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明代專制主義國家中的位置
●怎麼看待宦官在明代專制主義國家中的位置
宦官，作為中國古代專制體制特有的伴生物，應該在國家機構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論著，多將宦官歸於“皇帝制度”之下。
應該說，由於宦官身份及“宦權”的特殊性，給宦官的定位帶來了困難。明代被視作中國歷史上“宦禍”最嚴重的幾個朝代之一，宦官“擅權”，必有其制度作保証﹔即便權自“干竊”而來，既然攫住不還，也必以制度固定之。王天有在《有關明史地位的四個問題》中，強調宦官的“衙門化”，使得“在皇帝之下實際形成了兩套班底”，一為以內閣為代表的政府，一為以司禮監為代表的宦官。正因為“宦官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已相對穩定，成為國家權力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明代官僚士大夫反對宦官者大有人在，但很少有反對宦官衙門的”。兩者的關系是相互牽制的，所以“權閹”的出現往往“與皇權式微和弱勢內閣有關”。
●究竟該怎麼看宦權、皇權、相權三者的復雜關系
朱元璋廢相，是皇權強化的最主要証據。有關宦官專權的種種闡述，均離不開兩個問題：一是廢相與相權，二是皇權的集中與分散（或延伸）。如黃宗羲所雲：“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明夷待訪錄·置相》）將“宦權”拿來與“相權”對比，這也決定了，“宦權”常被簡化為“中官首腦衙門——司禮監”的權力，而不是整個宦官組織所擁有的各項職權。事實上，“宦權”經常隻在討論明代中樞機構的運作時，將其放到與“皇權”、“相權”的相互關系之中進行解讀。這恐怕是需要首先“正名”的。
明代罷相不置，“相權”到哪裡去了？有人說閣臣“無相之名，居相之實”，是事實上的宰相。但“閣權”與傳統的“相權”是極不相稱的，因此有人認為，皇帝、閣部各攬去一部分相權，司禮監也收攬了一部分﹔甚至有道：“隻有司禮監才是明代中樞權力之所在”。多數論述認為，明代仍然存在“相權”，這一權力由內閣與司禮監分享，所謂“相權一分為二”，形成一種“雙體相制”，或“二元制”、“雙軌制”，“監、閣共理朝政”。如歐陽琛所闡釋的，“司禮監的權力，實質上是皇權的一部分，或皇權的化身”。李洵強調了“皇權”的積極性，即“司禮監與內閣同是皇權的附屬物，皇權緊緊控制著這兩個機構的權力，始終保持著皇權的獨斷或獨裁性，防止二者任何一方的權力超過皇權。”關於“三權”關系大體形成這樣一種論述格局：明代皇帝既散相權，令各部分掌，又奪相權，君行臣職。但君不可無相，后乃有內閣之設，內閣從皇帝那裡爭回些，宦官再從皇帝那裡竊取些，於是三者共同據有權力結構的最上層。
以上關於宦權（司禮監權力）的論述，實際上正是將“宦官制度”定位為“皇帝制度”從屬物的一種反映。這種觀點不認同宦官權力的合法性，所謂“宦權”，只是假竊自“皇權”﹔將宦官權勢的擴張，闡釋為皇權的“延伸”或“分散”。
但是，既然宦官長期地、習慣地，並且在各權利關系事實認可的條件下享有一種權力——不管是否從“皇權”竊取而來，都應當視作合法。如果“宦權”皆屬竊攘，那麼洪武、永樂時期的宦權從何而來？如果宦權的來源僅僅是“私竊”，那它將異常地不穩定，隨著“失竊者”——皇帝——之賢否而變動﹔但不穩定性並非明中期以后宦權的特點。而且，“竊取說”也不能涵蓋所有的宦權。明代宦官參與庶政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比如說尚膳監督理光祿寺、尚寶監用印、印綬監理黃等具體事務，是否也是皇權遺落的片段？顯然，用分割所謂“皇權”來解釋宦官事實上擁有的政治權利，是說不通的。
●究竟該怎樣評價宦官及明代的“宦禍”
對宦官的惡評是與其“專權亂政”相因應的，許多研究正從其生理缺陷上尋找原因。如山昌嶺、張安福《宦官專權原因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在分析“宦官專權必然性”時說：“(宦官專權的）原動力來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機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心理變態”。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認定宦官心理的變態來自“閹割焦慮”，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現代政治心理學理論”，認為宦官的自卑情結必然促使他追求“過度補償”。
心理分析作為一門科學，必有嚴謹的方法。而許多針對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個“病人”細加“診斷”，也不提供一個群體（各個階層的、“好”或“壞”的宦官）作量的保証，輒徑開出“變態”的脈方。魯迅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墳·寡婦主義》）文學家言盡可恣筆張大，而學術則不可不謹嚴。在討論宦官“變態”問題時，不應忘記此類人中亦有以“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的，宦官中並非沒有“珠璣”（劉寶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璣》）﹔“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並不都是惡劣的”（趙興元《從明代成化年間宦官的活動看宦官評價》）。
對宦官的評價，在話語上常處於一個矛盾的境地。“變態”與否，在研究中也頗有因人而異的傾向，比如從來就沒人說鄭和“變態”“焦慮”的。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較清明時，宦官多賢，至末世，則賢者尤難得。至此，心理學似乎失效了。作為一個群體，宦官的行為也是逃不脫社會的特定規范和影響的，並不簡單是個心理問題。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賊，亡於宦官”之說﹔更有人將明朝稱為“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對明代“宦禍”的評價，王天有認為：明朝268年，宦官“專權”不過20幾年時間，將明代政治概指為“宦官政治”或“特務政治”，顯然是不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