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覆亡與文景之治

　　西元前202年，劉邦、韓信垓下會師，項羽大敗至烏江自殺身亡，秦、漢兩個朝代的交替終於完成，中國歷史揭開了新的一幕。新興的漢王朝是在基本沿用秦制的基礎上存在和發展的，卻避免了重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覆轍。漢初的幾朝政治家、思想家，在深入總結秦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許多符合當時社會現實又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治國方略，為漢王朝的興盛和延續奠定了基礎。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了春秋戰國長達五百多年干戈擾攘、諸侯割據的混亂局面，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建國之初，秦王朝「作制明法」，「治道運用，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在統治制度方面建樹頗多。秦始皇躊躇滿志，甚至預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孰料事與願違，秦自統一六國算起，僅維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開封建社會一代先河的秦王朝，為何享祚短暫，上演了一出歷史悲劇？細加分析，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對六國舊貴族和政治上的反對派實行嚴酷的鎮壓。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在地方實行郡縣制，但只分派原秦國的官吏到各郡縣任職，原關東貴族官僚則一律不用。與此同時，還遷徙關東豪富12萬戶於咸陽，以加強自己的統治。又下令將南蠻(楚)、東夷(齊)的貴族官僚流放。修建連接各地的馳道，也是要加強對原六國貴族的防範和控制。這些高壓政策，加之統一戰爭中不少六國貴族官僚被殺害，引起了關東貴族官僚及其後裔的強烈反抗，有的甚至提出了「復仇複國」的口號。如原韓國貴族張良，在韓國滅亡後淪落為「黔首」，因而對秦朝懷有刻骨仇恨。在其弟死後寧可不舉行葬禮，也要以全部家財尋訪刺客，所以才有秦始皇東巡路過博浪沙，被刺客用大鐵椎猛擊乘車的事件發生。國破家亡的楚人更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相號召。秦始皇不分青紅皂白地焚書坑儒，也激起了不同政見的士人的強烈憤慨。到陳勝吳廣起義時，全國對秦暴政的各種積怨與忿怒火山般地爆發出來。
　　浩大的戰事和工程，耗費了不少國力。秦滅六國的最後階段，北方匈奴趁機佔領了河套地區。當時秦始皇忙於統一戰爭，無暇顧及，只採取厚幣重賄的消極辦法抑制匈奴進一步侵略的慾望，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脅，社會上甚至流傳「亡秦者胡也」的說法。秦始皇要去掉這個心腹之患，派蒙恬兩次率數十萬大軍北擊匈奴，收復了河套南北廣大地區。為防禦匈奴再度南犯，還下令修建了萬里長城。這些舉措都花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物力，使原本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奢靡殘暴給人民帶來苛重的徭役賦稅。經過長期戰亂方實現統一的秦朝，本來就財政拮据，國庫空虛，且百廢待舉。如能實行與民生息政策，注重發展生產，再隨著生產的發展而適當增加賦稅徭役，人民就會比較容易接受，新政權才會獲得喘息和鞏固的時間。但秦王朝偏偏不是這樣，全國統一後，仍連年征戰不已，濫用民力。戍守邊境，修築長城，建造宮殿，築馳道，鑿靈渠，轉輸糧草，徵調了大量民力。據範文瀾考證：當時全國人口2000萬左右，而服役的人數總計不下300萬，占總人口數的15％。全國共修建了700多座秦始皇的離宮別館。都城咸陽附近的270座宮殿，還用複道、閣道、甬道等建築連接起來。特別是渭水以南的阿房宮，規模大得驚人。秦始皇不但為生前建造了豪華的宮殿苑囿，而且為死後修建了豪華的陵墓。據估計，僅完成陵墓的修建，就需要當時全國的勞動力每人服役120多天。秦二世胡亥即位後賦斂無度，繼續大興徭役，修造阿房宮，發民遠戍。這種無休止、無盡期的徵發，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的悲慘景象。徭役繁重，征伐頻仍，必然需要大量的糧餉物資供應，必然加重人民的賦稅負擔。秦朝的地租原定為十稅一，另有口稅。可是後來卻增加到占農民全年收入的2／3以上。被搾幹脂膏的農民，不得不「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庸君佞臣加速了秦王朝的垮臺。秦始皇的最大失誤之一，是未能在生前確立太子扶蘇的領導地位。扶蘇親眼見到秦始皇實行的繁重徭役、過度賦斂和苛刻刑罰，造成了社會危機，曾屢次勸諫，因而被貶到上郡，不許他在咸陽過問政事。秦始皇直到行將去世，才下詔要扶蘇回咸陽，想讓他繼承王位。但為時已晚，「沙丘之變」使秦始皇一生最後一個不失為明智的考慮化作泡影。扶蘇被假詔書「賜死」，胡亥在趙高等人的陰謀策劃下登上了皇位，從此加速了秦的敗亡。胡亥名義上執政，大權實則被趙高獨掌。趙高玩弄權術，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則恣意「指鹿為馬」，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的混亂與誅殺，使大批忠臣良將死於非命，嚴重削弱了統治的中堅力量。後人因此評論說：「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
