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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從愛國者到漢奸從行刺者到被暗殺

汪精衛:從愛國者到漢奸從行刺者到被暗殺


1935年3月18日,汪精衛出現在《時代》封面上。
  
  這一年,汪精衛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年屆52歲,已是暮年。《時代》封面選用了汪精衛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臉上雖透出幹練,但神情略顯疲憊。曾以風度翩翩而著稱的汪精衛,傳奇的丰采不復存在。
  
  汪精衛與1934年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溥儀有一種特殊聯繫。1910年,參加孫中山同盟會的汪精衛來到北京,圖謀刺殺溥儀的父親、清王朝攝政王載灃,以表現革命者勇氣,喚醒民眾。當年,27歲的汪精衛英姿勃發,雖然因暗殺失利而身陷大獄,卻因此天下聞名。「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在獄中的這一曲引亢高歌,其浩然正氣令很多人為之欽佩,為之仰望。這一年是宣統二年,皇帝溥儀剛剛4歲,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過「汪精衛」或「汪兆銘」(編者註:汪精衛的本名)。
  
  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衛在南京宣佈成立另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本人就任政府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行政院院長,擁有自己的行政系統、軍隊、外交等,一方面與移都重慶的國民政府及老對手蔣介石分庭抗禮,另一方面與東北的「大滿洲帝國」遙相呼應。之後,汪精衛甚至還親自到長春訪問,在日本軍隊的刀光劍影中與溥儀握手言歡。
  
  既生蔣,何生汪
  
  1935年時,任何人,包括汪精衛本人,都還不可能預想到他後來的變化。
  
  這一年,政治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站在歷史漩渦之中。自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以來,是汪精衛而非蔣介石在前臺負責處理中日外交關係--是戰?是和?如何戰?如何和?
  
  汪精衛與蔣介石算得上政壇冤家對頭。1927年之前,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資歷與名望,以及與孫中山的個人關係,都超過蔣介石。1925年孫中山病危時,正是由汪精衛代筆起草了著名的《總理遺囑》,這更增加了汪精衛的政治資本。後來,儘管蔣介石借北伐戰爭擴大自己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威望,一躍而為國民黨的第一巨頭,令汪精衛不得不屈居其後,但從1927年起,汪精衛仍一直是蔣介石在黨內的最大競爭對手,曾兩次與其他反蔣力量聯手迫使蔣宣佈下野。幾年來,他們在刀光劍影中一路走來,忽而聯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見,忽而彈冠同慶。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們才開始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合作期。或許,屈居第二一直是籠罩在汪精衛心中的陰影,不過,即便有「既生蔣,何生汪」的感歎,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他當然也只能暫時擱置於一旁。
  
  關於蔣介石、汪精衛兩人之間的歷史恩怨與合作,遠非三言兩語可以講述清楚。與他們兩人都很熟悉但更偏愛汪精衛的陳公博的一番話,倒是寫得有趣,不妨作為一種參考:
  
  汪蔣之無法合作,實在有種種原因,第一,他們兩個人的個性本來就不同,一個愛說話,一個愛緘默。一個感應很快,一個城府很深。兩個人雖然共負大責,而蔣先生對於一切機密都不願竭誠討論。國家大事本來應該和衷共濟的;什麼才是「和衷」,基本條件當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裡「和」起,「濟」又由哪裡「共」起?第二,他們兩位先生表面雖然客客氣氣,而暗中還在爭領袖。在汪先生方面,以為他在黨國,有歷史,有地位,有勳勞,除了孫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過他老先生是謙抑為懷的,他不願當正式的領袖,同時他也不願他人做正式的領袖。至蔣先生則不然了,他出身是軍人,對於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實際的領袖,還要做名義的領袖,一天沒有達到其登大寶的願望,他到底不甘心。他們的性情和脾氣根本相異如此,「合作」兩個字真是無從提起。(《苦笑錄》,第210頁)
  
  有意思的是,《時代》在描述汪精衛的政治經歷時,他被比喻為鯨魚的鬍鬚--容易彎曲,也能予以反擊。「上周,急欲瞭解南京政府意圖的中國人,可以從研究汪頗像鯨魚的鬚子一般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他總是容易彎曲,但也總會予以反擊。」於是,「鯨須汪」成了他的代稱。
  
  被暗殺的暗殺者
  
  當《時代》選擇汪精衛為封面人物時,注意到了他對日態度的前後變化:
  
  正是這位汪先生在1932年說過:「哪怕日本可能派來100萬軍隊,他們也會發現不可能征服中國……中日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談判!」而現在卻是他本人來與日本使節直接談判,他在1935年說的話則是:「我們將儘量與日本一起緩和遠東的經濟緊張局面。」(《時代》,1935年3月18日)
  
  《時代》說得不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被迫下野,汪精衛主政,他一改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政策,以積極主張抗戰而著稱。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與日本侵略軍展開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即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主力。1932年8月6日,汪精衛請求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同時又致電張學良,指責其「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8月8日,汪精衛再度請辭,並指責張學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繳稅收,又不許中央過問兵額,卻屢屢來電催餉。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之後,曾經主張積極抗戰的汪精衛,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擠壓下,他的「鯨須」完全彎曲了,似乎再也無法舒展開來施以還擊。主和--這可能是汪精衛與蔣介石當時在外交上採取的比較一致的立場,但他先後態度的明顯轉變,他所處的在第一線負責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國民黨內主戰派和情緒激昂的中國民眾的抨擊與討伐。
  
  當1935年來臨時,主和的汪精衛似乎看到了實現與日本休戰的希望。剛剛過去的1934年,雖然日本的挑釁依然不斷,但沒有發生大的戰事,日本侵略的腳步也一下子停了下來。顯然,汪精衛試圖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協、和談來創造新的歷史。於是,在《時代》於3月18日選擇汪精衛作為封面人物時,中、日關係是否緩和、如何進展,成為最重要的新聞背景。
  
  站在外交前臺的汪精衛的「鯨須」,徹底彎曲了。
  
  彎曲了的「鯨須汪」成了眾矢之的。1935年7月,國民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汪精衛於8月8日提出辭職,但被蔣介石挽留。繼續主政的汪精衛,卻再也無法避免萬民聲討的命運。
  
  他被刺殺的一天終於到了。
  
  「暗殺的原因」--這是1935年3月《時代》講述汪精衛1910年試圖行刺攝政王載灃故事時所用的小標題。然而,剛被他們選為封面人物、被他們描述得盡善盡美的「鯨須汪」,8個月後,就因為他的對日妥協政策而被人刺殺--時間:1935年11月1日;地點:南京總統府大禮堂。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裡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實的汪精衛》)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漢奸。歷史名聲前後如此懸殊,在20世紀的中國,有哪位能超過他?歷史的不可知性與無情變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衛身上呈現著。
  
  孫鳳鳴1935年的刺殺行動,雖未使汪精衛當即喪命,但那顆未取出的子彈,最終還是導致了汪的死亡。前往日本就醫的汪精衛,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則在不到一年後取得勝利。
  
  「鯨須汪」61年的人生,就這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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