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從烏台詩案到車蓋亭詩案

　　烏台詩案發生於1079年；車蓋亭詩案發生於1089年兩次都是文字獄，前後相隔10年。烏台詩案與事主蘇東坡的名聲成正比，在歷史上影響非常大；車蓋亭詩案的事主蔡確雖然貴為宰相，但文名遠不如坡公，又被宋史列入奸臣傳，所以車蓋亭詩案幾乎被歷史遺忘。其實，如果說烏台詩案作為一個政治事件，還能算事出有因的話，車蓋亭詩案則純屬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烏台詩案是改革派打擊保守派，車蓋亭詩案則是保守派打擊改革派，它們都是北宋知識分子之間的政治傾軋，給我們留下一條從無恥走向更加無恥的政治軌跡。
　　蘇軾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監獄受審，漢代御史台官署內曾經遍植柏樹，柏樹上常有數百隻烏鴉築巢，所以，人們又把御史台稱為「烏台」，蘇軾一案也就因此被後人稱為烏台詩案。烏台詩案起於《湖州謝上表》。元豐二年三月，蘇軾由徐州市長調任太湖之濱的湖州市長，按照北宋官場規矩，得上表謝恩。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其中「新進」和「生事」兩個詞是有背景的：司馬光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其中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王安石以《答司馬諫議書》反駁；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把王安石提拔的年輕改革官員稱為新進。《湖州謝上表》是在朝廷報紙上公開發表的，由於文壇領袖蘇軾的巨大影響，那些生事的新進們便成為帝國官僚集團私底下的笑柄。於是，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反擊，他摘引生事和新進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僅憑《湖州謝上表》當然興不起大獄。恰巧此時蘇軾又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監察御史里行舒亶潛心研究四個月之後，從中找出幾首詩，掀起對蘇軾的第二次攻擊波。舒亶上章彈劾蘇軾：「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及事，應口所言，無形不以譏謗為主。」
　　隨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後腳殺到，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編了四條理由說明應該對蘇軾處以極刑。三波攻擊之後，宋神宗也覺得蘇軾詩歌中確有諷刺新政的內容，蘇軾又是當時文壇領袖，如果任由其詩歌傳播，對新政的推行肯定不利，於是決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拘捕蘇軾。得到消息的駙馬王詵趕快派人告訴蘇轍，讓他通知蘇軾，所以蘇軾家里在皇甫遵到達湖州之前，已經燒了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欽差大臣皇甫遵到來之後，蘇軾嚇得六神無主，還是通判讓他穿著官服見皇甫遵。蘇軾在被押解到京的途中，經過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曾想過自殺。7月28日被捕，8月18日被送進御史台監獄，20日被正式提審。蘇軾在監獄里的四個多月，監獄內外、朝廷上下，像一齣戲一樣熱鬧上演。
　　蘇軾在監獄里的日子肯定不好過，被嚴刑逼供，在那個時代也是家常便飯，史料記載詬辱通宵不忍聞。兒子蘇邁往監獄為其父送飯，然後相約一套暗語如果送的是蔬菜和肉食，那就證明一切都還正常，如果送的是魚，那就是被判死刑的信號。有一天，蘇邁因為銀錢用盡了，需要出京去籌借，就委託朋友給蘇軾送飯。這位不知暗語的朋友，好心地給蘇軾送了一條熏魚，結果惹來蘇軾大驚，以悲傷之心，為其弟蘇轍留下兩首訣別詩，其中一首是：「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加上押解途中曾想自殺，蘇軾已是兩次從思想和情感上與死神擦肩而過。
　　政敵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當然想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他們還準備借烏台詩案把反對派一網打盡。李定上奏要求太后國喪也不赦免涉案人員；舒亶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以及蘇軾的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此時的宰相王珪，是出名的「擬旨」、「傳旨」和「奉旨」的三旨宰相，迫於李定等的政治壓力，也被拉進來陷害蘇軾。蘇軾有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雲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以此向宋神宗挑撥離間：「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蘇軾反對新政、以詩文諷刺新政，這是連蘇軾都承認的事實；而事情至此蘇軾仍能不死，主要原因是此時北宋的政治仍然比較清明。以今天的普世價值來看，當然不能因言獲罪，但如果把蘇軾放在明朝、清朝呢？二十世紀中國因言獲罪者張志新烈士也是一例證。
