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2014-4-13 01:44
蔡倫造紙的真相
中國有四大發明，造紙術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影響中華文化傳承的重大發明。通常，教科書將中國造紙術的發明歸功于東漢宦官蔡倫。此說來源於《後漢書》。
根據《後漢書·蔡倫傳》記載：“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在蔡倫之前，古人一直用竹簡來記載文字，後來出現了絹帛之類的書寫載體。但是，簡太重、絹又太貴，用起來都不方便。蔡倫見此情況，萌生了造紙的念頭，他用樹皮、麻頭以及破布、魚網等為原材料，做成了“紙”，後人皆稱此紙為“蔡侯紙”。
然而，到了近代，一些學者認為，蔡倫頂多只能算是造紙術的改進者，中國古代至遲在西漢時期，就已經有了造紙術。這種觀點不但在學術圈子引起爭議，還在部分程度上影響了新出版的教科書，甚至被外國學者引用，出現在國際相關的學術刊物和典籍上。
難道“蔡倫造紙”又隱藏着一段歷史真相嗎？
蔡倫造紙的傳統說法
105年陰曆四月，執政達十七年之久的漢和帝劉肇宣佈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元興”。通常來說，改年號一定意味着國家出了大事。
的確，上一年七月，全國大旱，本年度春季，一向為藩邦屬國的高句麗又大舉入侵，佔領了漢王朝的遼東六縣。為了振奮民心，劉肇決定改元。多事之秋，讓本就多病的皇帝倍感疲憊。此時，時任中常侍，兼少府尚方令的宦官蔡倫不失時機地給皇上打上一針“興奮劑”，獻上了一種書寫用具——“紙”。
東漢初年，政治穩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躍，對傳播工具的需求旺盛。而當時的書寫工具主要是竹簡和絲織物，顯然不符合當時的形勢需求。如果有一種更好的記載工具出現，自然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件。
當左右內侍把蔡倫的紙進上來之後，漢和帝高興得合不攏嘴。原來，這種紙質地柔軟，便于書寫，其最大優點是造價便宜，是用樹皮、破布、麻頭、舊魚網製造的。要知道，先祖們在記載文字的道路上經過了一段非常艱苦的歷程。起初，先民們是在龜甲、牛骨上刻畫文字，這就是甲骨文。後來，他們開始在鑄造的金屬器皿上銘刻，稱作金文。甲骨和金屬不但過于笨重，刻畫的方式“寫”字也很麻煩。到了周朝，人們才找到了相對好用的一些材料：竹簡或者絹帛（縑帛），這些東西要麼不方便，要麼太貴，根本不利於普及。所謂“竹簡”就是將植物（主要是竹子）用刀切成狹長的條狀，烤乾刮淨後，以繩索相穿聯，然後在上面書寫。絹帛則是絲織物，薄而輕便，有動物絲（主要是蠶絲）和植物絲（主要是麻類）之分，其中動物絲的編織物更適宜于毛筆蘸墨書寫。
竹簡和絲織物雖然使得文化發展大大進步，但缺陷也非常明顯。竹簡比較笨重，搬運、傳輸都很費勁。據說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規定自己一天要看章奏（竹簡）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可算是一個“體力勞動者”了。晉朝人挖掘了戰國時期魏襄王的墳墓，從中得到竹簡古書十五篇，約有十萬餘字，裝了數十車。這樣算來，當時所謂“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只不過讀了五萬字而已，也沒讀過多少書。蠶絲織物則價格昂貴，一般人用不起，便宜點的麻布織物的纖維較粗不好書寫。因此當時社會上，絶大多數書籍檔案，還是以竹簡為載體。
蔡倫的紙出現後，大大降低了紙的造價，並且好用，漢和帝能不高興嗎？於是，他馬上通令天下採用。這樣，蔡倫的造紙方法很快傳遍各地。114年蔡倫被封為“龍亭侯”，民間便把他製作的那種紙稱為“蔡侯紙”。
以上記載來自南朝劉宋時期范曄所著的《後漢書·蔡倫傳》，是“蔡倫造紙說”最普遍的說法。但是有人根據其他史料或考古方面的資料，對蔡倫造紙提出了質疑。
專家的質疑
有專家認為，蔡倫之前就已經有紙了，論據來自兩方面。
其一，在中國境內，陸續出土的漢代文物，有少數類似紙的殘片。