　　記取秦亡教訓，是漢初從高祖、呂後到文帝、景帝幾朝君臣都十分重視的。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前後持續了40多年，進而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賈誼的《過秦論》。正是在總結秦亡教訓的基礎上，西漢政權採取了諸多改進措施。「民為政本」。追隨劉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陸賈，在西漢政權立足未穩時便已開始思考秦亡的教訓。他在《新語》一書中指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又說，古今帝王成敗之道，最根本的一條是能否「得民」。陸賈的主張，反映了漢初社會休息民力、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客觀要求，又是新政權施政的當務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賞，並成為此後幾十年裏「無為」政治的指導思想。文帝時，賈誼以「過秦」為題寫了3篇文章，對秦亡教訓進行了系統的總結，進一步豐富了陸賈的認識。他指出：「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賈誼還進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這些見解，對於君臨天下的帝王來說，無疑具有極強的鑒戒作用。
　　抑制商賈。劉邦即位之初，社會經過長期戰亂，城市人口散亡，經濟凋敝。商賈乘機囤積居奇，牟取暴利。有的還用錢購買土地，同新興地主爭奪土地與勞動力；有的則憑藉巨額財富，操縱物價，並有意給官府製造困難。當時農民之所以貧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盤剝，劉邦看到這種情況對於恢復人民生計、穩定社會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決定採取抑制商賈的政策。規定商賈及其子孫不得為官吏，商賈不得擁有私有土地，加倍徵收商賈的算賦，等等。
　　「掃除繁苛，與民休息」。有鑒於秦「賦斂無度」、「戍徭無已」的教訓，漢初施行了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徵調賦稅徭役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為度；「無為」，則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賦稅徭役制度之外額外徵調，少幹甚至不幹無端擾民的事，以免影響農民生產。
　　首先是減輕農民的徭役負擔，保證從事農耕的時間。如惠帝修築長安時，使用奴隸與刑徒代替農民；呂後改戍卒的終身服役制為一歲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齡從15歲提高到20歲。文、景時期，幾乎沒有徵發農民築城、建宮殿、修墳墓及其他勞役的事情發生。這一切表明，西漢前期確在盡一切可能減輕農民的徭役負擔。
　　其次，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西漢之初，劉邦就已減田租率為「什五稅一」。以後，惠帝、呂後時期也沒有改變。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兩次宣佈減當年田租率為三十稅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後，基本確立了三十稅一的田租率。這些措施，使秦末以來受到巨大破壞的農業經濟，很快獲得恢復與發展。到漢武帝即位時，國庫盈溢，社會財富已是相當充裕了。
　　「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奴隸制社會的一套嚴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對漢初統治者來說，這個教訓特別深刻。劉邦入關之初，就譴責秦「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的苛法。漢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注意依法辦事，吏治較清明；二是在法制內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較前大為寬鬆。
　　親善鄰邦，穩定邊防。秦朝初年周邊民族不斷內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對周邊民族用兵，導致國力衰落，這對於西漢政權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訓。劉邦初時雖有貿然進攻匈奴之舉，導致「白登之圍」，幾乎喪失建國之基，但事後冷靜分析了形勢，改以「和親」代替戰爭。呂後時，儘管匈奴冒頓單于驕傲無禮，還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對待之，並許以「和親」。文、景兩帝，也都實行與匈奴和親的友好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匈奴對北部邊境地區的襲擾，為休養生息政策的實施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虛心納諫，重用直臣。漢初的政治智囊們普遍認為，秦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所以不時提醒最高統治者：如果朝廷上聽不到一句不同意見，離垮臺就不遠了。漢初的幾位帝王比較清醒冷靜，廣開言路，虛心納諫，使賢者各盡其言，無疑是受了這些見解的啟發或影響。當初劉邦攻進咸陽後看見秦宮的珍寶美女，曾經心旌搖盪，在受到樊噲責問後，便立即打消了貪圖眼前富貴的念頭。劉邦晚年還割愛納諫。他喜愛戚姬及戚姬生的趙王如意，有意廢太子而立如意。但群臣認為，自古長子為太子，如果沒有大錯是不能廢的，憑一己好惡而廢立，是為政之大忌。高祖終納群臣所諫，捨所愛而不廢長立幼。
　　漢武帝敢於殺伐決斷，執法嚴厲，是出了名的，但總體上也善於聽取臣下的意見，喜重用直言相諫的骨鯁之臣。為了避免偏聽偏信，使下情上達，他還鼓勵「四方之士多上書言得失」。在他治下，形成了一種言路寬、忌諱少的政治清明局面，有不少大臣敢於犯顏直諫。大臣汲黯曾當著眾臣之面批評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武帝聽後大怒，拂袖退朝。然而漢武帝並沒有因此怪罪汲黯，相反，對汲黯更加信任敬重。重用直臣，採納大臣們提出的正確建議，對漢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良好效果。元朔二年，主父偃上「推恩策」。漢武帝採納了其建議，解決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尾大不掉的問題，加強了中央集權。
