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s 2013-12-18 00:35
維多利亞時代「世紀末」式批評風格
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很多英國人開始質疑快速改變的生活和日益工業化的社會所帶來的好處。因此，與工業化資本主義十分合拍的維多利亞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規則自然也受到攻擊。在英國19世紀80年代後期，主流派文學藝術維護著這一價值體系和社會規則，針對現狀，一些藝術家和作家發起了批評和諷刺它的前衛運動。
奧布裡·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是一位插圖畫家，在新藝術湧動的大背景中開始為人所知。比爾茲利主要從性的方面來批評維多利亞社會。他充分意識到對維多利亞價值體系的挑戰，不僅來自前衛還有婦女運動(也發生在1880年代，在一些地區她們已經獲得了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權力)。其作品諷刺和象徵性的風格，模糊了性別界線並且嘲笑了男性的優越，也展現了當時人們對性的渴望以及男性對女性優越的恐懼。
一個法國劇劇名Fin de Siecle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英國成為表達這種語境並被廣泛使用的代名詞。如果按照確切的字而翻譯，這個詞可以譯為「世紀末」，但其言外之意更為豐富：對抗珠光寶氣的高雅，盛世的沒落感，家長製作風；性別上男性主導地位的偏離和兩性差異的模糊；公開反抗物質享樂主義，實證哲學及19世紀中期確定的道德標準。
這期間英國人的力量在衰退：經濟方面，工業化的中產階級感受到「大蕭條」的巨大壓力以及在貿易競爭中不斷增強的國外勢力；政治上，維多利亞時代的權威性觀念受到不斷擴張的公民權的威脅，如愛爾蘭要求地方自治等；文化方面，很多知識分子對維多利亞社會的死寂感到恐懼。這些因素影響到文化生活，使得藝術創作帶有一種悲觀的情緒。馬太·阿諾德在《文化和無政府狀態》 (1869)中關於文化的概念提出「不是一個靜態的，而是一種生長的和符合人們需要的狀態」，一些先鋒藝術家和作家挑戰了這種他們認為是停滯和過時的主流藝術。
在「頹廢」時期(1880~1890)，藝術家和作家抵制的是維多利亞價值體系中的奢華感。這種頹廢更傾向於以悲觀主義而不是樂觀主義來剖析當時的現狀，使變態回到正常，使矯揉造作回到自然。作為先鋒藝術家，他們堅持探索新的事物。在現實中，他們尋找「新女性」和「新享樂主義」，在文化中，便是「新戲劇」和新藝術運動。他們也受到70年代的唯美主義的影響，口號是「為藝術而藝術」，在這裡藝術可以被單獨地欣賞，是因為它自身內在的愉悅。這與維多利亞時代關於藝術的實用主義觀點形成了對比——藝術不能僅僅為了愉悅的緣故存在，它必須服務於某些更高的目的，在判斷藝術品價值方面，維多利亞人標準是只有好人才能創造好的藝術品，為了反對這種觀點，頹廢派們企圖依照他們的藝術觀念來真實地紀錄生活。
結果，這個運動的一些起領導作用的藝術家生活方式頹廢，有些人被懷疑使用藥物和同性戀者。基於婦女運動的衝擊，頹廢派的反抗作為當時社會變革的一種，與其它因素同時進行著。雖然頹廢派批判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體系，而婦女運動則威脅到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結構的坍塌。
在19世紀最後的20年中，廣泛傳播的讓會變革開始改變維多利亞社會中婦女的地伉。首先是婦女在法律上得到了更多的保護，包括離婚分配財產、監護權等等。教育系統的改革，也為婦女提供了同等於男性的機會。
隨著這些法律上的變革，婦女在社會和經濟力方面的地位不斷提高，工作種類的增加為婦女提供更多的訓練機會，更多的獲益，更佳的工作狀況。教育和護理工作成為婦女的專職，她們還從事秘書、售貨員、公務員、律師、編輯、新聞記者以及醫生等職業。對於維多利亞時代把婦女作為一種虛弱、馴服的生物，她們必須順從於她的丈夫或父親這種老觀念，工作中的婦女對這種陳詞濫調起到了有力的抵製作用。以90年代的婦女開始控制她們自己的生活為例，琳達·薩特林描述了這些新婦女。
