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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比呂布更無恥的八姓家奴?

誰是比呂布更無恥的八姓家奴?

  馮道,字可道,自號長樂老,以漢人身份歷仕沙陀、契丹等多個異族政權,被《資治通鑒》評價為滑稽多智,浮沉取容,是個謗滿天下,譽滿天下的人物。非議他的人,因為他見風使舵,阿諛諂媚,毫無骨節,從屬多主。讚譽他的人,就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認為馮道一生經過唐末五代八十餘年政治,五代五次亡國,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後還封王,堪稱官場不倒翁,佩服他的智計和權謀;另外一部分,則是欣賞他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的品格,認為他雖然身處腌臢之中,可是能夠出淤泥而不染,不僅為官廉潔、嚴格自律,還體恤民生、熱助鄰里,的確十分難得。
  在對於馮道這個文人兼政客的看法上,鄙人大抵持否定態度。眾所周知,百川東歸海,群星向北斗。亂世之中,精英泉湧,以其敏銳擇主而事,賢才流向英主,以其智慧相佐而成大業!伊尹曲線見商湯,呂尚渭水釣文王,管夷吾佐齊桓公成霸主,伍子胥助公子光奪位稱王。領袖靠英才而有天下,英才因功勞而拜相封侯。主僕雙雙彪炳後世,名垂青史。我們不得不承認,不是每個人才都有一擊則中的眼光,能一下子找到一個胸懷天下且能賞識自己的老闆。伊尹在見商湯之前,尚且寄居於有莘國君之庖,一代名相姜子牙也曾錯投紂王、管夷吾、伍子胥就更是標準的「貳臣」。
  正如《貳臣傳》所言,出現貳臣,不能單單責怪臣子不忠,老闆昏庸腐敗,不納忠言,自毀長城,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對於淪為貳臣之人,倒也不必以那套愚忠論調去過多譴責,只要他日後能夠恪盡職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便可前事不計。但是如果一個人一生都在更換主人,且不斷的以良禽擇木,賢臣擇主為借口,替自己辯白,這個人的政治道德就可想而知了。不用說在崇尚氣節的古代官場,就是在當今的政界甚或商場,恐怕馮道這類人的品格也是受人鄙夷的。無怪評價馮道「馮道的確是一位『長樂老』。中國人說『知足者常樂』,馮道是有官就長樂;中國人說『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馮道是無官不能活,有官萬事足。
  馮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學』。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場常勝將軍,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義也許就是教人怎樣做官,他用一生的實踐向人們宣告著官場不倒的秘密即是良心喪盡+善於投機。有人說在五代十國那個年代,軍閥割據,戰亂頻仍,以一介文人之資,的確難以改變什麼,所以馮道也許是勢之所迫啊!但事實上,馮道不僅不是勢之所迫,更以自己多番易主、道德敗壞為榮他的欣然自得、厚顏無恥之態,在他的著作《榮枯鑒》中表露無疑。
  一、《榮枯鑒》造就了五代以來,官員無脊椎,為做官而做官,尸位素餐,不理百姓疾苦,只顧自己謀身固寵的陰暗文化。時值近代,有不少文人墨客出來為馮道洗地,以便他朝以身傚法。他們苦心孤詣的從《五代史·馮道傳》、《新五代史》及《資治通鑒》中找出隻言片語,說馮道也曾艱苦樸素,為民說話。示例如下:一天,明宗問臣下年景如何,臣下們大多說了些粉飾太平的話,但馮道卻給明宗講了一個故事。馮道說:「我當年奉命公幹,途經井陘。我早就聽說井陘是個很難走的地方,人馬到了那裡,多發生被絆倒摔傷的事。因此我十分小心,沒有摔倒。沒想到到了平地,卻差點摔死,我這才明白要處處小心,時時提防。我的事雖小,卻可以用來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為五穀豐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要兢兢業業,不要放縱享樂,這是我們臣下所希望的呀!」又有一次,明宗問馮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麼樣?」馮道趁機進言說:「唐朝有位叫聶夷中的詩人,寫了一首《傷田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帝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宴,偏照逃亡屋』。」明宗聽後,連說好詩,並命人抄錄,經常誦習。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誇誇其談,但一落到實處,就全然不是那麼回事的人。單單是聽幾句大義凜然的話,恐怕還不能令老百姓完全信服。後面如果沒有切實利國利民的行動,那麼前面也只好稱之為賣直取忠、道德作秀。
