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思》病即是罪

為了阻擋「癌症重症兒童之家」，錦安裡的一位鄰長說出「癌症不會傳染是騙人的」、這樣沒常識的話，果然引起眾怒；只是，常識總可以明辨，但疾病隱喻的微妙運作，才是真正難以破解的。


沒有隱喻，我們可能都言語乏味，甚至失去講述能力，想想看，馬英九如果不用「毒瘤」兩個字，如何形容林益世的貪腐；要形容蚊蟲滋生的廢棄地下道，還有什麼「都市之瘤」適合。


但是隱喻總有其風險，已故的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說，沒有比賦予病意義（必然是道德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事了；推動桑塔格寫《疾病的隱喻》背後的動力，正是她罹癌時，深刻的感受到罹癌者被汙名化的處境。


她比較肺結核、癌症兩種疾病的想像，結核病代表十九世紀的負面想像，癌症則背負著二十世紀的陰暗層面，既是污染、也是畸形成長，有時候可能是道德敗壞。經常，病被用來比喻罪惡，最後隱喻取代了疾病的真正意涵，癌症患者有雙重不幸，除了身體的病痛外，還要背負這個社會最黑暗的想像。


甚而，病人被病所取代，因此結核患者就是不適應社會的人，而癌症病人則被視為人生的失敗者。如拿破崙、前美國總統葛蘭特、蘿勃塔夫特等，都是在英雄末路、仕途失意後才得到癌症，失敗就形同是他們另類病因。


即使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偏見仍然生猛有力，失意政客總是容易生病、尤其是得癌症；同樣的，老公外遇的女人，也是病魔的最好目標，坊間還可以發展出一套心因邏輯，長期嫉妒鬱積，不正是腫瘤的形貌嗎？


病即是罪的觀念根深蒂固，生病的人總是哪裡錯了，過去可能要背負道德惡名，現在則背負生活不檢點的壓力；不少壯年得癌症的人憤憤不平，「為什麼是我，每天生活正常，既不吃垃圾食物，更不縱情煙酒，憑什麼是我得癌症。」


相反的，如我輩這般，不是日夜顛倒、就是暴飲暴食，絕對不敢如此理直氣壯，如果有幸「倖存」，只能暗暗竊喜，「死神又被我騙過一次」。實情是，罪惡感深埋我們體內，時時刻刻警醒，深恐癌細胞這個異形，即使在熟睡時刻，仍然一點一點的自我增生。


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成見中，病與罪糾結難解，桑塔格強調，她的目的在反詮釋，也就是讓癌症回歸原貌，就只是病，但不是詛咒、不是懲罰，當然更不是罪；因為，我們賦予疾病過多的想像，甚至無法冷靜的看待治療，對生病的人是二度傷害。這次的錦安裡事件不但提醒了常識的重要，也是一次反詮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