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雪夫的“揭蓋”與“解凍”

“揭蓋”是毛氏詞語。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揭開了蓋子，這是好的，表明史達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探其本源，“解凍”一詞源于蘇聯作家愛倫堡195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解凍》，書名寓意冰凍溶解，春到人間。該書引發了以揭露社會陰暗、解放社會思想為主題的“解凍文學”。
回顧和評價赫魯雪夫的改革，可用“揭蓋”和“解凍”作比喻。
“揭蓋”：批判史達林
史達林去世後，經過激烈的權力角逐，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掌控了蘇聯政權。儘管在日後仍遭遇過內鬥排擠，但赫魯雪夫保住了權位，直到1964年10月被迫辭職。
赫魯雪夫接掌的蘇聯已處於危機狀態。以集權專制為根本特徵的史達林模式（亦稱蘇聯模式）嚴重束縛著蘇聯社會的進步。
在政治上，蘇共標榜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但由於不存在實質性監督和制約，導致個人獨裁制、幹部職務終身制、幹部任命制，形成了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蘇聯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遠遠背離了憲政民主的世界潮流，不過是皇權專政的延續而已。史達林去世時，數百萬人仍被關在遍佈全國的“古拉格群島”中。在經濟上，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被法律化、凝固化。在思想文化上實行壟斷鉗制，大搞一言堂，把追求民主的言行稱為“對西方的卑躬屈膝和諂媚逢迎”。在國際關係上，受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念束縛，蘇聯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關係緊張。2009年12月俄羅斯總理普京說，蘇聯在史達林掌權時代所得到的進步，是用壓迫百萬人民這個令人無法接受的代價換來的。
這就是史達林的遺產，這就是赫魯雪夫面對的腐敗僵化、外強中乾的蘇聯。
清除障礙，改變現狀，挽救危機，避免崩潰，成為蘇聯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和赫魯雪夫的歷史使命。
揭開史達林的“蓋子”，既是赫魯雪夫改革的起點，也是其改革的中心內容。
1956年2月25日上午，赫魯雪夫在蘇共中央委員會上作了《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報告。由於蘇共中央沒有邀請當時出席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外國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被稱為秘密會議，赫魯雪夫的報告被稱為秘密報告。
秘密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揭露史達林的統治。報告指出：“史達林根本不允許實行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於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史達林不是通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於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表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
蘇共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把史達林打造成了“救世主”。而赫魯雪夫的報告使一個偶像頃刻間倒塌。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直有人試圖為史達林翻案，包括普京任內期間，史達林通常被這些人描繪成一個有效的管理者和領導人，說他把蘇聯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國。對此，俄總統梅德韋傑夫非常憤慨。據2009年11月2日BBC報導，梅德韋傑夫在克里姆林宮網站上的一個視頻博客裏，以罕有的高調強烈譴責那些試圖篡改歷史、為史達林平反的人。他說，在史達林擔任蘇聯領導人期間，數百萬蘇聯公民被迫害致死，絕不能為一個屠殺自己人民的人辯護。
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揭蓋”，改變了以後歷屆蘇共政府的政治行為。自赫魯雪夫之後一直到戈巴契夫，蘇聯雖然經過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政治倒退時期，但是蘇共再也沒有犯過大規模地屠殺不同信仰群體、反對派的惡行。
“揭蓋”也打破了史達林的神話，在客觀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它不僅成為人們重新認識史達林的起點，而且也引發了人們對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諸多實質性問題的思考，以及對各種價值觀的重新評價。這些都促進了蘇聯社會民主化的進程，為日後的民主改革和專制的終結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赫魯雪夫也給“社會主義大家庭”帶來強烈震撼。此前，以蘇聯為領導核心的共產主義運動“四海翻騰”、“五洲震盪”，許多國家的人以為蘇聯正帶領世界走向全球共產主義。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宣告了這一切的終結，引發了人們對蘇聯模式的懷疑和反思，推動了東歐等地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變化。
可以說，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改變了蘇聯，也改變了世界。
“解凍”：全方位改革
繼蘇共二十大揭開史達林的“蓋子”後，赫魯雪夫領導了全國性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到1956年8月，有近2000萬大恐怖時期的受害者被恢復名譽。到1957年，有800萬政治犯獲得了自由。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使人們“開始呼吸得比較自由一些了”，各個領域“解凍”思潮湧動。順應形勢，赫魯雪夫開始全面推進改革：
一、政治改革。限於篇幅只簡單說一個問題，即赫魯雪夫吸取史達林專制的教訓，試圖用“全民國家”模式取代無產階級專政。
