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資 低報酬 30歲的焦慮
從三十而立到焦慮的三十歲，台灣青壯年齡層目前處境與心境，不只挑戰他們個人生存的問題，也挑戰家庭結構、社會、國家整體競爭力。
你是否對你的未來感到憂慮，或是你根本沒有好好去思考過你將來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變成什麼樣的人，用以下的小故事和各位讀者分享。
三十歲，該是怎樣的年齡？在過去，中國人說「三十而立」，這是一個人成家立業的關卡，不只是建立個人事業，也是接下家庭重擔，從上一代承接社會、國家責任的年齡。但是，現在台灣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卻距離三十而立愈來愈遙遠，愈來愈多個人無法獨立，更別談接下家庭、社會的重擔。為什麼？這一代，其實該是台灣五十幾年來最幸運的一代，在經濟起飛年代下長大，享有最多升學、留學、自由自主的機會。但是他們也可能是最倒楣的一代，因為當他們進入社會時，卻碰到五十幾年來最微利、最低報酬的年代。台灣三十歲年齡層出現了集體的焦慮。一股普遍覺得這一代將比上一代不如的心聲，正在這個族群間蔓延。往前看，很多人感到茫茫茫；往後看，覺得更年輕的一代將比他們更沒前途。當一股全面的心理不景氣，衝擊到原本該是台灣未來希望之所繫的一群人，對個人、家庭、社會，甚至國家未來，將產生哪些深遠影響？三十歲的焦慮，出口在哪裡？三十歲的這一代，要如何開創屬於自己美好的年代
三十一歲的劉人華，身穿黑T恤、牛仔褲，衣服下面的肌肉看得出來是練過的，朋友愛笑稱他是「劉德華的弟弟」。一心想成為創作型表演工作者的劉人華，畢業於改制前的國立藝專戲劇系，當兵、短暫工作後，四年前進一步到英國倫敦進修表演碩士。
出國時，劉人華樂觀地認為，進修回國後一定可以有更好的發展，「四年前台灣景氣很好啊，表演團體正蓬勃，不少團體都全省巡迴。」
哪知道花了數百萬台幣，終於在去年初學成歸國後，卻碰到嚴重的經濟倒退，表演團體紛紛倒閉，剩下的知名劇團也大多賣座困難，而新興的電視偶像劇，要的卻是二十歲的年輕演員，他又顯得太老了。
近一年來，他靠接一些廣告通告當零用金，平均月收入一萬到一萬五千元間，有時候整個月也沒案子接，仍未放棄理想的他笑說：「我最多的時間，就是在找下一個工作機會」、還有「學著習慣這種沒事情做的慌張。」
除了工作狀態會讓家中長輩操心，頻頻建議「為什麼不去找穩定的工作」？最近長輩們最常催他的還有「什麼時候要結婚」？這也讓他有點困擾。
「過去世俗認為到了三十歲應該要有的東西，也就是三十而立——有穩定的生活、有老婆、有房子，我現在都沒有，」仍堅持表演之路，並開始嘗試寫劇本的劉人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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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看起來帶著濃濃書卷氣，三十三歲的陳柏廷，即將拿到政大地政所博士學位，現在面臨的困難是，要去哪裡找到專任教職的工作？「公私立大學、科技大學想都不要想，只能去技術學院試試，但機會也不是很多，」他說。
機會不多，是因為台灣近十幾年來實在培養太多博士了，光是本土的博士畢業生，十年來就從每年八百個，增加到每年超過一千五百個。加上很多公立大學教授退休後，轉到私立學校任職，領兩份薪水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更排擠到年輕博士的求職。
為了累積教學經驗與人脈，陳柏廷必須先從兼職做起。每個星期二、三各在台南立德管理學院和文化大學當兼職講師，賺取一小時才五百多元的講師費。住台北的他，要到台南上課，必須趕清晨四點多的遊覽車，「如果睡過頭了，坐飛機趕去台南，教書的薪水都不夠付交通費，那天就只好當做當義工。」
為了方便，他在台南下車的地方放一台摩托車，一個多月前車子還被偷。這樣在台南上六堂課，直到晚上九點，再坐夜間十一點半的莒光號火車回台北，到台北大概清晨五點多，接著又騎著擺在台北火車站的摩托車，到文化大學上早上八點的課。
一個夜晚必須在車上度過，兩所學校的教書所得，扣掉車馬費，淨收入約兩萬元。「這樣的日子是有點苦啊！但這就是我的資源，情勢已經這樣了，抱怨也沒用，只能握住目前擁有的，」陳柏廷一面喝著咖啡，望著外面的公園人來人往，一面說著自己的處境。