1933年，考古學家在中國新疆境內羅布泊考察時，在一座建於西漢時期的漢烽燧遺址中發現了一張紙片。富有考古學知識的人們將它與“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這種說法聯繫起來，頭腦一下子興奮起來：難道，在蔡倫以前就有了紙？由於當時正值動盪年代，此事並沒有深究下去。
時間轉眼到了1957年，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東十公里處的灞橋再次成為文化熱點。
灞橋，又作霸橋，是中國歷史上一座頗富文化氣息的古橋。早在春秋時代，“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為與東方諸侯爭雄，改滋水為灞水，建橋于其上。隨後灞橋就成為長安向東方出入的要道。大約在隋開皇三年（583年），隋朝官員在距秦漢古橋以南一里左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南橋，是為如今的灞橋。唐人送客多到灞橋，折柳贈別，心情為之黯然，灞橋因之又得名銷魂橋。“灞橋風雪”也是古代“關中八景”之一。
1957年，考古學家在發掘這裡的一座土墓時，在出土的一面青銅鏡上發現墊襯着麻絮纖維組成的紙狀物殘片。據考證這座墓室的年代不晚于漢武帝時期。經過對這些殘片的切片化驗分析，有關專家認為：這是西漢初年所造的紙，其成分為大麻和少量的苧麻葉。由此，專家們得出結論說，灞橋古紙乃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聯繫到1933年新疆羅布泊漢代烽燧出土的古紙片，學術界出現一種觀點：紙並不是蔡倫的發明創造，造紙術的發明時期可以前推兩百年。
有一個名叫德博諾的西方科技史專家也認為，“曾經主管宮廷御用手工作坊造紙的蔡倫，可能只是把貧民的一項更早的發明通過官方進行宣揚罷了”。換言之，這不過是中國人慣常使用的“名人效應”手法而已，就像在肉前面加上“東坡”二字變成“東坡肉”一樣。
蔡倫在漢和帝時期任過小黃門、尚方監、中常侍，是主管御用器物製造的人。皇帝覺得蔡倫有才能，所以很喜歡他。所以有人認為，皇帝因為愛屋及烏，所以將在民間流傳的用樹皮、麻頭、破魚網造出的紙冠以“蔡侯”的名義。
其二，除了考古發現，早在西漢時期，中國史書中便有了“紙”的記載。例如，《漢書》記載，西漢時期，漢成帝的寵妃趙昭儀（趙飛燕的妹妹）要害死女官曹偉能，派人送去的毒藥，便是包在寫了字的“赫蹄”上的。赫蹄，東漢人應邵解釋為“薄小紙也”。漢武帝的廢太子劉據，因為鼻子長得太大，也曾在覲見父皇時，用“紙”遮擋。再如《風俗通》記載，東漢初期光武皇帝劉秀遷都洛陽時，搬運的簡、紙等文化用品，裝滿了二千輛車。這些“紙”的記載都在蔡倫之前，說明中國當時已經有紙了。
否認“蔡倫造紙”的人還認為，《後漢書》稱蔡倫進呈的紙為“蔡侯紙”而非“紙”，這除了與“古以縑帛為紙”的“紙”有所區別以外，可能還意味着當時還有其他的紙。
除了上面兩條強硬理由外，反對“蔡倫造紙”的人還有一個論據。
與蔡倫同時代的劉珍、延篤等人寫過一本《東觀漢記》，其中只記有“蔡倫典尚方作只紙”，意思是他在任尚方之職時做過少量的紙，而不是“發明”。有人認為，如果蔡倫發明了紙，這本書是不會不記載的。
以上種種證據，似乎都不利於蔡倫。難道他不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而是一個欺世盜名的騙子？
事實並非如此。
“灞橋紙”的真相
1957年出土的“灞橋紙”，被很多人作為“西漢時期有造紙術”的論據。它是否真的具有了“蔡侯紙”的特性呢？似不盡然。“灞橋紙”的成分主要是麻，但其麻的纖維絲較長，人工切斷的痕跡較少。而且纖維絲常有糾纏成團現象，造成這“紙”厚薄起伏，質地很不均勻。由此可判定，“灞橋紙”的製作過程中，其原料並沒有經過切碎、打漿的過程，而這些卻都是“蔡侯紙”的主要工序。
部分專家認為，“灞橋紙”屬於絮紙，即由敗絮殘絲糾合成片的東西。更有人說，“灞橋紙”根本就是一堆亂七八糟堆積成團的麻絲，經過銅鏡兩千年的重力擠壓，才形成薄薄的片狀。這種東西，壓根與造紙術史無關。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從應用來看，“灞橋紙”被用於墊襯銅鏡，而沒有任何書寫文字的標記，靠它來推翻“蔡侯紙”的歷史地位，力量太過于薄弱。