她們結婚較遲並已生孩子很少。她們開始不穿束身衣。即使沒有男性陪伴，她們也去餐館吃飯，並不擔心這樣會有損她們的名譽。她們在地鐵、鐵路獨自騎自行車旅遊。
有關這些變化的事例雖然還有不少，更多維多利亞人對婦女角色還是持有傳統觀念。特別是一些男性開始意識到這些新女性不論從個人的角度，還是社會的角度，郁存在一種威脅時，這種爭論已經超出了婦女地位的討論範圍進而演變成19世紀90年代的一場激烈的風暴。維多利亞社會已經形成的家長制度是基於對女性的一種假定——女性是低等的因而必須依賴於男性。而這種假定同樣也作用於去定義男性作為女性的對立面——男性是強壯、理性、有侵略性和優秀的。在這樣的系統中，男性優越性是建立在女性低劣性的基礎上，因此，婦女運動對於男性地位的威脅十分明顯。男性不僅害怕失去他們的優越地位，也擔心這種社會變革將導致婦女的優越性。
比爾茲利的一位傳記作者這樣寫道：「這個時代特有的憂慮已經越來越清晰化，但是那種普遍的、潛意識的、不可名狀的憂慮只能通過符號來表達。」在這種情況下，比爾茲利創造了一種高度符號化的形式。他的藝術成為一種理想途徑去表達人們的內心世界，以及形象化這些憂慮。
比爾茲利的藝術生涯是短暫的，而他的藝術作為一種頗具洞察力的批評，有力地提示了維多利亞社會的偽善。也因此，他的線描作品被主流藝術家、代表維多利亞莊嚴的衛道士、甚至是他的同事們所批判，事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涉及比爾茲利插圖作品的主題，主要批評的是他作品中奇異、詭秘的風格。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風格，我們必須把比爾茲利放劍新藝術的大背景中來考察。
新藝術運動是一個國際性的運動，在英國影響很大。世紀末語境在英國藝術界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發展貫穿了整個工藝美術運動和「頹廢派」的發展過程。工藝美術運動由威廉·莫裡斯發起，通過生產漂亮且實用的手藝品並在協會商店銷售。這個運動，藝術被定義在一種道德的尺度中--藝術家的創造足為了更有益於他自己或後人。這些工藝美術運動的新道德論者與「頹廢派」抵制維多利亞道德標準的非道德論者在追求藝術的統一和對藝術表達新形式的渴望中走到了一起。
工藝美術運動抵制的是因大批量工業生產而導致的廉價仿製品，而「頹廢派」則厭倦了對自然的摹仿以及在主流藝術中普遍流行的傳統藝術形式。拒絕現實主義的象徵主義者的運動也影響著新藝術。新藝術最終被明確地表達為線的象徵主義——「線是優美、激動、流暢平滑、熱烈。我們可以從比爾茲利線件的、符號化的線描中有到新藝術的這種特性。新藝術的其它方面我們也可以從比爾茲利的作品中看到，包括兩維性的、裝飾圖案以及海外風格的影響。
比爾茲利在藝術界產生影響的第一次機遇是與奧斯卡·伍德合作，並且這種合作貫穿了比爾茲利的一生。伍德是「頹廢派」成員中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他創作的情節主要涉及性、罪惡以及墮落，與比爾茲利高度符號化和那種自我創造的真實性的插圖作品十分相近，伊恩·弗萊特認為這些沙龍線描是比爾茲利最傑出的部分作品，也是對後來的藝術家最有影響力的以及比爾茲利作品中最為流行的圖像。然而，這些線描被比業茲萊的同時代人徹底批判。甚至伍德本人對這些線描也不是很滿意。他說：「我很慶幸，我不喜歡比爾茲利的這些插圖。
主流藝術家以及藝術批評家忽略了比爾茲利作品中明顯的性的主題，而只是從美學的角度攻擊他，這些線描把這個時代描述為：「難以瞭解，因為它們是難以瞭解、令人厭惡的。」基於這樣的觀點，比爾茲利與奧斯卡·伍德在公眾的印象中被聯繫在一起。可他不僅獨自被批評，也遭到伍德的攻擊。