而且，陳柏廷認為自己還不會是最可憐的那一代，「往後看，更晚畢業的人，有可能比我更慘，因為機會會愈來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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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的挫折，不僅限於文法商背景，就連一向人人稱羨的醫師、科技人，目前年輕一輩也都籠罩著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心情。
近幾個月來SARS疫情引發國際注意傳染病危機，曾在一九一八年造成歐洲和北美洲4000萬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也連帶成為研究課題。曾花一年業餘時間翻譯《流行性感冒》這本書的台大第四年外科住院醫師黃約翰，對於年輕醫師的處境感受深刻。
問他為何會翻譯這本書，三十一歲的他笑著回答︰「因為缺錢啊。」缺錢出自醫生之口，乍聽令人覺得像玩笑話。「當醫生，當然還是比很多行業好，但是跟過去比，真的是差太遠了，」黃約翰說，台大住院醫師月薪平均在八到十萬元間，選擇外科後，他每天工時超過十二小時，週末也要巡病房。
有時他會跟媽媽說，千萬對他不要期望太高。以前醫師可以買幾甲地、在中山北路買幾棟房子、在鄉下買一條街等，這些過去的美好時光，現在都不太可能了。
主要原因是自從實施健保制度後，在健保給付的限制下，醫生的收入下降許多。
「長期以來醫學系一直是年輕學子的第一志願，但是再過一兩年，可能不是了，」開設自費醫療的心美診所，完全擺脫健保限制，很多名人求診的精神科醫師陳國華說。畢業於高雄醫學院、三十四歲的陳國華表示，他有不少同學在公立醫院服務，收入約十萬出頭。十年前他到市立療養院服務，月薪是15萬，「那是好好時代」，但現在市療的新進醫生，待遇可能不及他當年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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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外，科技界年輕人也普遍有著從新貴地位摔下來的失落感。過去認為拚個十幾年，就可以在四十幾歲退休的美夢，已經破滅。
台大資訊碩士，三十四歲、IBM金融事業群資深顧問王鎮志，就是夢醒的科技人之一。「坦白說在三、四年前我一直認為可以在四十幾歲退休，存三千萬就好，一年如果利率6％，光靠利息生活就夠了。可是利率一直在降低，這個夢想破滅了、」
「現在已經很少聽到什麼人在談四十五歲退休了，」王鎮志說。而當很多科技人開始覺悟必須好好工作，把退休年齡延後時，整個資訊產業也陷入微利時代，毛利率愈殺愈低。「殺到血流成河的背後，就是我們做得更累，」跟記者約晚上七點吃飯，王鎮志表示「今天算是很早下班」。不少科技人現在努力雙倍，但報酬只有過去的一半，怕撐不住，想換工作又不敢換。
因為即便是科技行業的工作機會，也不再像過去那麼多了。十年前進入職場的王鎮志，感受到當年他選擇很多，「多少工作等著你挑」，但是現在畢業生是倒過來，「有多少工作可以讓你挑？」現在他手頭上至少有十個朋友或同事的弟弟請他幫忙推薦工作的履歷表，但是他不知道可以推薦給誰？
而三十多歲的他這一代，又面臨要不要去大陸的兩難抉擇，以及會不會被大陸崛起而淘汰的危機感。「你會覺得到大陸『好像』未來的前景比較好，台灣的未來在逐漸衰退中，可是我又比較喜歡在台灣的生活品質，」王鎮志說。
三十六歲的威盛電子亞太區行銷總監鄭永健形容，科技人的身價短短幾年間像是「從豪宅變國宅」般縮水。部門內大多數是年紀更輕的三十歲員工，他們比鄭永健更晚進入這個領域，多少都有「生不逢時、太晚入行」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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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外留學碩士，到台灣的土博士，從醫學系高材生，再到科技人，這種普遍認為台灣經濟正在走下坡，認為自己這一代將比上一代辛苦、不如的心聲，正在台灣三十歲上下的年輕族群間蔓延。