再來看看史書中提到的“紙”是什麼樣子的。
前面所提到的太子用來蒙臉的“幡紙”，經考證，也就是較厚的縑帛。它質地光滑輕柔，被用於書寫重要的文字。但它更傾向於是編織物，就像林黛玉題詩的手帕，與造紙術扯不上關係。
《漢書》等書中還提到過一種叫“赫蹄”的紙。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一種絮紙，它是在生產絲織品的過程中發明的一種簡單的加工物。當時，為了將蠶絲中的雜質去除，並使得原本糾結一團的絲纖維能夠分離開來，先民們往往用水對絲進行浸泡，然後將絲鋪在墊板上用木棒等進行擊打。這個過程中，蠶絲中一些鬆散的渣滓（稱為“絮”）脫落到水中。當處理絲的量很大時，水中這種“絮”也能達到很高的濃度，它們附着在墊板上的蓆子表面，晾乾之後可以揭下來，形成薄薄的一片。用它來寫字，很不錯。
多次偶然發現之後，有人開始有意識地將那些劣質的絲麻進行浸泡和捶打，以得到這種片狀物。這種東西就是絮紙。它與縑帛的區別在於，縑帛是抽出完整的絲編織而成，絮紙則是用抽絲剩餘的殘絮彼此附着粘合後形成的。兩者的原材料質地相同，但成型原理截然相反。
比起縑帛，絮紙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紙”，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發明的一個前奏。“灞橋紙”應該就是這種絮紙。但這種紙由於做工粗糙，難登大雅之堂，不少文人雅士並不看好紙張。蔡倫看到了這種絮紙取代簡帛的前景，利用自己任少府尚方令（尚方是皇家的手工場，專門監督製造各種御用器物）的有利條件，改革造紙技術，獨創了切碎、打漿、抄紙、脫水等一整套專業的造紙工藝，製造出了質地精良的紙。這與他之前的“紙”——縑帛或赫蹄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根據上面兩方面的分析，對於“蔡倫造紙”的說法這樣理解會比較合理，即，在蔡倫之前，中國人在製造文字載體的方面，已經有了相當多的嘗試和積累，發明了竹簡、縑帛、絮紙，以及樹皮紙等。在這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有些產品已經採用了同蔡倫造紙術相似的工藝；有的產品也具有了蔡倫造紙術的某些特徵。但這些方法並未形成統一的技術和標準，只能算作“萌芽”或“雛形”。從民間到宮廷，用於記錄文字的，始終還是以竹簡和縑帛為主。而蔡倫在民間流傳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探索研究，從而發明出了現代意義上的紙。“蔡侯紙”自發明出來之後，就迅速取代了竹簡和縑帛，成為文化用品的主流。從這個意義上，蔡倫作為造紙術的發明者，是當之無愧的。
蔡倫的另一面
蔡倫改進造紙術，對我國乃至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來受到人們的崇拜和敬仰。然而，可惜的是，蔡倫還具有醜惡的另一面。這雖然與造紙無關，但難免會讓他的榮光大打折扣。
蔡倫為了巴結權勢，曾昧心地參與了一起駭人聽聞的人命案。東漢建初七年（82年），漢章帝的貴人宋敬隱曾生下一男，後被立為太子，這引起了在宮中實權在握，且未生育的竇太后的怨恨。她在宋貴人身邊佈下爪牙，伺機置宋貴人于死地。恰巧宋貴人病後想吃鮮兔，並委託娘家代辦。這下機會來了。竇太后向漢章帝進饞言，說鮮兔是巫蠱的象徵，意在詛咒皇上早死。昏憒的皇帝竟信以為真，將宋氏拿下大獄。而審判此案的宦官蔡倫，明知是冤案，不僅不從中斡旋，反而助紂為虐，嚴刑逼供，致使宋貴人不堪受辱，買通看守，服毒自殺。
《禮記》中說：“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然而當瑜（美玉）上的瑕疵太大時，瑜也就看不到了。如秦檜、嚴嵩之流，雖頗有文才，但依然為後人所不齒。
然而，蔡倫也沒有逃過宮廷鬥爭的泥淖。漢安帝時，宦官和外戚輪流執政，相互傾軋。蔡倫難於應付這種政治鬥爭，于121年服毒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