比業茲萊的沙龍插圖使他成為「頹廢派」著名的畫家之一。那時他為兩個文學雜誌作美術編輯，(黃頁和薩瓦雜誌)。這一時期提供給他很多藝術創作的機會以及為他的社會批評開拓了新的方式。比爾茲利為黃頁工作了五期，因涉及伍德醜聞而被解雇。 1895年4月，由於昆靳伯瑞伯爵反對撤銷誹謗罪(出伍德編寫的下流的多幕劇)，伍德被起訴並被拘捕。據報道，當時伍德的胳膊下正夾著一本黃頁。這些自認為是維多利亞尊嚴的衛道上們木到黃頁出版社並且要求看比爾茲利的線描。他們發現這些線描十分令人心煩意亂，並強迫黃英主編撤銷比爾茲利的美術編輯。比爾茲利被解雇了，但不久就被薩瓦聘為美術編輯。
雖然比爾茲利正患著肺結核，但他充滿激情地堅持為薩瓦和其它出版物創作插圖。經常因劇烈咳嗽而導致肺部出血，但只要他還能夠握住筆，就會一直畫下去。這種創作的激情一直維持著他，直到1898年去逝，時年25歲。
比爾茲利的線描不僅僅是詼諧或奇異，更多地關注了社會問題，尤其是針對不公平及維多利亞社會的偽善。他的線描不僅僅批評維多利亞社會的墮落，也支持去打破這種家長制度。比爾茲利的一部分插圖為我們展未了有力量和有知識的「新女性」世界，延伸了女性的性別界限，充分展示了一種基於性別平等的女性閱歷。
在比爾茲利線描中，有一個主題是描述男性的墮落。在比爾茲利看來，墮落是男性追求權力的結果。他的線描刻畫了男人對財富的貪慾，及企圖從思想上控制別的男人，同時又把性別特徵作為武器來服務於自己的統治。比爾茲利曾經為這方面的藝術創作解釋道：「人們痛恨看到有關描述自己快速墮落的景象，儘管墮落是可怕的並且墮落應該是被描述的。」
比業茲萊對物質享樂主義的批評在他的線描中是明顯的，尤其是有關40大盜的強盜頭子這幅線描。這個強盜頭子的身軀被描繪成珠光寶氣並且是畸形的，軀幹部分超出整個畫面。薩特林在她的分析中把這個人物形容為「巨大且無力的太監」，性的慾望已經被對財富的慾望所替代。「他臃腫的肥肉和繁瑣的珠寶證明了這種超乎尋常的物質上的強烈愛好。」比爾茲利最終的目的是質問這種變態的物慾。
比爾茲利認為，對財富的貪慾不能僅僅限定在18世紀的貴族政府中， 19世紀的工業中產階級也有同樣的性質。雖然中產階級的維多利亞人贊同努力工作和勤儉的價值觀念，但是這樣的價值觀念並沒有使他們成為「上等人」。從社會批評的角度來研究比爾茲利的藝術，我們可以把他的藝術作為一種見證：暗未了這些有錢的維多利亞人物慾貪婪與18世紀的貴族們是一樣的。
除了揭露社會現狀，作為一個前衛藝術家，比爾茲利同樣批判了受制於維多利亞審美情趣與藝術界。這幅插圖是薩瓦雜誌的封面，比爾茲利把約翰·布爾的形象作為已確定地位的藝術家代表來描繪。約翰被描繪成一個紈褲習氣和怪異的樣子，站在舞台上宣佈藝術界中一些新的運動。他是「傲慢的自信」及「不屑去考慮觀眾的感受」。然而，在舞台的幕簾下，一個弱小的男孩正窺視著觀眾。實際上暗未了新的藝術家將會在薩瓦得到重視。薩特林說到：「正如他的半隱蔽狀態，這個年輕的藝術家仍然沒有獲得權力。但是他看到了被傲慢的約翰視而不見的觀眾，以及隱藏在這幕後的藝術。」他對這兩方面的瞭解進而轉換成一種潛在的力量。
這幅薩瓦雜誌的封面展示了比爾茲利用富有創造性的作品來傳達自己對這個時代的感受。比爾茲利通過批評這些在佔據主流權威地位的藝術家，挑戰的是在藝術界保持一致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觀點。也正是通過比爾茲利，這些年輕的藝術新秀在他們周圍的世界小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實際上，這些所謂的藝術權威們不久就被一種現代的藝術狀態替代了。
關於性虐待，比爾茲利對這一可恥行為的理解是男性把自身的性別特徵作為武器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在大量的描繪性虐待的插圖中，幾乎都是以揭露這種醜陋行為為目的。不像那個時代的一些主流藝術家把男性的性別統治作為一種肉慾來描述，我們從這幅朱文諾鞭打女人的插圖中看不到一絲色情的感覺；比爾茲利刻畫的是一種獸性的場面。這位女士既不年輕也不漂亮，被固定在柱子上，給人一種被強姦的聯想。但是也有一種作為塑像被陳列的感覺。這也回應了維多利亞習俗中有把婦女放置在基架上的觀念。然而，在這幅線描中，她因反抗被捆綁。薩特林寫道：「不論一座雕像暗示了拷打行為還是強迫一個人崇拜，它都是一個略影，絕不能代表某個人。」這幅作品傳達出：當男性把女性作為一個概念來看待時，他們否定了女性的自立和各體性，把它們作為野蠻行為的承受者。