這是心理的不景氣。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在著作《想做的事就去做》中，描繪日本的狀況，跟台灣其實很類似。他寫著日本三十五到五十歲的上班族就像是迷途羔羊，工作提不起勁，生活過得亂糟糟。這種低迷的氣氛擴散到三十到三十五歲間，無奈、虛脫的憂鬱症若遍及最旺盛的日本勞動力，到時候政府祭出再多振興景氣的政策也將無濟於事。
且聽聽看一群台灣的年輕人，是如何形容自己的處境：「一言以蔽之，就是四個字：出道太晚，」二十九歲、畢業於台大新聞研究所的李恆宇，花了七個月才找到第一份記者工作。
「我們是什麼都趕不上的一代，」一位即將到美國柏克萊攻讀MBA學位的二十六歲年輕人說，台灣幾次可以爆發的機會，像房地產狂飆、股市萬點、網路潮、科技新貴，他們統統都沒機會參與到。他同時認為：「我爸媽現在供我出國念名校，一年一兩百萬台幣，我將來恐怕無法這樣栽培我的小孩。」
二十八歲，正要進入交通大學資管所就讀的袁緒杰也有感觸。他說，父親那一輩，隨著歲月的成長，會慢慢累積財富、社會地位，小孩也一天天成長。他回憶小時候爸爸騎腳踏車，換摩托車，之後換小車子，再換大一點的車，房子也是一樣，從小房子換到大房子，基本上人生就是會不斷水漲船高。但是，他自己對未來就不是這麼明確了。
「一定可以隨著歲月，不斷累積財富、地位、家庭、穩定？我要打一個大問號，」「以前說三十而立，現在三十歲可以照顧好自己就很好了，」袁緒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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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歲的人好像可以看到一個具體目標，往前衝衝衝，現在三十歲的人，往前看卻茫茫茫，往後看更覺得未來的人，可能更慘。為什麼台灣的青壯年齡層，會出現這種集體焦慮？這種心態對這群人的未來，還有台灣的未來，又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分析起來，目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可說從小就是在台灣經濟起飛下成長的一代，大多數從小衣食無虞。
因為沒有經濟壓力，父母與國家對這個世代的教育投資，可說比以往世代高出許多。從大學到碩士，再到博士，每一個學位的畢業生人數，二十年來都成長數倍甚至數十倍。
二十年前，台灣一年大學畢業生才三萬多人，到了去年已經超過14萬人。二十年前台灣一年才培養2400多位碩士，去年就成長十倍，達2萬5900人。博士更是成長近20倍，從二十年前的86人，到去年1500多人。
年輕人就學率逐漸上升。若單以二十六到二十九歲高年齡層在學比例，跟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紐西蘭、澳州等先進國家比較，台灣這個年齡層在學比例高達14.6％，比美國還高出超過3個百分點％，堪稱世界第一。
出國留學與遊學的人數，一樣暴增。根據教育部統計，一九八八年，台灣學子到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日本等世界各國的人數是8100多人，到了二○○二年，達3萬2000多人，變成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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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群台灣五十多年來第一代備受呵護栽培出來的天之驕子，卻不幸碰上五十多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最低報酬的年代，讓他們淪為「高投資，低報酬」的一代。
一位二十八歲、剛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財管碩士的年輕人，出國前工作薪水3萬8000多元，花費近200萬，回來新找的工作，薪水是4萬出頭，他很感嘆大環境實在是不好，也有點後悔，幹嘛出國花這麼多錢？
國中教師退休、今年六十歲的謝媽媽，養育了一對子女，今年一個三十四歲，一個二十九歲。為了栽培這兩個小孩到海外拿碩士，花費是跟「台北市永吉路一棟房子差不多」。其中老大出國從語言學校、大學念起，「花掉了兩部賓士的錢」。今年初兩個小孩紛紛回國，歷經找工作的折磨，二、三個月後總算各自就緒，一個月薪三萬二，一個四萬開始工作。