“全民國家”概念是赫魯雪夫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提出的，以後他又在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繼續闡發了這一思想，其主要內容是把國家職能交給社會組織，吸引公民直接地經常地參加國務和社會活動，把生產工作和國家事務管理結合起來。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說：“每一個蘇聯人都應該成為社會事務管理的積極參加者！這就是我們的口號，我們的任務。”“全民國家”思想被認為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回歸和發展，是建設共產主義的工具，是真正的民主。
“全民國家”思想以擴大人民代表蘇維埃為主要實踐途徑，到1950年代末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蘇維埃系統：“1959年，在蘇聯已有5.7萬多個各種級別的國家政權代表機關，在這些機關裏工作的有180多萬名代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和《蘇共章程》聲稱：“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必要了”，蘇聯“已變為全民的國家”，蘇共“成了全體人民的黨”。
赫魯雪夫“全民國家”思想的實踐，強化了蘇聯人民的公民意識，也為日後蘇聯專制的瓦解奠定了社會基礎。但“全民國家”的設想有很大空想性，在專制的前提下，人民群眾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事實上“全民國家”的實踐在蘇維埃的選舉等很多方面都流於形式，各群眾組織如工會、共青團等實際上也納入了官僚體系。
二、經濟改革。與“全民國家”思想相聯繫，赫魯雪夫在經濟體制上實行“權力下放”，即對國家經濟結構實行分權制度和非官僚主義化。
工業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把中央在物資、生產、工資等方面的許可權下放給加盟共和國，把許多中央直屬企業下放給地方管理，還把以部門為主的條條管理改為以地區為中心的塊塊管理。這些改革衝擊了過去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但又滋生了地方本位主義等問題，1959年後不得不收回一些權力，部分恢復了中央集中管理。總體上看，工業改革進展不大。
農業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擴大農莊、農場自主權，所有計劃均由農莊、農場自行編制。1958年2月通過法令，把史達林時期建立的機器拖拉機站解散，機械賣給集體農莊，使之擁有自己進行生產的技術設備。這些改革總體上促進了農業發展：1951~1955年，蘇聯糧食年均產量為3850萬噸，1961~1965年，年均產量達到1.3億噸。
根據赫魯雪夫的構想，1962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把州和邊疆區的黨組織改組成兩個獨立的黨委會，即“工業黨”和“農業黨”。這一改革避免了權力的高度集中，但卻造成經濟管理上的諸多混亂，沒有收到好的效果。在執政末期，赫魯雪夫多次嚴厲批評干預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事務的幹部，他強調各級黨委應把精力集中在政治教育工作上，而不要干預經濟建設問題。
赫魯雪夫很重視改善公民生活狀況，提高公民福利待遇。蘇共二十大後，大幅提高了退休金，並首次為集體農莊莊員建立了國家退休金制度。與此同時，降低了農業稅，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1956年9月，以法律形式規定了工人最低工資，把周工作時間減少兩小時。
三、思想文化科技領域的改革。赫魯雪夫的“揭蓋”，也沖毀了史達林主義在思想文化科技領域的壟斷地位，為蘇聯的精神復蘇創造了前提。各種學派和研究中心恢復了探索的動力和活力。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文學藝術方面也看得見滾滾春潮。
四、對外關係方面，提出了“三和路線”。1956年蘇共二十大，正式提出了蘇聯新的對外戰略和方針。會上，赫魯雪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他強調，不同的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雖然存在分歧甚至對抗，但不影響兩者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他認為“戰爭可以避免”，兩者可以通過談判而非暴力解決問題，要讓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新的思想的提出標誌著蘇聯對外政策實現重大轉變。“三和路線”對緩和東西方關係、促進“冷戰”結束，起了一定作用。
儘管赫魯雪夫的改革在許多問題上沒有根本突破史達林體制，但畢竟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曾經“冰封大地”的史達林體制開始“解凍”。
也曾猶豫徘徊
改革是沒有先例的大事，赫魯雪夫也曾徘徊和彷徨。他在《回憶錄》裏說：“愛倫堡使用了‘解凍’一詞。他認為史達林逝世後人們生活中出現了解凍。我對那個時期的這種說法並不完全贊成。”他還說，當時蘇聯領導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凍”的同時，又有擔心，生怕“解凍”引起洪水氾濫，局面難以控制，“因此我們似乎曾經阻止過解凍”。
赫魯雪夫的徘徊表現在很多方面。他推行“全民國家”模式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而專制條件下的這種實踐，又必然在各個領域強化了意識形態控制。他反對史達林個人集權，為此他力主蘇共領導機構、國家政權和社會團體的幹部實行任期制和輪換制；他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並為此採取了許多防範措施，但他沒有看到史達林問題的根源在於專制制度，而絕非個人品質和性格心理所造成。正因為這個根源依然存在，赫魯雪夫從1958年開始又兼任部長會議主席，獨斷專行的事時有發生；蘇共二十一大後，尤其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個人崇拜又復活起來。
赫魯雪夫在經濟上雖然進行了許多改革嘗試，但沒有重視市場經濟的價值和作用，基本是在原體制內打轉。蘇共二十大後思想文化、藝術科技迅速復蘇，但赫魯雪夫在執政後期又強調文學和藝術的“黨性”，嚴厲批評“給現實抹黑”的作品，強化了書報檢查制度。他主張與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但仍堅持與美國開展軍備競賽。
猶豫和徘徊，是探索和開創過程中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現象。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對自己當年的猶豫也多有懊悔，但他領導的改革畢竟衝擊了史達林模式，推動了蘇聯社會制度的變遷，並使“社會主義陣營”朝著科學、民主、法治、人權的目標邁出了一大步。
赫氏的這些徘徊，反映出的最終問題是：不從根本上破除史達林模式，所謂改革就只能在舊有體制內徘徊而沒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