  在賣直取忠這種下三流的表演上,張湯、開濟也比馮道不遑多讓!在這類人看來,忠誠與正直,已不再是什麼必備的品質,而是可以用來取悅皇上,蒙騙百官的資本。比如說張湯在審理諸侯王謀反案的時候,涉及到兩個人,其中一個叫伍被,還有一個人叫嚴助,這兩個人要不要殺漢武帝是有猶豫的。漢武帝的原意是說這兩個參與謀反的人漢武帝想寬恕,但是張湯是堅決反對,張湯說伍被是淮南王謀反的主要參與者,嚴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諸侯相勾結,如果這兩個人不殺今後的人就沒法管了。一直跟漢武帝頂,最後頂到漢武帝讓步,只好把這兩個人殺了。這個表面上看張湯是頂撞了漢武帝,但是張湯是越頂撞,漢武帝對他是越喜歡。這就奇了怪了,為什麼他越頂撞他越喜歡呢?張湯把漢武帝琢磨透了,這叫小罵大幫忙,因為他主張殺這兩個人實際上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在這一點上他跟漢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時候頂撞一下,漢武帝反而覺得這個人正直,而且這個人敢於說話,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朱元璋法目如炬,卻還是揪出了與張湯套路類似的刑部尚書開濟!單看開濟雷厲風行的外表,「以綜核為己任,請天下諾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的治績,甚至宰殺當朝駙馬歐陽倫的魄力,我們哪裡會想到他竟是一個能把死刑犯運作出獄,以換取錢財的巨貪?又哪裡會想到他是一個瀆亂人倫,役娶甥女,霸奪妹產的無恥小人?在一個充滿仁、義、禮、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條主義政府內,忠直的外表與大義凜然的姿態,居然可以用來貪墨腐敗、瀆亂人倫!可悲的是開濟?抑或當時的禮法與察人觀?類似於開濟之流的官員,只有到魂歸九泉的那一刻才會徹底悔悟,然而只要一息尚存,總是要高聲疾呼忠君愛國、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乃察。(譯文:禍福其實並非命運注定,也有規律可循:看你是否善於觀察和判斷。)
  二、《榮枯鑒》刻意將官員與百姓的利益對立起來,公開主張官員不為百姓說一句話,不為百姓辦一件事。樹立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的生死觀,是當前思想領域內最緊急迫切的一件事。即便是封建時代的平庸君主,也懂得經常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這些格言拿出來念一念,以此勸諭大臣。因為他們雖然做不到真正的為人民服務,但是為了安撫民心,忽悠百姓,總要裝裝孫子。然而作為國家二把手的馮道,就敢公開跳出來叫囂:當官本來就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國家,更不是為了人民。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自己就危險了。所以聰明的人摒棄這種做法。在馮道這類官員眼裡,本本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反倒是「求真務實」的體現,「為人民服務」卻成了不切實際的「理念」。隨著五代烽煙的漸漸遠去,《榮枯鑒》這套原則和思想,卻並未伴之歸入黃土,而是如同饕餮惡鬼,流毒後世。它給千千萬萬的基層公務員留下這樣一個思想烙印:為民請命者不得好死,愚蠢之至;明哲保身才是王道真理,智者所為。以往捨身求法、淡泊名利的人,雖然無產無業可留,但有清德可傳,會播芳名於萬代。可是隨著《榮枯鑒》中陰暗文化對大眾的洗腦,那些甘於奉獻的人現在不僅得不到好處,甚至連一個「善名」也都留不下,白白被人看做傻瓜。試問在這樣一個思想氛圍下,初入官場的公務員是會選擇做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還是「心憂天下」的清官廉吏?!