比爾茲利以另類的視覺效果來揭露那個時代的偽善和父權制。他設計很多幻想和荒誕的形象，創造了性徵界線模糊的世界。在這裡，婦女被描繪成有攻擊性、充滿力量並且是與性有關的形象。也造成比爾茲利的藝術中有很多色情主題。同其他「頹廢派」一樣，比爾茲利十分厭惡維多利亞社會中存在的對藝術和文學的審查及以此為借口把婦女當作物體來對待。因此，比爾茲利更願意把自己感受到的婦女形象作為「新女性」的形象代表描繪出來。
我們可以通過比爾茲利以莎樂美為主題創作的，系列新女性形象。這些線描把女性作為主體來替代傳統中男性物質主義者的罪惡、縱慾以及時統治權的渴望，在這兩幅線描中，《希律王的眼睛》、《高潮》，莎樂美的行為明顯的非女性《希律王的眼睛》說的是莎樂美與希律王交易，用她的色相來換聖約翰的頭。在家長制社會習俗中，色相是她談條件的惟一手段。而這種手段正是她對限制自己的社會習俗的反抗。薩特林寫道：「雖然莎樂美的目光充滿了憤怒，這些圖片展示了在維多利亞時代，一種被扭曲的動機導致了她渴望復仇的行動，並且是藉以一個男性化的角色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儘管莎樂美依靠的是性魅力，究其實質也只是僭越男性角色來與父權制的強力爭鬥。
莎樂美的形象暗示了維多利亞社會一些潛在的對新女性的恐懼和憂慮。例如將莎樂美與荒謬極端事物聯繫在一起，她的很多姿態都是男性化的並且不太引人注意，她的性特徵被輕描淡寫的表現一下，她的所有動機都是邪惡的。這是大多數男人的感覺——婦女運動一旦達到她們所有的目的，女人將浮出水面，男人的統治和優越感會受到挑戰。他們潛意識以中恐懼女性優越系統替代目前屬於他們的社會秩序。因此，這些懼怕很自然地流露出來，就像莎樂美這種怪物女人的一系列視覺版本。
比爾茲利也描繪了對所謂天經地義的母親角色持不認同態度的女性形象。這是對維多利亞社會中理想化母親身份的挑戰。比亞慈萊意識到很多維多利亞女性對當時生育高死亡率十分恐懼。對應這種焦慮，比爾茲利創作了一系列的母親與嬰兒的畫面。這類圖像，嬰兒都被描繪成小怪物，母親似乎也少有熱情。
最令人震驚的插圖是比爾茲利描繪的女性對她們自己的身體和性需求明顯而毫無羞恥感。這裡，一幅刻畫了背對觀眾正在自慰的女人。另外一幅描繪的是兩個雅典女人正在公開地同時自慰。這些線描被1857年的審查機構的所明確查禁，因為它們太具色情意味。
比爾茲利甚至在維多利亞社會描繪女性同性戀者。例如《黑色咖啡》，兩個女人坐在一個咖啡店中。她們的臉部沒有表情，當一個女人把手伸向同伴的大腿處時，她的目光掃向一邊，好像在看是否有人注意她們。描繪女性同性戀是為了糾正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一種觀念一一女性被公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性需要。
比爾茲利在他的線描中運用了嘲弄的筆法來表現兩性特徵。在這個假裝正經的維多利亞時代，他提倡應給予性探索充分自由。他用這些荒誕和非自然化的風格，非理想化的裸體震驚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達官顯貴們。無論如何，他從未明確地描繪通姦或詆毀婦女。因此，我們應該把比爾茲利的藝術歸入情色這一範圍，而絕不是下流的色情描寫。
比爾茲利的藝術是維多利亞時代「世紀末」式批判風格的代表，雖然他是「頹廢派」的領導人之一，也是新藝術運動的革新家，他的藝術被維多利亞社會批判為最不正當和最怪異的藝術之一，比爾茲利高度符號化和情色化的表達方式，充分揭示廣維多利亞家長制社會結構中的偽善。維多利亞社會把比爾茲利的藝術貼上爭議的標籤，是因為他開始涉及社會問題，並且支持性的自由。可這些有關他的爭論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受壓抑的維多利亞人感受到比爾茲利最危險的武器是他深邃的洞察力，在比爾茲利的藝術中，他們能夠看到自己內心最深處的希望和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