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人入據和“租居”澳門
從15世紀初起，為了尋求黃金與香料，以及找尋傳說中的居住在東方的基督教王約翰及其王國，葡萄牙人在國家政權的推動和支持下，開始了以探索東方航路為主要內容的海外擴張活動。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現在中國南海之濱，歐維士（JorgeAlvares）乘船抵達廣東東莞縣的屯門（現在香港境內）進行香料貿易。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採用暴力手段進行殖民掠奪，不可避免地與明朝政府發生了軍事衝突。16世紀初，明朝軍隊先後在屯門之役、新會西草灣之役和雙嶼港之役打敗葡萄牙人。這使他們認識到中國國力強大，不能輕易用武力征服，因而改用行賄等手段，以求在中國沿海取得立足之地。
“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賄許之，時僅篷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為舶藪矣。”（《廣東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門》）
1572年，葡人通事貢薩爾維斯（PedroCrongalres）前來向海道副使送禮，談及葡人又帶500兩來交納地租。由於當時有其他官員在座，海道副使便說，這筆款是交國庫的，從此開始了葡萄牙人公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的歷史。澳葡由原來無地租變為每年正式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500兩，是澳門領土屬於中國的明證。葡人從最初直到1848年一直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正是對中國在澳門的主權的承認。地租銀的形成和規範化，還說明廣東官府在事實上已承認居澳葡人的“租居”地位。
在葡人“租居”澳門的270多年內，明清政府對其採取“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方針，設置管理澳門的機構和官吏，制訂有關法規，嚴加軍事防範，派遣政府要員巡視，行使中國對澳門的主權。
明朝政府在澳門設有提調、備倭、巡緝等官員，這些官員統稱“守澳官”。澳門的主要行政司法等職能，則由香山縣知縣主管。他對居澳中外居民具有非常廣泛的管轄權。雍正八年（1730年），兩廣總督郝玉麟等奏請設香山縣丞一員，作為分防澳門縣丞。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將肇慶府同知改設為廣州海防軍民同知，通稱澳門同知，移駐前山寨。至此，以澳門同知為最高實際負責官員，與香山知縣及縣丞互相協調，共同管理澳門事務，構成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管治澳門的體制。
在關稅徵收方面，康熙年間，清政府在澳門設立粵海關監督行台，作為粵海關監督巡視澳門駐紮之所。其後澳門作為海關屬下的七處總口之一，下轄關閘、大碼頭、南灣和娘媽閣四小口，居於與省城大關總口同等重要的地位。
明清兩代政府根據澳門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制訂了多個具有法規性質的章程和條例，責成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遵守。在行使司法審判權方面，中外居民之間的糾紛，乃至刑事方面的案件，亦由中國官吏依照中國法律審理裁決，並飭令澳葡當局遵照執行。
除依據法規對居澳葡人實行日常管理外，為防止澳門葡人嘩變，明清政府還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萬曆二年（西元1574年），明朝政府在扼守澳門與香山縣咽喉的地方蓮花莖建立關閘。關閘為中國傳統的古城樓建築，中間有一道大門，有中國官兵把守，規定時間開放，以便利彼此間交易。
數百年間明清多位封疆大吏巡閱澳門，傳達了中央政府對在澳葡人的政策，並處理重大問題，顯示了中國政府對澳門主權的擁有。1839年9月3日，欽差大臣林則徐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巡閱澳門，可以說是明清官員巡閱澳門的高潮。
對澳門的葡萄牙居留地，明清政府在行使中國的管治權的同時，默許葡人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居澳葡人在遵守中國法律、接受中國官吏管治的前提下，按照古希臘城邦、西歐中世紀自治城市以及葡屬海外領地自治的傳統，設立具有行政、司法、財政等職能的自治機構議事會，在其管轄的範圍內管理葡人的內部事務，實行葡式的政治法律制度，並由葡萄牙政府和葡屬印度政府核准這種自治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