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族的南遷與漢化
鮮卑族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方少數民族，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經歷了從森林走向草原進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其奮鬥歷程的艱辛與悲壯，其思想觀念的轉變與發展，其風俗習慣的演進與改變，其統治的魄力與局限，決定了它的興盛與衰落。
祖室「嘎仙洞」
在戰國秦漢時期，與匈奴同時興起的比較強大的北方民族，是生活在中國東北部的東胡族。東胡在西漢初年被匈奴擊敗，分二支逃散，一支逃往烏桓山（在今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西北），後稱之為烏桓族；另一支逃往鮮卑山（在今內蒙古哲盟科爾沁左翼中旗西），後稱之為鮮卑族，亦稱之為東部鮮卑。
鮮卑在西漢時期未見於史籍，東漢初年，鮮卑常被匈奴強迫侵擾北邊，公元九十一年匈奴政權瓦解，鮮卑繼起，轉遷漠北，吸收漠北匈奴餘部數十萬人，力量驟盛。東漢後期，鮮卑出現了一個著名的首領檀石槐（公元一五六至一八一年在位），被推為鮮卑「大人」，在高柳（今山西省陽高縣）北的彈汗山（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尚義縣南）建立庭帳（統治中心），盡據「匈奴故地」（即大漠南北），以他為中心建立起一個鮮卑部落軍事大聯盟，「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但是，檀石槐的聯盟，因部落眾多、民族成分複雜、社會生產力低下、經濟基礎薄弱，聯盟組織不能長期鞏固，故當檀石槐一死（公元一八一年），聯盟就開始分裂。隨後是被稱為「小種鮮卑」的軻比能集體繼起，再度建立了鮮卑部落聯盟，但存在的時間很短。軻比能的聯盟因軻比能被曹魏刺死而瓦解。東部鮮卑先後興起了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這幾個部在「五胡十六國」期間，都曾在中原地區活躍一時。西部鮮卑分化出禿髮部和乞伏部。
最後對中國歷史影響較大的是拓跋鮮卑。除東部鮮卑外，原來居住在今內蒙古呼倫貝爾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嘎仙洞附近的大鮮卑山的是拓跋鮮卑。
它是鮮卑族最東北的一部，原始遊牧區在今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和大興安嶺北段之間。據《魏書》記載，拓跋鮮卑有先祖石室，北魏第三個皇帝（世祖太武帝拓跋燾）曾派人前去先祖石室祭祀祖先。一九八○年內蒙古的考古學家在嘎仙洞的石壁上，發現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拓跋燾派中書侍郎李敝等人到嘎仙洞祭祖的祝文石刻，與《魏書》記載相符，解決了北魏先祖石室的具體地點問題。它的發現，也證實了拓跋鮮卑起源很早，先祖毛可上溯到二千年上下，毛是這一地區部落集體的首領。
嘎仙洞地處大興安嶺北段，石洞口高十二公尺，寬十九公尺，洞南北深九十二公尺，東西寬二十七至二十八公尺，穹頂最高處達二十多公尺，這個洞可容納數千人。大石洞的中央有一塊不規則的天然石板，下面由一塊大石頭托起，似一石桌。洞內有斜洞和小耳室，這個小耳室可能是部落儲藏物品或部落首領居住地，而大石洞則是部落成員生活和議事的地方。在大石洞距洞口十五公尺的西壁上，是著名的祝文石刻。石刻原被苔蘚覆蓋，字跡很難被人發現，經洗刷後，才出現石刻全文。刻辭為豎行，共十九行，每行十二至十六個字不等，全文共二○一個字，刻文為漢字魏書。它證實了嘎仙洞就是北魏先祖石室。
在這個洞內，還出土了不少陶片、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等，應是東漢時期的鮮卑遺物。出土物中石鏃、骨鏃較多，而且製作均較精細，說明在嘎仙洞生活的鮮卑人以狩獵經濟為主，過著「射獵為主」的原始部落生活。