　　當王珪在宋神宗面前挑撥離間之時，宋神宗明確告訴王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關鍵還在於，蘇軾歷來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反對派，但是，變法派中的正人君子，卻有因友情和愛才而援手救蘇軾者。蘇軾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此時已是朝廷高層領導，作為蘇軾的政敵，章惇不但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明哲保身，反是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當面喝斥宰相王珪的險惡用心，堅決反對置蘇軾於死地。蘇軾一貫反對的變法派領袖王安石，此時雖早已退休林下，作為非常成熟的老政治家，從未因任何政治原因和私事上書過朝廷，此時也為才子蘇軾而上奏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最後，蘇軾被貶黃州團練副使，雖無權簽署公文，也還是一個武裝部副部長。司馬光、范鎮、張方平、黃庭堅等29位大臣名士雖也受到處罰，但除了透露國家機密的駙馬王詵被削除一切官爵，願納還一切官位為兄贖罪的蘇轍被調高安任筠州酒監之外，大多是像徵性地罰銅二三十斤了事。而蔡確的車蓋亭詩案發生之時，北宋朝廷政治雖不如後來的紹聖時期和崇寧時期混亂和險惡，卻也已進入乖張時期。宋神宗英年早逝，宗哲宗繼位年僅10歲，由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宣仁太后早就非常痛恨王安石變法派，朝廷政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身，在野十多年的保守派重回朝廷，在朝的改革派紛紛被貶出朝廷。時任宰相蔡確，本是王安石變法的堅定追隨者，被貶為陳州知州，不久又改遷湖北安陸。就在遊覽安陸名勝車蓋亭的時候，從政治潮頭浮沉而下、萬千思緒從心底湧出的蔡確，寫了《夏日登車蓋亭》絕句十首。知漢陽軍吳處厚，蔡確曾從其學賦，蔡確元豐年間當宰相後，吳處厚曾求蔡確幫忙，蔡確沒有理睬，這便結下私怨。得知蔡確十首絕句，吳處厚便抓住機會，隨意曲解，無線上綱，上奏朝廷，說「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吳處厚認為第二首「睡覺莞然成獨笑」不懷好意，理由是「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吳處厚又指第十首「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兩句，是用唐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於武後事，將宣仁太后比作武則天。
　　問題在於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等保守派官員，馬上就抓住這個報復改革派官員的政治機會，《資治通鑒》副總編范祖禹居然能說：「蔡之罪惡，天下不容」。他們認為蔡確是王安石的重要黨羽，周圍聚集著一大批朋黨，都是奸邪小人，應該當借車蓋亭事件一網打盡，他們所列的蔡確朋黨名單有：蔡確、章惇、曾布和呂惠卿等，都是王安石手下的改革大將。宣仁太后詢問文彥博怎麼處理蔡確，文彥博建議貶為嶺南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保守派官員呂大防和劉摯也認為這個處理太重，以蔡母年高嶺南路遠為由，主張改遷他處，宣仁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保守派官員范純仁只好對呂大防感歎：「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
　　本來坡公已深陷無卿的政治泥潭，厭倦了元佑黨人內部的朔黨、蜀黨和洛黨之爭，自請外放杭州市長，元佑四年四月十一日，就在赴任杭州之前，坡公卻主動給朝廷上了一個《論行遣蔡確札子》，提出一個處理蔡確的荒誕方案-坡公希望由皇帝出面制獄審理蔡確，然後再由宣仁太后出面赦免，一個白臉一個紅臉雙簧演出。作為10年前烏台詩案的過來人，更作為當代大詩人，坡公當然知道蔡確的10首《夏日登車蓋亭》詩中，根本沒有吳處厚與元佑黨人所指控的內容，但他又不願白白放過政敵，希望蔡確也嘗嘗10年前自己在烏台監獄中那種生死不測、惶恐無助的滋味，尤其是這個載於《蘇軾文集》中的「札子」，因「出入之故」坡公完全有理由不上，這就使後人看到，在政治的殘酷傾軋中，坡公純良的人格也難免扭曲變形。
　　蔡確被貶嶺南新州，只有一個叫琵琶的愛妾相隨，另外就是一隻鸚鵡。每當蔡確想呼喚琵琶的時候，只要敲一下手里的茶杯，鸚鵡就會呼喚「琵琶」。不久琵琶得瘟疫而死，蔡確從此再沒敲過茶杯。一天，蔡確因事誤敲茶杯，鸚鵡聞聲又喚「琵琶」，蔡確觸景傷情，大感悲愴，當即賦詩一首：「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歷史就是這樣富有幽默感：到杭州當市長的蘇軾，到紹聖時期也被政敵貶到嶺南儋州，也只有愛妾朝雲跟隨，不久朝雲也死於難產；不同之處在於，琵琶死後，蔡確鬱鬱成疾，在新州四年之後便殞命嶺南，而坡公天性豁達樂觀，能夠渡過坎坷歲月從嶺南返回，雖然沒能走到朝廷，只走到途中的常州便撒手而去。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獄，對整個改革派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保守派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將改革派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保守派還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張榜公佈，以示警告，並將已經貶出朝廷的改革派官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張商英等人加以再貶。以牙還牙，冤冤相報，此時已經成為北宋的政治特點：保守派「三賢三奸」的政治報復手段，被後來章惇和蔡京他們還以「元佑黨人碑」的升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