謝媽媽的小孩能順利就業算是不錯。她身邊的好友們，不少像她一樣高投資子女的案例，其中一個送小孩到美國讀書，讀了八年，花了一千多萬台幣，結果回台灣找不到理想工作，就兼家教、兼差，收入不固定，最後受不了，又回美國繼續讀書去了。也有老同事的女兒在美國念完碩士，半年找不到工作，最後決定再念博士，而學費當然都是父母支付。
父母高投資、子女低報酬的現象，可以從節節攀升的失業率上看出來，面臨全面的經濟衰退，愈來愈多年輕人難經濟獨立。十年來二十五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失業率從1.94％，提升到6.41％，三十到三十四歲年輕人，失業率也從0.96％提升到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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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高視野，連帶也拉高了這一代的期待。但卻碰到大環境的不景氣，工作難尋、升遷變得更困難。高期待碰上艱困的環境，也使這個年齡層的焦慮感提高。
三十出頭，今年初剛從澳洲拿了美術設計碩士回國的謝建章，就深深經歷了找工作的挫折。在五月初正式找到工作前，他每天投十幾家履歷，「真正去面試的有十家，直接拒絕的有四家，其他的都沒消息，我好鬱卒啊，」四月底接受訪問時，他很感嘆讀了一身武藝，卻不容易找到發揮長才的舞台。
當他終於找到一家外商公司的美術設計工作時，當天立即興奮地打電話告訴許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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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上下年齡層的焦慮來源，除了是台灣本身機會愈來愈少外，另一個焦慮來源是大陸甚至東南亞的崛起，排擠到他們的生存。
遍訪許多行業，例如科技業、傳統製造業、廣告業，許多負責人都明白透露一個訊息，未來工作機會成長會大部份在大陸，台灣成為總部、備援單位後，雇用員工數量成長有限。這麼殘酷的事實，已經是台灣年輕人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例如才創業四年，幾乎每年成長三倍，去年每股盈餘達19元的薄型光碟機製造商廣明光電總經理簡貞介就明白表示，目前廣明台灣員工200人，大陸已經800人，未來大陸會迅速成長，台灣頂多增加到250人。
泛太國際執行顧問孫大偉也說，隨著客戶外移，台灣廣告業的高峰期也已經過了，「分水嶺就在莊淑芬（前奧美廣告台灣區董事長）今年初到大陸去。連她都去了大陸，表示台灣廣告已經走下坡，」孫大偉分析。
孫大偉觀察，不只大陸，連韓國、泰國的人才，也會排擠到台灣。例如韓劇興起，對本土戲劇工作者產生排擠，又如目前泰國廣告製作水準提升很多，也同樣會排擠到台灣廣告人才。
然而，對於「該不該、想不想、要不要」去大陸發展，卻又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下決定的，因此這也成為年輕人的新焦慮之一。
新聞工作者，二十六歲的侯如珊就說：「我爸媽也有大陸熱，他們也叫我去大陸發展，可是我去大陸有競爭優勢嗎？」
準備就讀交大資管碩士班的二十八歲袁緒杰也說，去大陸發展會有優勢的，是已經四十歲左右的管理階層，可以把台灣經驗帶過去，但像他們這樣還在學習階段的人，「去大陸能跟大陸人競爭嗎？恐怕只是大海中再瓢進一滴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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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年齡層的焦慮，事實上也跟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充有關。高學歷的一代，不見得就是高競爭力的一代。
