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日本的俾斯麥，明治維新三傑之一

興利除弊，拓殖民生；日本的俾斯麥，明治維新三傑之一

大久保利通 (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1830年8月10日—1878年5月14日，生於日本薩摩藩（今鹿兒島），原為武士，明治維新時成為政治家，與西鄉隆盛及木戶孝允並稱維新三傑。



天保元年(1830)8月10日生於薩摩藩鹿兒島下加治屋町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小西鄉隆盛三歲。幼名正袈裟，後改名為利通。父親大久保利世是個開明藩士，大久保利通自幼就受他的影響。16歲時(1845)擔任藩記錄所的助理。1849年因藩主的繼承人問題造成兩派——擁立藩主島津齊興側室生的島津久光的一派和擁立正妻生的島津齊彬的一派對立。因其父所參加的齊彬派失勢被流放，大久保利通也被免職。此時他和西鄉隆盛、有馬新七等志士往來，組成“精忠幫”，共論國家大事。  



後來島津齊彬為藩主，大久保也復職。由於他在藩政改革中有成績，被任命為藩記錄所書記，後昇為步兵總督。島津齊彬死後其弟島津久光任藩主，大久保受到久光的信任，被任命為勘定方小頭，後昇為小納戶，和小松帶刀等人掌握薩摩藩政大權，並跟從久光進京，積極過問中央政局。  後來他與西鄉隆盛兩人逐漸掌握實權，對推翻德川幕府以及明治維新做出巨大貢獻。兩人先後（曾同時）擔任正院（內閣）參議，西鄉並曾兼任陸軍元帥兼近衛都督，大久保則在明治六年（1873年）兼任內務卿。



慶應二年(1868)4月第二次征討長州藩時，薩摩藩拒絕出兵。為推進倒幕工作，大久保和西鄉隆盛一起在朝廷、幕府、諸藩之間進行活動。1868年1月3日“王政復古”政變成功，大久保擔任新政府參與。



明治四年（1871年），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參加岩倉使節團 (本座註：正使岩倉具視，公卿出身；幕府主政時，經濟拮据，曾把家院租給賭場以維持生計；然而後來也是明治維新重要人物之一)，出使歐洲及美國。這次使節團出訪，對日本政局有極大的影響。隨團成員見識到歐美各國的文明開化與強大國力，深感日本封閉落後，咸認日本應該暫時停止對外擴張的野心，全力發展內政。他們被歸類為內治派，而使節團出訪期間擔任留守的西鄉隆盛等人，則因主張立即出兵海外，被歸類為武斷派。



明治維新時期，社會結構重整，眾多舊武士失業，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西鄉隆盛對士族（舊武士改稱）抱以深刻的同情，提倡征韓論，意圖用對外戰爭解決內政壓力。西鄉同時是士族菁英論者，認為日本應該以士族為中心建立政府及軍隊；然而大久保認為日本應該朝向文官體制的政體發展，並以徵兵制度破除軍隊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軍隊。



明治六年（1873年），正院閣議針對征韓論進行辯論，結果演變成為政爭。正當大久保在歐美訪問的時候，國內以西鄉隆盛為首的留守政府主張侵略朝鮮，以轉移士族對政府的不滿。大久保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回國，主張積極改革內政，暫緩侵略朝鮮。於是以大久保為首的內治優先派與以西鄉為首的征韓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結果征韓派徹底失敗，內治優先派掌握了領導權。這場政治鬥爭，史稱“明治六年的十月政變”。從此以後，以三條實美為太政大臣、岩倉具視為右大臣、大久保為內務卿的專制政治體制成立了。最後天皇支持內治派，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武斷派參議全數辭職下野。西鄉隆盛返回薩摩後設立學校，傳揚士道（舊武士精神）。當時士族問題越來越大，各地陸續出現士族叛亂事件，但西鄉隆盛均不為所動。



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賀縣發動佐賀之亂。大久保利通受命前往平亂，僅花十一日便順利鎮壓叛軍。日本政府為安撫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識最強的薩摩士族，在大久保的策畫推動下，於同年（清同治十三年）藉口琉球難民在台灣被原住民殺害，發動台灣出兵（中方稱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將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升為中將，並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領兵三千餘名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



日本出兵台灣，遭到中國抗議。兩國並未宣戰，皆圖以外交手段解決，但談判很快陷入僵局。於是日本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出任全權大臣，前往中國交涉。大久保拉攏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中國遂讓步簽下北京專約，承認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同時給付難民撫慰金與日軍建築物購買金共五十萬兩。後來日本片面解釋「保民義舉」係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屬地的證明，於明治十一年（1878年）遂行琉球處分，強迫琉球國王退位，將琉球置為日本一縣。大久保利通的此次外交在日本獲得極高評價。



