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興起

　　西元前三世紀左右，我國正處於戰國末期，中原七國為爭奪霸權苦鬥不休，而一個強悍的遊牧民族——匈奴卻趁勢在大漠南北悄然興起。
　　“匈奴”之名，最早見於《逸周書》、《山海經》等先秦典籍，但異名頗多。司馬遷著《史記‧匈奴列傳》，詳細追述了匈奴族早期的歷史，始定名為匈奴。從此，這個居於我國北部邊境、強悍善戰的遊牧民族就以“匈奴”之名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之上。
　　匈奴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北方遊牧民族長期兼併融合的結果。在我國大漠南北廣袤的草原地帶，自古以來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生息活動的基地，同時也是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衝突與戰爭的主要場所。根據史書記載，從遠古時起，就有許多遊牧民族活躍於北邊大漠之上。黃帝時就曾北逐過葷粥。在夏代，葷粥與夏為鄰，與華夏族有密切的交往。殷商時，匈奴傳說中的先祖淳維由中原奔於北邊，過著四處遷徙的遊牧生活。此時鬼方強盛，成為商王朝的勁敵。商王武丁經過三年的征戰，才擊潰了鬼方的侵犯。西周時，獫狁強大起來，不斷地進行侵擾，給內地人民帶來許多災難與痛苦。春秋戰國時期，北邊遊牧民族被統稱為戎狄。這些“戎”、“狄”，有的分佈在黃河流域，有的分佈在大漠南北，其中除了白狄的一支建立了“中山國”之外，其餘的在黃河流域的戎狄或是被各強大的諸侯國所兼併，或是被逐至大漠，與原先居住在那裏的戎狄相融合。秦漢之際，匈奴則被稱為“胡”。正是在北邊遊牧民族長期兼併融合的基礎之上，匈奴族才能興起於大漠。儘管學術界對匈奴的起源問題還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東胡說、西羌說、突厥說、夏人說等等，迄今尚無定論。但多數學者認為，匈奴族的形成．與這些北方遊牧民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匈奴族雖然在很早以前就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但在匈奴頭曼單于之前，匈奴的部落聯盟尚處於極不穩定的階段。當時大漠南北分佈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氏族與部落，這些氏族與部落時大時小，聚散離合，由各自的君長所統治，互不轄屬。據司馬遷估計，大約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時間，匈奴才進入頭曼單于統治時期，部落聯盟才趨於穩定。“單于”這一稱號，就是從部落聯盟時期開始的。而匈奴歷史上的第一個單于——頭曼單于，就是由部落聯盟會議共同推定的匈奴族的首領。匈奴族由許多部落所構成，而各部落中又包含著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攣鞮氏，單于都出於此氏族。異姓氏族中以呼衍氏、蘭氏、須蔔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與單于聯姻。凡是遇到廢立、戰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會議決定。
　　在四野寥廓的大漠之上，自然條件決定了匈奴人的經濟生活只能以畜牧與狩獵為主。為了追逐豐盛的水草，匈奴人常常四處遷徙，過著漂泊不定的遊牧的生活。遼闊的草原決不是和平安寧的淨土，不知潛伏著多少莫測的危險。惡劣多變的自然環境，兇猛野獸的突然襲擊，鄰族的偷襲侵掠，鍛煉了匈奴族剽悍善戰、爭強好勝的民族性格，也養成了匈奴人自幼就善長騎射的特長。從孩提時起，匈奴人就騎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練習射殺鳥鼠，稍大之後則追射狐兔，成年後壯男盡數編入甲騎，平時與妻兒老小生活在一起，從事畜牧生產，戰時則舉族而遷，隨軍出征，攻戰劫掠。這種生產組織與軍事組織合一的體制，使匈奴軍隊不僅有強大的戰鬥力，而且具備極強的靈活性與機動性，有利則進，無利則退，沒有笨重的後勤輜重的牽累，非常適合在大漠之上長途奔襲作戰。匈奴軍隊這種特點，在日後的漢匈戰爭中曾經一度顯示出其優勢，致使漢軍疲於奔命，常常陷入進退維谷的窘迫境地。