　　倡儉抑奢。秦王朝統治者「大興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為此而徵用的徭役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導致天下反抗。漢初統治者吸取了這一教訓，諸事儘量從簡，節省財政開支。「文景之治」更是開創了接連兩代清明的儉樸之風。而倡儉抑奢之風的形成，首先與統治集團對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認識大有關係。文帝之前的社會狀況，一方面是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由凋敝走向復甦；另一方面是復甦的經濟面對日益見長的奢靡之風，呈現出不堪其負的態勢。對此，賈誼在《治安策》裏，有非常形象的描繪。大致可以概括為：衣飾務求華麗，飲食務求鋪張，居陳務求虛榮，視聽務求聲色。富人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幾乎吃盡了五方美味；至於歌舞翩躚、燈紅酒綠的淫蕩生活，商賈富戶競相攀比，花樣翻新。這樣一來，生產與消費出現了失衡的狀況，「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於是，初步穩定下來的社會局勢又顯得動盪不安了：殺父害兄、謀奪家產者有之，偷盜宗廟門簾祭器者有之，白晝搶劫肆意行暴者有之，詐騙糧食賦稅者有之，偽造憑證巧取暗奪者有之，乘坐公車、揮霍國家資財者有之。總之，為奢靡而追求財利，什麼道德良心、社會規則，都難以阻止人們去鋌而走險。在痛陳了奢靡之風的危害之後，賈誼指出：當前為政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抵制奢靡，宣導儉樸之風；窮家底只有過緊日子，社會才不會由於經濟失衡而陷入危機。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移風易俗」，從而「使天下回心」。賈誼的主張深為新即位的漢文帝賞識，並決定把倡儉抑奢作為一項保證長治久安的根本政策加以推行。
　　賈誼還指出，倡儉抑奢必須有制度保證。賈誼的這個主張也得到了文帝的採納。當時，奢侈現象在官宦顯貴中尤其嚴重。比如，淮南王劉長，自恃為皇親，根本不把朝廷倡儉的申令放在眼裏。漢文帝見他留在京裏影響不好，便遣歸封邑。但劉長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揮霍國家資財，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紛紛效仿。僅因每年乘公車遊山玩水的費用，就給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造成了沉重的負擔。於是，文帝以整肅官風為重點，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郡縣罷獻、侯國罷貢制度的確立，堵死了王公顯宦獲取奢侈品的重要管道；列侯一律回封地就食制度的確立，使得吏卒運輸開銷越來越大的狀況頃刻改善；裁減宮省郎員、官府吏員的數額和解散中樞警衛部隊，大大減縮了國家軍政開支；皇家苑囿一個個碾平散為農田，御用的馬匹轉給驛站，為落實取消宴遊和射獵活動的命令提供了保證。還有官員俸祿的調整，廉吏要求的規定，公車制度的整頓，以及倡儉抑奢法令定期向民眾宣講的舉措等等，無不體現了對制度保證作用的重視和依靠。
　　一般說來，有制度總比沒制度好，但事實上，有了制度如不能實行，壞作用反而更大。漢文帝為了避免那種耽於空言、不見落實的狀況出現，首先對高官顯貴採取了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態度。文帝前元二年冬十月，朝廷頒佈了諸侯一律回到封邑去的詔令，但時隔一年，仍有許多人滯留長安。於是，文帝頒詔重申，並對曾在挫敗呂氏陰謀、保住漢室江山的鬥爭中立下大功的重臣周勃，給予免去相位、發遣歸邑的嚴厲處分，結果駭得列侯紛紛打點行裝，返回封邑。
　　漢文帝之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與他本人以身作則有極大關係。他在位23年，力行儉樸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顏料染成的粗布袍，腳下套著木頭皮革製成的複底鞋，睡的是莞草蒲葉編成的蓆子，居室裏掛的簾帷，全用臣工們上書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處處「以示敦樸，為天下先」。向來為封建統治者看重的宗廟和陵寢，其簡陋的程度，也為古今罕見。有一次，他想造個露臺，召來工匠估算，價值百金，相當於十戶中等人家的產業，便馬上打消了營建的念頭。有一次，地方上獻來千里馬一匹，時值罷貢罷獻詔令頒佈不久，他不僅馬上予以回絕，並且察覺到積習日久、改轍不易，於是再下通告，拒絕貢獻。此外，漢文帝還注意管好家屬。慎夫人是他的愛妾，卻「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太子(即漢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養成了儉樸的品性，使得文帝開創的儉樸之風，在景帝時期得以繼續。
　　總之，由於漢初統治者能夠以史為鑒，汲取秦亡的歷史教訓，改革秦王朝的弊政，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穩定社會、防止統治集團腐敗的政策，因而出現了被歷代稱頌的「文景之治」。但也應該看到，漢初的改革是有其階級和歷史局限性的。一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實則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文、景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另外，文帝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對同姓諸侯王的權勢雖曾有所限制，但未能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其動亂隱患，終於在景帝三年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給國家和社會帶來新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