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

　　慈禧(葉赫那拉 蘭兒)太后，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稱“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爺”，死後清朝上諡號為“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總共25字，為有史以來皇后生後哀榮之最。是清朝政府腐敗、軟弱、無能、殘暴的代表。1861年至1908年間清朝的實際統治者。
　　慈禧太后是滿洲鑲藍旗人，其家庭屬葉赫部(今四平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甯池廣太道道員。玉牒(皇族家譜)記載是“葉赫那拉氏惠征之女”。 乳名蘭兒，在那拉家族中，慈禧被稱為杏兒，故稱葉赫那拉，徽號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咸豐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緒帝的養母。同治帝立，尊為聖母皇太后，尊號為慈禧太后。在清文宗駕崩於避暑山莊後，治喪期間因與慈安太后分住煙波致爽殿東西暖閣，故也被稱為西太后。
　　慈禧博學多才，能書善畫，書法長於行書、楷書，繪畫有花卉等傳世。
　　清朝一直沿用中原歷代宮廷的舊制，也有上尊號、徽號、諡號的規定。
　　在新皇帝登基時尊稱母親為母后(指皇太后)，帝母(新帝的生母)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和聖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的地位相對更高，這就是上尊號。另外，遇到朝廷大慶的日子，還要給皇太后在尊稱上在加一些美好的辭彙，稱徽號，一般每次加兩字。死後用生前的徽號再加上幾個字成為這個人的徽號。
　　下面來說一下慈禧的徽號：
　　1862年(同治元年)，上徽號“慈禧”；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因為同治皇帝大婚，上徽號“端佑”；
　　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載淳親政，上徽號“康頤”；
　　1874年(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因為遇到“天花之喜”，而兩宮太后“調護朕躬，無微不至”，“朕心實深欣感”，決定為兩宮皇太后上徽號，但二十天後同治駕崩，上徽號儀式沒能進行；
　　1876年(光緒二年)，光緒帝即位，連同上次給兩太后各上的徽號，一共四字。慈禧的徽號由此又加上了“昭豫莊誠”；
　　1889年(光緒十五年)，光緒皇帝大婚，上徽號“壽恭”；
　　1889年(光緒十五年)，光緒皇帝親政，上徽號“欽獻”；
　　1894年(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上徽號“崇熙”；
　　1908年，慈禧病逝，按照大清慣例，前面加上“孝欽”，後面加上“配天興聖顯皇后”為諡號。即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共二十五個字。
　　據葉赫那拉‧根正說：“關於葉赫那拉氏的起源，有這樣一個故事：在元末明初時，已在葉赫河建立了葉赫城的葉赫那拉氏家族與愛新覺羅家氏族發生了一場戰爭，當時，愛新覺羅家族的頭領為了使葉赫那拉氏臣服，就指著大地說道：‘我們是大地上最尊貴的金子(愛新覺羅就是金子的意思)！’而葉赫那拉的首領聽了一陣大笑，他指著天上的太陽說道：‘金子算什麼，我們姓它！’葉赫那拉氏最後打敗了愛新覺羅，成為當時東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據史料記載：葉赫那拉氏是滿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較早的姓氏之一。葉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時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墾達爾漢，原姓土默特。葉赫那拉氏的始祖，原來是蒙古人到扈倫部，他招贅在那裏，那拉的意思就是愛，他領有其地，並成為一國，因為他的國是在葉赫的河邊建立的城市，所以叫葉赫那拉氏。葉赫那拉氏是滿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後出過許多文豪武將，如歷來被譽為“清初學人第一”的滿族傑出文人納蘭性德就姓葉赫那拉。但真正使葉赫那拉揚名天下的，當屬葉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1836~1908年)，乳名蘭兒，安徽徽甯池廣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選入宮，號蘭貴人，因得咸豐皇帝寵倖，1854年進封懿嬪。1856年生子載淳。次年進位為“儲秀宮懿貴妃”。1861年8月，咸豐帝病死熱河，遺詔立載淳為皇太子，繼承皇位。並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輔政。年號“祺祥”，尊生母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同年11月，慈禧與恭親王奕欣發動政變，將八名“贊襄政務王大臣”分別革職或處死。改元同治，慈禧實行垂簾聽政，實際控制了國家大權。
　　1873年，載淳成年，慈禧宣佈撤簾歸政，但仍把持朝柄。次年，載淳病死，慈禧立宗室載湉繼承皇位，年號“光緒”，複行垂簾聽政。
　　1889年，載湉大婚成年，慈禧宣佈“歸政”，退居頤和園，但朝內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緒帝實際居於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是年，適逢慈禧六十壽辰，擬“在頤和園受賀，仿康熙、乾隆年間成例，自大內至園，路所經，設彩棚經壇，舉行慶典”。挪海軍經費，繕修頤和園，佈置點景，廣收貢獻。故於“朝鮮事求速結”，支持李鴻章等對日採取妥協投降主張。
　　“六旬萬壽慶典”活動從年初即開始籌備，八月中日戰事愈烈，戶部上書“請停工程”，慈禧大發雷霆。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條，系指以後尋常工程，其業經興辦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戰派廷臣紛紛上疏，請求停辦“點景”，移作軍費。慈禧怒不可遏，稱“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生不歡”。
　　9月，中國陸海軍先後敗績，慈禧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強使主戰的軍機大臣翁同龢到天津與李鴻章會商停戰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將“六旬萬壽貢品”統於10月23日星進。11月7日，日軍佔領大連灣，這一天正是慈禧生日，前方軍情急電雪片般飛來，慈禧卻不為所動。在頤和園升殿受賀，大宴群臣，連續賞戲三天，公事皆延置不辦。
