謀反、逃亡日本。後來親俄派內閣產生、改革停滯。10月8日乙未事變閔玆映被殺，乙未改革開始。
　　大韓民國史學界早期也與朝鮮一樣，強調甲午更張是按日本的意圖進行的近代化改革，方便日本侵略朝鮮，與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因而對其給予偏否定的評價。韓國歷史學家白鍾基認為雖然甲午更張的內容是日軍佔領下被強制執行的產物，但不少方面是我國社會發展應實施的條項。然而，即使說這類的改革是符合國民利益的進步政策的體現，在當時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就其實際效果而言，也實在過於勉強，因為我國國民並不把它看成是為了民族國家的發展和福利制定的，而是具有破壞作用的侵略性產物。在《韓國近代史》中這樣評價道：「甲午改革，從遠的方面來看，反映了實學論者的改革論和『民亂』農民的要求；從近的方面來看，則是把甲申政變的勢力、甲午農民軍等不斷要求對舊的朝鮮王朝統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作為基礎所進行的改革。但是，在改革過程中，懷著侵略目的的日本力量起了作用，使它沒有能夠成為與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相聯繫的改革。... ...它在制度改革方面幫助日本侵略的性質更為突出。」　　朝鮮和日本在甲午更張中角色，即究竟誰是主導者這一問題一直是評價甲午更張的糾結點，換言之即「自律性」與「他律性」的問題。日本史學界和早期的朝鮮、韓國史學界都認為甲午更張是「他律性」的，但朝鮮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則認為甲午更張是「自律性」的而給予肯定評價；韓國史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也開始傾向於甲午更張屬於「自律性」的觀點。韓國學者柳永益則批判田保橋潔等日本學者的他律性觀點，主張若要將甲午更張前後的朝鮮開化運動的開展情況、軍國機務處的結構、運營及其議案內容等結合在一起而對此予以探討，便可以得到甲午更張還不如說是朝鮮開化派官僚主導而日本進行幫助的一場改革，即歸根結底究竟為自律性改革的特點。此觀點亦值得商榷，如在《新編韓國史》中承認在甲午更張在早期基本沒有日本干預，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我們其實不得不承認甲午改革是一場具有非自主性的改革。甲午政權本身就是由於日本的介入而成立的，掌權之後也是在日本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下促進改革的。正如前面所述，其改革內容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與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的改革促進勢力沒能在國內民眾中間確立牢固的支持基礎、同時又不具有支撐自己的獨自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等局限性是聯繫在一起的。而這種局限性又使得具有侵略目的的日本的影響力在改革的促進過程中很容易發揮作用，因此甲午改革就具有了幫助日本加深對朝鮮半島進行侵略的制度改革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