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avia 2014-3-11 00:22
南宋歷史的大逆轉--慶元黨禁
宋寧宗趙擴(1168~1224)是中國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1194~1224在位)。
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傳位兒子光宗，這位南宋第二代皇帝也步宋高宗的後塵，做上了第二代太上皇。誰知宋光宗即位不到三年，就患上了精神病。在專制政體下，既然不能說皇帝沒穿新衣，當然更不能說他腦筋有毛病。於是，第三代皇帝繼續君臨天下，充分凸顯了君主世襲制荒謬絕倫的那一面。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駕崩，光宗卻越發疑神疑鬼，拒絕出主大喪，上演了君主制下前所罕見的人倫鬧劇。在參知政事趙汝愚與知閤門事韓侂胄的敦請下，由太皇太后吳氏決策並主持，尊這位「瘋皇」為第三代太上皇，南宋無愧為盛產太上皇的朝代，擁立其唯一的兒子為寧宗，總算暫時化解了皇權傳承危機，史稱「紹熙內禪」。
八月，新君任命宗室出身的趙汝愚為右丞相。為防範宗室之尊與相權之重相結合以威脅君權，宋代有「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但寧宗其時真心倚任汝愚，命他不必顧忌「同姓之嫌」。入掌中樞前十年間，趙汝愚歷任數郡，親有聞見，深感趙宋王朝「如大廈然，歲月深矣」，「棟撓樑折，曾風雨之不庇」，而「興滯補弊，正有賴於今日」。新皇帝即位不久就徵召他所推薦的大儒朱熹入朝，朝中還有陳傅良、彭龜年、葉適等正直之士，也足以共事而圖治。既然屢辭不獲，趙汝愚便受命為相。以他為政治領袖，以朱熹為精神領袖，「眾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似乎真透露出那麼一點治世的氣象。
趙汝愚先從吏治入手，請皇帝頒詔諸路，強調自今「郡邑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污必糾，毋憚大吏，毋縱私暱」，在全國倡廉肅貪，以期「州縣無不治」。在中央官吏任命上，一是延攬在外人才入朝，擔任館閣清貴之職，作為推進改革的得力助手；二是恢復侍從推薦台諫的舊制，防止君主因知人不明而直除失當，確保監察系統的生命力。
儘管多出於趙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議與影響，寧宗初政倒也有善可稱。他向治心切，詔求直言：「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急？毋憚大吏，毋諱眇躬。倘有補於國家，當優加於賞賚！」 他還悉數罷遣光宗召入大內的樂人、俳優與伶官，貶竄了干亂紹熙朝政的那些宦官。
當然，對寧宗初政不能估計過高；即便趙汝愚的改革，也還未見有慶歷新政那樣的總綱領和大舉措出台。儘管如此，還是「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趙汝愚也「銳意慶歷、元祐故事」，有自信成就範仲淹、司馬光那樣的相業。閏十月，在他的建議下，寧宗下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改元詔書充滿了對慶歷、元祐之治的無限嚮往：「親君子，遠小人，慶歷、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賦斂，慶歷、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業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號，於此紀元。」
在紹熙內禪中，除去太皇太后，趙汝愚以首席執政主其事，韓侂胄在內外朝間穿針引線，另一位宗室朝臣趙彥逾也參預了決策。新君推恩時，汝愚對彥逾說：「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對侂胄則說：「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麼可以論功？」 韓侂胄僅升為樞密都承旨，只是樞密院屬下執掌傳達皇帝密命的從五品武臣。朱熹與葉適都曾提醒過：「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但史稱趙汝愚「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然而，人心吏風已非慶歷所能比，這種正直招來的惟有嗜進者的嫉恨怨望。人們可以說趙汝愚不通權變，以己律人，「忠有餘而智不足」，卻不能不肯定他為人之正、為政之直。
與趙汝愚較量時，韓侂胄有兩個優勢。其一，他是寧宗韓皇后的外族。在外戚與宗室之間選擇時，君主往往認為，對皇位的威脅，同姓宗室要比異姓外戚來得直接切近，多親外戚而忌宗室。其二，侂胄知閤門事與樞密都承旨等職，「獲聯肺腑，久侍禁密」，比宰相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內廷之便；而寧宗往往繞過頒詔的正常程序，好用內批御筆，更令其有染指之便。