  三、《榮枯鑒》主張御下以利害,完全依靠朝廷佔據的強大資源霸控下屬及百姓,將道德、理想與信仰拋諸腦後。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曾經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意思是禮、儀、廉、恥是維持國家的四個基本要素,如果這四個要素不能貫徹執行,則國家很容易滅亡。現在的國家機器遠比幾千年以前複雜得多,它的運作和維繫也不可能單單再依靠這四個簡單的道德要素。縱觀當今的世界政治格局,我們就不難明白,單單從道德層面來考量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是否穩固,已經不合時宜了。但是管仲這句話,給了後世為政者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國家需要有信仰,官員與百姓需要有道德。惟其如此,國家機器運作起來才順暢。否則,韓非子在《亡征》中所提出的那七十多種亡國之兆,就會相繼出現,民不聊生。
  歷觀五代之前諸多王朝的統治階級,他們內部很少有一個宰相級人物勸諫帝王,要單單依靠自己所佔據的強大資源來控制下屬和百姓的。然而馮道這個官場奇葩就做到了!他在《榮枯鑒-降心卷九》中這樣寫到:「術不顯則功成,謀暗用則致勝。君子制於親,親為質自從也。小人畏於烈,奸恆施自敗也。恩莫棄賢者,威亦施奸惡,恩威戒偏也。」簡單的說,就是凡事依靠三樣法寶——槍桿、錢袋、權謀,不講任何政治道德、人情義理。對於那些敢於殺身成仁,跟上頭對著幹,為老百姓爭取合法權益的,就拿你的家人威脅你;對於那些惡毒的小人,當然就要以惡制惡,以毒攻毒,小人不要臉,我就更不要臉;對於那些普通人,就拿關乎他們自身利益的小恩小惠來說事,想要辦社保、辦保險、辦住房公積金、升職加薪的話,你就乖乖按我這套來。一個從來不問人民幸福,只追求國民全體服從、化為魚肉,以滿足貴族集團無厭貪慾的國家,即便能維持很長時間,也必然遭致百姓的唾罵和詛咒。所幸的是,以馮道《榮枯鑒》為理論核心的五個政權,壽命最長的一個也沒有超過二十年。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還是回到原點,來看看,在馮道振振有詞的《榮枯鑒》中,在他這滿是格言警句的道理中,有一個東西是貫穿始終的,那就是「損下益上」的理念。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只有向強權低頭,龜縮自保,始終不為了老百姓而得罪上位者,才能官運亨通!也許,馮道這番言論符合某些事實甚至基本符合事實,社會現實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印證他所說的話,人類歷史的實踐和經驗也能佐證他的觀點,甚至一個低級公務員按他所說去做,還真的就能成功,但是,他忘了一點:對於政治來說,光有事實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價值;對於一個人來說,光有成功是不夠的,還應該有仁義。正如鮑鵬山教授所言:人類世界,不僅僅是事物的總和,也不僅僅是事實的總和,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價值元素。事實,再加上價值,才構成人類世界。否則,就是動物世界。價值,才決定人類世界的性質,在人類世界的構成中,抽掉了價值,就沒用了意義。這樣的世界,不值得我們維護,它也必然崩潰。
  四、對內宣揚忠君愛國的理論,對外巴結逢迎,甘作「漢奸」,是《榮枯鑒》貫穿始終的文化基調。唐末皇帝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競爭的工具,以致「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軍閥之間經過十餘年的相互吞併,在北方出現了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首的強大軍事集團。這些軍事集團最初,無一不是依靠鎮壓、屠殺農民起義軍起家的。李克用的得力部將(後晉高祖)石紹雍自也不能例外,且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鬥爭中,戰績彪炳,頗為李存勖所讚賞。唐末農民起義,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然而石紹雍卻跟隨李克用對龐勳所部血洗屠殺,毫不留情。理由很簡單:身為大唐子民,應該窮死不為娼,餓死不為盜!更何況揭竿而起、背反朝廷!簡直是對「忠君愛國」四個大字的公開悖逆!問題是,我們的石紹雍先生既然知道身為臣子必須忠君愛國、恪盡臣節,恨透了那幫亂臣賊子,自己又何以先叛大唐,再叛後唐,甚至乾脆割讓燕雲十六州以及歲輸布帛30萬給契丹,並甘當百依百順的「兒皇帝」以換取契丹對自己的支持,將北方百姓置於契丹鐵蹄之下?石紹雍的心腹大臣馮道,在《榮枯鑒》中對此表示支持和理解:「位高節低,人賤義薄。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壞其身。君子避於亂也,小人達於朝堂。節不抵金,人困難為君子。義不抵命,勢危難拒小人。不畏人言,惟計利害,此非節義之道,然生之道焉。」意思是忠孝節義是統治階級來要求老百姓的,如果老百姓做不到忠孝節義,就是「反賊」。但是統治階級不能把這套東西當真,做什麼事都必須考慮利害關係,必要時可以出賣國家利益,向外國人叫爸爸,不必考慮老百姓怎樣叫喊!馮道這傢伙當真不是說說而已,在他的第三個主子石紹雍面臨「內憂外患」時,他還不辭艱巨,出使契丹,完成了屈辱媾和的任務。——「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一理念,再一次在馮道及其主子石紹雍身上顯露無遺。
  崇尚權謀、陰謀、潛規則的文化,是很可怕的文化。它們是一種陰暗的文化。然而這種文化卻被當今大多數人奉為圭臬,甚至被稱作「職場攻略」、「生存哲學」!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這套東西在當下能夠行之有效。如何瓦解陰謀生存的土壤,使我們的政府與企業回歸合理健康的運行機制,才是促使百姓和官員丟棄權謀,社會良性發展的關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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