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坦承:因為我害怕皮肉之苦

　　十七世紀的歐洲。處於宗教專制的頂峰期，對於非傳統的學術觀點，或者說對神學構成威脅的論述，通統被視為“異端思想”。
　　在當時，凡違禁者，不是被囚於閣樓抑郁而死，就是被施以火刑處死。1632年，意大利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伽利略因出版《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宇宙體系的對話》，而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傳訊。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羈。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他決定向當局妥協。這意味著，伽利略要放棄他的地動說，亦即放棄真理。
　　1633年6月22日下午五點。對於羅馬宗教當局，對於渴望真理的人們，形成一個對立的尖峰時刻。換句話說，如果在這一刻，聖·馬庫斯教堂的大鐘被敲響，則意味著伽利略向當局、同時也是向荒謬低了頭。隨之，宗教法庭將宣讀伽利略的悔罪書。教堂的廣場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學生安德雷亞。此時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沉重。我們知道，在安德雷亞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把他帶到了伽利略身邊，母親給伽利略做女傭，他則情隨事遷地給伽利略做了一個小學生。因朝夕相處，伽利略與安德雷亞的關系，不僅是師生的，還有形同父子的。對於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亞自然有著與他人不同的感情因素。
　　我們注意到，當伽利略置身人生的十字路口時，安德雷亞已長大成人，他對時局有著自己的判斷。五點即將來臨時，他情緒焦躁地捂住了耳朵。通過這個動作，我們知道。伽利略的榮與辱，已成為安德雷亞的一部分。這種情感，已遠遠超出單純的師生關系。時針指向五點零三分，鐘聲沒響。安德雷亞情緒激動，他伸開雙臂緊緊擁住伽利略的助手費德爾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頂住了，他頂住了！這就是說：愚蠢被戰勝了！這就是說：人不怕死！”
　　然而。安德雷亞話音未落，聖·馬庫斯教堂的大鐘便轟然鳴響。眾人瞠目結舌，呆若木雞。安德雷亞的情緒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安德雷亞并沒有察覺，就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老師伽利略已神情沮喪地走近他。血氣方剛的安德雷亞喪失理性，乃至怒不可遏：“酒囊飯袋！保住一條狗命了吧？”伽利略多少有些如釋重負，他平心靜氣地說：“不。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需要英雄，說明這個國家正處在某種災難之中。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并沒有獲得人身自由。1633~1642，整整八年時間，伽利略作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軟禁在佛羅倫薩城郊的一所農舍里，直至去世。伽利略在被軟禁期間，憑借微光所寫的關於力學與落體定律的《對話錄》，費時六個月抄下其副本，最終由他的學生安德雷亞偷偷帶出意大利境內。這也就是一首詩里所說的，“知識越過國境線”。不過。我們這里感興趣的卻是安德雷亞與伽利略的一段獄中對話。見到被軟禁中的老師伽利略，安德雷亞仿佛變了一個人，他說：“我們說：您的雙手有污點。您說：有污點比雙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說：“這話聽起來很現實。很像我說的話。”安德雷亞接著又說：“您還說過：‘考慮到種種障礙，兩點之間最短的線可能是一條曲線。’您贏得了閒暇時間來寫只有您才寫得出來的科學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的靈光中了此一生，那人家就是勝利者了。”
　　不料，伽利略卻說：“他們是勝利者。沒有什麼科學著作是只有某一個人才寫得出來的。”這句話令安德雷亞十分費解：“那麼當年您為什麼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說：“因為我害怕皮肉之苦。”這樣的話，不啻為一個驚天霹靂。不要說當時，就是在人類文化史上，負有盛名的科學家以及其他學科的帶頭人，又有幾人敢如此赤裸裸地承認內心的卑瑣呢？伽利略的坦誠，并沒有損害他在學生面前的形象，因為他的這個學生，歷經風雨，已經懂得了很多很多。安德雷亞深情地說：“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點和科學毫無關系。”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於，當學生懂得什麼更為重要的時候，當一切暫趨緩和的時候。他又回到了大師原有的位置上來，并開始自責：“有數年之久，我和當局一樣強大。但我卻把我的知識拱手交給當權者，聽任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決定用或不用或濫用。我背叛了我的職業。一個人做出我做過的這種事情，是不能見容於科學家行列的。”也就是說，伽利略至死并沒有原諒自己的懦弱。盡管這是他的權利。一個矛盾的伽利略，一個未經掩飾的伽利略，才是一個真實的伽利略。我們不怕科學家沒成就。就怕科學家缺乏說真話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