　　春秋末期，匈奴與中原漢族的接觸逐漸增多。匈奴人開始向漢人學習農耕技術，漢人也學習匈奴人的養馬經驗，中原鐵器輸入匈奴，不僅促進了匈奴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匈奴製造銳利的兵器提倡了必要的物質保證。趙武靈王提倡胡服騎射，中原始有騎兵，改變了以車戰為主的作戰方式，拉開漢匈戰爭以騎兵相對抗的序幕。到了戰國晚期，匈奴與中原諸國的衝突日益激烈，與匈奴毗鄰的秦、趙、燕三國更是首當其衝，深受其害。西元前312年，匈奴鐵騎馳騁于樓煩(今山西寧武一帶)之下，嚴重威脅到位於樓煩之北的燕國的安全，迫使即位未久的燕昭王卑禮下士，問政于謀士郭槐，圖謀富國強兵之策。西元前265年前後，趙將李牧統率大軍駐守於代郡(今河北蔚縣一帶)、雁門(今山西寧武一帶)，防禦匈奴。李牧是趙國著名的將領，長期生活於北境，深諳匈奴靈活機動、擅長突襲的作戰方式。因此李牧善待士卒，勒習騎射，嚴明軍紀，禁止部卒輕易出擊。而匈奴卻以為李牧怯懦畏戰，氣焰愈盛，屢屢逼近趙國邊境劫掠。面對匈奴咄咄逼人的攻擊，李牧審時度勢，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一舉殲滅匈奴十萬餘騎，匈奴殘部狼狽北竄。其後十餘年間，匈奴再也不敢逼近趙國邊城。李牧抗擊匈奴，是漢族與匈奴首次大規模的戰爭，也是中原農業民族以防禦為主，步兵、騎兵聯合反擊為輔，抗擊遊牧民族騎兵突襲的一次成功的戰例。然而必須看到，此次戰役雖然給予匈奴以重創，暫時遏制了匈奴入侵中原的攻勢。但是趙軍畢竟沒有能力繼續出擊，給匈奴以致命的打擊。何況中原各國在秦軍銳利的攻勢之下，朝不慮夕，自顧不暇，根本無力北擊。燕國太子丹為了抗禦秦國，甚至與大臣鞠武設謀，命秦國叛將樊於期與匈奴聯繫，策劃共同對付秦國。只是因為後來秦軍進展迅速，這一企圖才沒有實現。
　　西元前三世紀末，匈奴的勢力範圍日益擴大，當時頭曼單于的王庭設在陰山(今內蒙狼山、大青山一帶)之北的頭曼城(今內蒙五原一帶)，控制了陰山南北的廣闊地區，並渡過黃河，佔據古時稱為河南地的河套地區。西元前221年，秦始皇掃平諸雄，一統中原，結束了二百多年來戰國紛爭的局面，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而在秦朝的北境，則受到了來自匈奴方面的嚴重威脅，尤其是匈奴控制的河南地，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它像一個楔子一樣插入中原，將秦朝的北部邊境撕開了一個缺口，不僅與之相鄰的雲中、雁門、上郡等邊郡處於匈奴鐵騎的直接攻擊之下，而且遙遙威脅著秦朝的都城咸陽。
　　對於這樣嚴重的威脅，正處於事業頂峰的秦始皇是決不能容忍的，秦與匈奴之間的戰爭勢不可免，而奪取河南地，必然是秦始皇用兵的首選目標。
　　西元前220年，即秦統一的第二年，秦始皇首次巡視邊郡隴西、北地，親自部署北部防禦事宜。西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二次巡視北境，從上郡(治今陝西榆林東南)返回都城咸陽。以臨河為塞，徵發戍卒駐守，蒙恬居於上郡，統率北境全部守軍，威鎮匈奴，保證了河套地區的安寧。
　　蒙恬攻取河南地，對匈奴的打擊十分沉重。河南地長期受到黃河水的浸潤灌溉，土地肥沃，水草豐美，氣候溫潤，不僅是一個天然的良好牧場，而且也非常適合農業的發展。對於遊牧民族而言，被迫放棄這樣一塊“風水寶地”，向北退卻七百餘裏，遠走漠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區)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對於匈奴人生計影響之大，不難想見；但是懾于秦軍的強大聲勢，匈奴人只能是心不甘而力不足，不得不舉族北徙，暫時躲避秦軍的兵鋒。“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指匈奴騎兵)不敢彎弓而報怨。”漢初政論家賈誼在《過秦論》中所說的這句話，正形象地反映出匈奴這種矛盾的心態與窘迫的境地。
　　但是，蒙恬奪取河南地的輝煌勝利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一代雄主秦始皇的謝世，昏聵無能的胡亥篡奪了帝位，蒙恬被迫自殺。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北部邊防頃刻間瓦解，戍邊士卒四處逃散，匈奴趁機南下，兵不血刃，輕而易舉地重新奪取了河南地。繼秦而立的漢王朝，則成為匈奴人“南下而牧馬，彎弓而報怨”的對象，為日後漢匈戰爭中圍繞河南地的爭奪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