膨脹的權位欲與失衡的報復心，驅使韓侂胄決意挑起政爭。他首先假借御筆，汲引台諫，讓黨羽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死黨劉德秀為監察御史。宋代台諫擁有議政與彈劾的雙重權力，為左右輿論，打擊異己，政爭雙方都勢必借重其力。不久，韓黨魚貫而進，言路已佔先手。
歲末，趙彥逾出朝外任，眼見執政夢斷，便投入了反趙派營壘。殿辭時，他遞上一張名單，對寧宗說：「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黨。」彥逾和汝愚都是宗室，同為定策者，他的誣陷很有殺傷力。
朱熹作為改革派的靈魂，還是給皇帝上課的經筵講官，這讓韓侂胄深感其威脅近在咫尺，便處心積慮地煽動寧宗對他的反感，再借御筆罷免了他的經筵官，打發他回家。趙汝愚獲知，袖還御筆，不惜以自求罷相為諫請，想讓皇帝收回成命。寧宗怒氣愈盛，認定他為助朱熹竟拒行君命。
罷免朱熹，是韓黨向革新派正面攻擊的開始，頓時激起軒然大波。吏部侍郎彭龜年當面向寧宗表態，「與侂胄不能兩立」。寧宗兩難，侂胄是其皇后外戚，龜年是其東宮師保，便打算將雙方都罷免。汝愚沒能當機立斷促成此議(以犧牲龜年為代價，換得斥逐侂胄出朝，在策略上不無可取)，卻建議讓韓侂胄提舉在京宮觀，彭龜年依舊供職，坐失逐韓的唯一良機。寧宗採納其議，但經韓侂胄活動付出的內批，卻是侂胄與在京宮觀，龜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請挽留龜年，寧宗已無商量的餘地。韓侂胄名義上提舉宮觀閒差，實際上卻左右了皇帝，經其授意，宰執班子做了重大調整，趙汝愚在其中已孤掌難鳴。
歲末年初，針對趙汝愚的流言沸沸揚揚，諸如內禪前「三軍士庶準備擁戴趙相公(指趙汝愚)」；太學傳言「郎君不令」(指寧宗不聰慧)，太學生上書請尊汝愚為伯父，等等。慶元元年(1295)二月，趙汝愚自知已無可能施展抱負，正欲辭相，右正言李沐羅織各種謠言呈上彈劾狀，說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聖體不康之際，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得知自己被劾，汝愚按例待罪，乞請罷政。寧宗將風聞到的謠傳與趙彥逾出朝前的誣告一聯繫，徹底倒向了韓侂胄，下詔將趙汝愚罷相。
這次政爭，儘管韓是外戚，趙是宗室，卻並不具有外戚與宗室之爭的性質。韓侂胄只是揪住政敵的特殊身份，作為打擊借口而已。這一口實在寧宗的轉向上也起了決定性作用。即便「不令」，他的猜防之心卻不弱，與皇位的威脅相比，一度標榜的「慶元新政」早就置之腦後。
趙汝愚罷相，朝野的反響異乎尋常，擁趙的呼聲之強烈，聲勢之浩大，為韓侂胄始料所未及。太府寺丞呂祖儉率先上封事，警告寧宗「政權將歸於倖門」：「臣恐自是而後，天下或有當言之事，必多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豈是國家之利耶？」上書以後，這位「觸群小而蹈禍機」的無畏志士，坦然踏上流放之路，次年在貶所去世。
韓侂胄竭盡恫嚇之能事，但防民之口難於防川。就在呂祖儉被貶後三天，太學生楊宏中對同學說：「師長能辯大臣之冤，而學生不能留師長之去，於義安嗎？」他倡議叩閽上書，太學生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范等自願加入。蔣傅起草了一篇正氣凜然的上書，六人連袂署名。當夜侂胄偵知，揚言將處重罪。友人勸徐范不要捲入，他慨然道：「既已具名，還有什麼可改變的！」次日，楊宏中等六人毅然伏闕上書，其中說到：
自古國家禍亂，唯小人中傷君子。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諫官李沐，誣論前相趙汝愚將不利於陛下，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若不亟悟，漸成孤立，後悔莫及。
上書遞進，如泥牛入海。學生們便將副本散發各侍從、台諫。據《四朝聞見錄》，侂胄儘管大怒，「欲斬其為首者」，但「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讓寧宗下詔，以「妄亂上書，扇搖國事」罪將六人各送500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繳還詔旨，上書援救說：「國家自建太學以來，累朝對上書言事的學生天覆海涵，從不加罪。最重不過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這才改為「聽讀」(在監控下繼續學業)。新知臨安府錢象祖也是韓黨，連夜逮捕了這些學生，強行押送貶所。
太學生上書是公道人心的又一次吶喊，其浩然正氣與無畏勇氣贏得了世人的欽敬，譽之為「慶元六君子」。宋代「自靖康以來，國有大事，諸生叩閽伏闕，不憚危言，雖暫為權奸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
在韓侂胄唆使下，劉德秀上疏誣道學為「偽學」，要求對在朝士大夫「考核真偽，以辨邪正」，把思想上的所謂「真偽」之別和黨爭中的所謂「邪正」之分硬扯在一起，為打擊政敵製造罪名。御史中丞何澹見劉德秀著了先鞭，也奏請禁道學，請「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即在甄別基礎上對朝臣來次大清洗，以此一網打盡了趙汝愚、朱熹門下的知名士。