當全球化已經打到台灣家門口來，台灣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充，已經讓不少人開始反省，「教育到底在創造失業，還是在培養人才？」長期研究失業問題，現任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就提出這個疑問。
目前台灣的大學、研究所仍在增設中，很快地，大學聯招的錄取率將超過百分之百。
充裕的受教機會，讓台灣的小孩，從小一路念書，不必經過太多挫折。但是缺點卻是，面臨到要踏出校門的時刻，才發現人生前幾個關卡都很好過，到了最後一關卻很難。
「就像跳石過河一樣，一要進入社會，才發現距離愈來愈遠，愈難跳，」
二十九歲，政大政治系、新聞研究所畢業的吳豐維，對於他這個世代有這樣的體會。
一些最新的調查發現，台灣年輕人的期待與社會現實間，差距頗大。《天下雜誌》二個月前曾針對一千大企業調查，結果有52％的企業打算凍結人事，還有13％的企業表示會裁員。
這樣惡劣的職場環境下，《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六月初針對三年以下工作年資者的調查卻發現，有35％的人寧願失業也不接受待遇不好的工作。只有41％的人在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願意修正或降低期待。其他人選擇繼續尋找，或是再進修、升學、做臨時工等。
這一代，從小大多在相對優渥的環境下成長，一般被認為比較缺乏抗壓性、忍耐力。當高期待的天之驕子，碰上幾十年來最困難的年代，愈來愈多人選擇延遲進入社會。
近五年來大學應屆畢業生中，選擇延畢的比例一直上升，從6.97％提升到去年11.1％。今年畢業季節，部份大學校園甚至傳出近五分之一學生選擇不畢業。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就觀察，很多學生的就業動機其實不強，這可能與有父母可以依賴有關。有時辛炳隆會催學生趕快畢業找工作，反而學生不太急，認為反正不景氣，慢慢來沒關係。最近一個學生表示要考博士班，他還叫這名學生多多考慮，因為台灣博士的就業情況，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變得十分困難。
去年，辛炳隆才剛從中華經濟研究院轉任國發所，他是四十二位應徵者中，被錄取的二位之一，深知博士一職難求的窘境。
身為大學教授，辛炳隆說，明明學校裡一堆學生都無法到社會上找到一個舞台發揮長才，但是大學為了爭取經費，仍在不斷擴充。他實在很矛盾，高等教育的主事者可曾想過，要為這些學生的未來負責？
當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焦慮情緒持續蔓延，當愈來愈多具有生產力的年輕人寧願待在家裡或校園，而延後進入職場，又會對國家競爭力或是未來社會產生哪些衝擊呢？
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失業率卻提升，表示年輕一輩為家庭或社會扛責任的比例是下降了。在過往年代裡，六十歲的一代會慢慢將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交棒給三十歲的一代，但是，現在這一棒是不是愈來愈難交下去？
在學校的時間長了、失業率增加、所得減少，自然衝擊到這個適值結婚年齡的人口。十年來台灣二十五到三十四歲的年齡層，未婚比例一直上升。二十五到二十九歲的未婚率，已經從48％提升到63％，三十到三十四歲的未婚率，也從21％提升到30.6％。
生育率近幾年也是快速下滑。每個育齡婦女的生育數，去年已經下降到一．三四個小孩，是台灣有史以來最低點。
再就這一代的競爭力而言，這種心理不景氣，或延緩就業時間，可能也會衝擊這一代的個人競爭力。
辛炳隆就指出，許多先進國家也都有嚴重失業問題，他們尤其對於年輕人失業後，將如何影響他們之後的生涯發展特別關心。
他舉OECD國家的研究指出，年輕人自學校畢業後到進入職場前五年，仍應該算是學習期，仍是對這個人的投資階段。若在這個階段真心想工作，卻找不到工作，或是工作不順利感到挫折，那對這個人的未來職場發展會產生負面影響。
一是會影響個人信心。二是等於這個人一出校園就缺乏投資，造成人才出校園後競爭力持續下降。這無疑也是台灣應該重視的課題。
各位親愛的讀者，時代在變，環境也在變，如果一直用舊有的思想，而想得到不同的結果，我相信不旦失去競爭力，也很容易被社會淘汰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