　　11月22日，北洋水師基地旅順淪陷，慈禧仍不以為然，並反將矛頭指向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11月26日，慈禧於儀鑾殿召見軍機大臣，時光緒帝不在座。突然宣佈“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並將瑾、珍二妃之兄禮部右侍郎志銳遣戍烏裏雅蘇台。珍妃為光緒寵妃，並支持光緒對日主戰。當時朝廷內一些主戰官員，不滿於慈禧、李鴻章對日屈膝，於是結二妃之兄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進言於上”，推動光緒對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親自上奏：《倭夷入寇樞臣與疆臣各懷異志但欲求和請交部嚴加議處折》，彈劾李鴻章等不思督軍應敵，“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請旨將樞臣及北洋大臣交部嚴加議處，以存國法”。這時，正值慈禧起用恭親王主持對日議和，主和空氣甚囂塵上。慈禧選擇此時處罰光緒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於打擊主戰派及向光緒示威。12月4日同時下令授恭親王奕䜣為軍機大臣和撤銷滿漢書房，進一步的加強了主和派勢力和剪除光緒周圍的主戰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戰事上愈不可為，慈禧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藉口中國使臣全權不足，拒絕開議。議和未成，使臣被拒，慈禧萬分驚恐，曾命順天府準備車騾，擬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於廣島拒和後，立即向北洋水師另一基地威海衛進攻，27日攻陷威海衛，北洋水師覆滅。3月初又發動遼河下游作戰，六天之內，連陷牛莊、營口、田莊台。至此，以慈禧為首的投降派下定決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屈辱的條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後，舉國大嘩，憤怒聲討慈禧、李鴻章等人的賣國行為。人們在北京城門貼出“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的對聯表示抗議。根據《馬關條約》規定，日軍於6月間開始派兵侵入臺灣，遭到臺灣人民的奮勇抵抗，慈禧一面下令臺灣大小官員內渡，並嚴厲禁止接濟臺灣抗日軍民，同時又在頤和園搭起天棚，準備避暑。人們又題了“臺灣省已歸日本，頤和園又搭天棚”的對聯，痛斥慈禧的賣國罪行。
　　甲午戰爭失敗後，光緒帝憤於戰敗割台，欲思振作，決心變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發佈“明定國是上諭”，實行變法。9月，慈禧發動政變，扼殺新政，囚禁光緒帝於瀛台，開始複出訓政。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挾光緒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議和大綱》，並頒佈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無恥政策。9月7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合約》。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後，慈禧“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孟心史的《明清史論著集刊》中有一篇《記陶蘭泉談清孝欽時事二則》，是很有趣的文章。它報導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緒癸卯，中國鐵路史上的兩項新工程。那時蘆漢鐵路北段已經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蘆、和由高碑店至易縣的兩節。當時蘆漢路的督辦是鼎鼎大名的“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北洋大臣則是袁世凱。陶蘭泉(名湘，是有名的藏書家)則是盛宣懷委派辦理頤和園裝電燈和蘆漢路北京事務局的大員，算得上極時髦的洋務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鐵路和裝電燈都是地道的現代化新事物。這兩項新建設都是在西太后關懷之下進行的。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位皇太后對現代化的興趣與關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別動機。裝電燈是為了在頤和園裏更酣暢地享樂，白天玩不夠，晚上再來玩，這時候電燈比起蠟燭之類可就顯出非凡的優越性來了。修鐵路則是為了上墳——恭謁西陵。總之，西太后的“洋為中用”和我們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遠的。
　　孟心史記述道：“蘭泉承宣懷旨，車中備鐵床、茵褥枕被。花車原有臥榻置不用，計吸鴉片煙非此不適故耳。床橫置，面車窗，以巾幔，圍之。... ...床側一門，啟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貯黃沙，上注水銀。糞落水銀中，沒入無跡。外施宮錦絨緞為套，成為繡墩。”
　　看看這些辦法，實在也不能不佩服陶蘭泉的幹練，確有一些創造發明的真功夫。花車的臥榻無論怎樣講究，抽起鴉片來總顯得逼仄，轉動不便。現在換為鐵床，難怪總管太監李蓮英事先審查時，要連呼“曉事”了。不過這一點，是常人也還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銀鋪底的如意桶。那構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國的水銀礦開採，歷史不能說不久。但除了用來做防腐劑，使屍體不壞(通稱“水銀葬”)外，只有這一用法最為別致，是連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大後重視現代化的事例當然遠不只此。去過頤和園的人，大抵都看到過一處十分高大的樓閣式的戲臺，這也是當年西太后試驗現代化手段的地方。這座戲臺是有轉臺的裝置的，而且在高空還有種種特別設備。不但舞臺場面可以快速轉換，避免了落幕換景等等麻煩；連天兵天將的從空而降，也毫不費力。這自然是機械化的結果。可惜這座戲臺現己久而廢棄不用，己經無法感受當時的實際應用。只是從老太監之流的口中，聽到“老佛爺”在這兒看戲看得如何開心之類的回憶而已。
　　總之，西太后的關心現代化、重視現代化，是無疑的。而現代化又是要從洋人那裏學來的。而從辛酉以來，她對洋人的態度就有了確實的變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內憂尤當早慮”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則是由於“在事王大臣籌畫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筆銀子去建設海軍，不是個好辦法；還不如用這筆錢來造頤和園，就在這園裏搞“現代化”玩玩來得穩當、實惠。
　　慈禧太后是晚清同治、光緒兩朝的最高決策者，她以垂簾聽政、訓政的名義統治中國四十七年。長期以來，有關慈禧的史學論著和文藝作品，大都只講慈禧禍國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與慈禧毫不相干的惡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們的心目中，慈禧已成為一個昏庸、腐朽、專橫、殘暴的妖後。那麼，歷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誰也沒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