對趙汝愚的謠言也越造越離奇，說他準備挾持太上皇赴紹興，稱紹熙皇帝。即位時，寧宗已「恐負不孝之名」，與太上皇儘管父子，但對趙汝愚欲復辟紹熙皇帝，難免有微妙的疑忌之心。趙汝愚終於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是宋代對犯罪官員指定居住地，並相對限制其自由的處罰措施。
踏上貶途前，趙汝愚對家人說：「韓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你們還可免禍。」路上，他有點病渴，醫生以為熱症，誤投以寒劑。舟過瀟湘，趙汝愚佇立船頭，思緒如潮，望著飛雪遠山，外感了風寒，寒氣表裡交侵。慶元二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陽)，他病已不輕，州守錢鍪承風希旨，對他百般窘辱。汝愚服藥暴死，一說他的藥裡放入了冰腦，是服毒身亡的。
靈車載著趙汝愚棺柩，歸其故里余干(今江西余干西北)安葬，所經之地，父老都在道旁焚香泣拜。萍鄉全城的老百姓用竹枝把紙錢挑掛門前，靈車行經時便焚化紙錢，整個萍鄉城為之煙焰蔽空。甚至遠在四川、福建的「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流涕」。
訃聞傳到臨安，正直人士不顧高壓淫威，「多為挽章，私相吊哭，至大書揭於都城觀闕之上」。大內宮牆外與行在城門下，幾乎每天都有悼念詩文張貼出來。韓黨打算鎮壓，卻苦於抓不到作者。這些匿名詩文大多出自太學生之手，流傳最廣的是太學生敖陶孫在臨安酒樓上的一首題詩：
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咨流言？
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吊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
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
詩篇肯定趙汝愚扭轉危局的定策之功，將其比作輔佐成王的周公，被懷王貶逐的屈原，末聯痛斥韓侂胄將無顏面去見其先祖——北宋名臣韓忠獻公韓琦。
即便在政治高壓下，老百姓心中有桿秤。在這場政爭中，公道人心明顯左袒趙汝愚。儘管他執政才兩年，入相僅六月，「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使南宋渡過了一次君權嬗傳的嚴重危機；他志在更革弊政，「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他雖然還來不及成就慶歷元祐式的經世事業，朝野人心卻能辨別出他與韓侂胄在從政為人上的根本差異，而寄厚望於他。尤其在經歷了其後的韓侂胄專政與史彌遠專政，都認為「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
趙汝愚歸葬以後，黨禁還在加碼。韓黨先是要求官員遷轉、學生科考時必須具結表態「如是偽學，甘伏朝典」；繼而又將「偽黨」升格為「逆黨」，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忠逆之辨的最高審判台。讓政敵難逃誅心和誅身的雙重判決，是中國專制政體下迫害反對派的慣伎。最後，韓黨出籠了一張「偽學逆黨「的黑名單，列名其中的59人，雖有不少道學家，但約三分之一的人與所謂道學絕無關係，無非曾直接或間接地觸怒過韓侂胄或其黨徒。
直到嘉泰二年(1202)，長達八年的酷烈黨禁才基本解凍，卻已對南宋後期歷史產生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
其前的宋代黨爭，大都限制在政見之爭的範圍內。慶元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表象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在歪曲醜化的前提下借政權的力量予以全面聲討與徹底掃蕩，而所指向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於是，幾乎所有的是非從此顛倒，隨之而來，在一般士大夫中引起了普遍的價值危機與道德失范。不僅慶歷元祐間「以天下為己任」的那種風尚蕩然無存，即便與紹熙以前的政風士風也不可同日而語。「紹熙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為士者喜言時政，為吏者喜立功名」；自慶元黨禁後，「世俗毀方為圓，變真為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問題還不止於此。在黨禁方興之時，宋寧宗儘管闇弱無能，卻代表著專制君權，正是他的最終轉向，致使位僅從五品的韓侂胄在與宰相趙汝愚的黨爭中站在了上風，佔盡了先機。其後六七年間，宋寧宗聽任韓侂胄倒行逆施，為所欲為，專斷朝政，排斥政敵，走上了權臣之路。及至黨禁鬆動之日，其權臣之勢卻已如日中天，不可搖撼。「君子之脈既削，小人之勢遂成」，而韓侂胄擅權不過是南宋後期接踵而至的權相專政的開端。從這一意義上，說慶元黨禁是南宋歷史大逆轉的拐點，也毫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