在這個專制政權統治下，大久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改革，便遭到封建保守勢力的反對。對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一直心懷不滿的島律久光上書天皇，提出14條建議，反對各項資產階級改革，並要求撤掉大久保的職務。當然大久保等改革派不能接受，對保守派進行反擊，島津久光被迫引退。  



當島津等舊藩勢力在內部進行反政府活動的時候，對明治維新各項資產階級改革強烈不滿的反動土族公開發動了反政府的武裝叛亂。最先發動的是1874年2月由江藤新乎和島義勇領導的“佐賀之亂”。結果被大久保鎮壓下去。  



1876年3月政府發布了廢刀令，8月又發行金祿公債，廢除俸祿制，使失去利權的土族更為憤怒，在熊本爆發了“敬神黨之亂”。在其影響下福岡縣爆發了“秋月黨之亂”，在山口縣爆發了“獲之亂”。這些叛亂都被大久保一一鎮壓下去。大久保的這一系列高壓政策，必然遭到士族的痛恨，埋下了這位日本“鐵血宰相”的死因。



然而士族問題並未因此獲得解決。明治十年（1877年），薩摩不平士族攻擊鹿兒島的政府軍火藥庫，揭開西南戰爭序幕。當時西鄉隆盛並不在鹿兒島，聞訊之後慨然長嘆，但依然回到鹿兒島統率士族們，以「質問政府」為名揮軍北上，並在熊本城與政府軍爆發激戰。最後政府軍擊敗薩摩軍，西鄉隆盛撤退回到鹿兒島，在負傷的情況下由部下介錯（砍下頭顱。按：西鄉隆盛並未切腹），結束日本最後一場內戰。因為西鄉為士族而戰，各地士族同情西鄉者甚多，不少人甚至認為大久保是害死西鄉的元兇，更是敗壞日本的國賊。



明治十一年(1878)5月14日晨，來東京出席地方會議的福島縣令山吉盛典到大久保的邱宅。大久保很高興地接見了山吉，聽取了他關於福島縣形勢的報告，還就福島縣的疏水工程交換了意見。後來山吉想走，大久保挽留他並說：“維新以來已經十年歲月；內外事件頻發。不肖利通擔任內務卿以來未見政績，實在不勝慚愧。現在是內外安定，此時正欲努力貫徹維新的盛意。要達到此目的，不得不以30年為期。假如將它分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為第一期，還是創業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為第二期，確實這是最重要的時期，整頓內政、充實國力就在此時。利通雖然不肖，但欲排除萬難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後的十年為第三期，這是守成時期，等待後進的優秀分子繼承大業。”以上的話想不到競成了大久保的遺囑。  



山吉定後，大久保便到太政官(相當國務院)去辦公，乘馬車來到曲町清水谷。大久保在馬車內還利用時間閱讀了文件，不料8點左右，遭到石川縣島田一郎等六名征韓黨士族的襲擊。大久保雖然身受白刃，還厲聲呵斥，沉著將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綢巾包好，不久倒向前方斷氣了。時年49歲。  



刺死大久保利通的凶手石川縣士族島田一郎是自由民權派壯士，曾於1875年2月出席愛國社創立大會。西南戰爭末期的1877年6月民權派內部出現了武裝起義與西鄉相呼應的主張。西南戰爭一結束，大久保以計划造反的罪名逮捕林有造、片岡健吉、大江卓、竹內綱等許多民權派領袖，將他們投入監獄，自由民權派在嚴厲的鎮壓下被迫轉人地下。然而有“鐵石之志”的島田一郎，“為國家萬萬不忍坐視”，決定“義舉”，行刺大久保。  



在行刺的三天前，島田一即寫了遺書對妻子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時還寫了一份除奸書，列舉大久保利通的五條罪狀：  



一、杜絕公議，抑壓民權，私議政事。  

二、亂施法令，朝令暮改，而且賄賂勾結，隨心施威。  

三、興不急之土木，專事無用之修飾，徒費國財。

四、排斥慷慨忠節之士，懷疑憂國敵愾之徒，醞成內亂。  

五、誤外交之道，喪失國權。



島田一郎把大久保利通當作大“奸吏”，把一切失政都推在他的身上。大久保的專制統治遭到大家的痛恨，這是他沒有人緣的緣故。但是他所推行的資產階級改革——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被伊藤博文等人繼承和發展下去，完成了日本資本主義近代化，這是無可否定的。



大久保死後，日本政府追贈他為正二位右大臣 (本座註：此即為舊時幕府將軍在朝廷的品級官位)。並且為他舉行維新以來第一場國葬，葬於東京青山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