拓跋鮮卑部落不斷發展，大鮮卑山以及嘎仙洞，終於無法滿足他們發展的需要，所以到毛傳五世至第一推寅時，開始率眾離開大鮮卑山，向呼倫貝爾大草原遷徙。
南遷大澤
鮮卑民族南遷的歷程，先是舉眾離開大興安嶺，西遷至呼倫貝爾草原，到達額爾古納河上游的依山盆地。在此草原、丘陵與山谷中，經常發現鮮卑墓地。如陳巴爾虎完工墓群、滿洲里市西的扎賚諾爾墓群以及海拉爾市南伊敏河流域各地發現的墓群等，是拓跋鮮卑從大鮮卑山西南遷至呼倫貝爾草原的遺存。這些墓地證實了第一推寅率眾「南遷大澤」的史實。這些墓地的發現和發掘，是鮮卑考古的開創。由於他們是陸續遷出，所以，墓葬的時代並不是同一時期的。完工墓是早期古老的森林叢葬習俗墓葬，反映了拓跋鮮卑當時仍處於部落社會。扎賚諾爾墓出現了不同於叢葬的樺木棺和單人葬，甚至出現了男女合葬墓，這反映了個體家庭開始出現，大家族部落組織開始走向解體。他們以狩獵為主，但已出現了原始農業。在扎賚諾爾墓中出土了狩獵紋骨板，是他們當時生活的見證。但這時是母系氏族社會晚期，因為從墓葬的形制、隨葬品來看，男女還沒有明顯的區別，婦女也沒有脫離主要生產。墓葬中出現規矩銅鏡、如意紋錦和木胎漆器奩等，這既反映了拓跋鮮卑與中原的密切關係，也說明這裡墓葬的年代當是東漢時期。
在扎賚諾爾墓葬中，出土了飛馬紋動物形銅鎏金帶飾，證實了《魏書‧序紀》記載一段史實：「古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這種飛馬形的飾牌，即是鮮卑人信奉的古神獸！在鮮卑族南遷遇到沼澤地，部族面臨滅亡的關鍵時刻，是這個神獸從天而降，帶領他們走出了沼澤地，實現了他們南遷的夢。在內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凡鮮卑活動過的地區，都出土了這種「飛馬紋」的銅鎏金帶飾和包金鐵帶飾。現藏於內蒙古博物館的屬東漢時期、出土於扎賚諾爾墓的飛馬紋鎏金銅帶飾，馬作奔馳狀，鼻端有角，帶雙翼，應是文獻中所載引領拓跋鮮卑南遷的神獸。出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討不氣村，屬北朝時期的包金神獸紋帶飾，其神獸的形象也與文獻記載相符。這個神獸反映了鮮卑族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歷經艱難，可謂「山谷高深，九難八阻」。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來說，需要克服的困難不僅僅是生活習慣的改變。他們面對一望無際的草原，面對大自然環境的考驗，從森林民族轉變為草原民族過程中，付出了六至七代人的努力。
呼倫貝爾草原，這裡有優良的牧場，牛羊繁盛，水源充足，又有二大湖泊：呼倫和貝爾湖。即《魏書》中記載所謂「南遷大澤，方千餘里」。這裡是許多遊牧民族興起之前，修養生息、儲蓄力量的地方。鮮卑族在這片草原上經過了六、七代人的發展，又因「有神人言：此地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於是從呼倫貝爾草原縱貫錫林郭勒草原，在南楊家營子（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北約三十五公里處）停留了一段時間後，繼續向西跋涉千里，來到燕山、陰山的「匈奴之故地」。
在南楊家營子，先後發現了鮮卑族的遺址和二十餘座墓葬，從出土物和埋葬習俗看，與完工、扎賚諾爾墓葬同屬一個文化。這裡應當是拓跋鮮卑部眾在詰汾率領下，由呼倫貝爾大草原遷至大興安嶺南段、烏爾吉木河時的遺跡、墓葬。出土的文物不如扎賚諾爾墓的豐富，這與他們在這裡停留的時間不長有關。
但是，出土物的製作水平提高了，鐵器的使用範圍也擴大了，反映他們的經濟有所發展。從南楊家營子墓葬制度來看，不僅貧富差別明顯，而且男女分工也較清楚，墓葬中小孩隨父親葬，反映了父權制的確立。拓跋鮮卑在南楊家營子一帶時，已是在檀石槐的部落大聯盟瓦解之後。詰汾的父親第二推寅鄰，曾是檀石槐的鮮卑部落大聯盟中的西部大人之一，那時拓跋部的經濟有所發展，加上遷徙，距離中原更近，中原文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進一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