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ny 2013-11-24 00:25
兩漢、南北朝時期休妻制
我們看歷史資料，獲知一些人休妻，其絕情無理之狀令人憤慨，其被遺棄的妻子的慘痛令人同情。讀者看到下述事實，想來一定會有同感。
陳平是西漢初年有名的歷史人物，少年時家裡很窮，和哥哥陳伯共有30畝田，陳伯從事農業生產，供養弟弟讀書。陳平長得高大肥胖，鄰里的人說陳伯家那樣窮，陳平怎麼吃得長得那麼好。陳伯的妻子對陳平不參加勞動本來就有氣，聽了鄰居的議論，就說，家裡不過吃的是粗糙的糧食，哪裡有精美的食物！有這麼一個不事生產的小叔子，還不如沒有哩！
陳伯認為他養活弟弟是盡做哥哥的責任，妻子不能和他一個心路，不利於兄弟關係的和好，就把妻子休棄了。陳平讀書，不僅不生產，連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氣是很容易理解的，陳伯應當同妻子商量，爭取她的同情，來供弟弟學習。陳伯不與妻子協商，竟然將她拋棄，做得太過分了(《漢書·陳平傳》)。
西漢王吉，字子陽，琅玡人，官至博士諫大夫。年輕時被舉孝廉，出任郎官，按理應當是很會處理家內人際關係的，否則難於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薦舉。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對妻子的態度。王吉為了求學來到長安，東家鄰居有棵大棗樹，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棗子熟了，王吉的妻子從樹上摘棗給丈夫吃。王吉開始不知是鄰居的東西，後來知道了，認為妻子手腳不乾淨，就把她休掉了。
東鄰看到這個家庭的破裂，心裡不安，認為這是那棵棗樹的罪過，要把它鋸掉。鄰居們覺得鋸掉樹太可惜，於是一致請求王吉把妻子迎回來，恢復婚姻，東鄰也就不用伐樹了。王吉聽從了眾位鄰居的勸告，與妻子重新結合，所以當時歌謠說：「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漢書·王吉傳》)王吉的妻子是愛護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鄰居的棗子給丈夫吃，王吉應當領這份情。當然妻子佔小便宜不對，需要教育，這並不是大不了的事，與夫妻關係並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題大作，認為這樣的妻子丟了他的人，非離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這麼一想，就不管妻子的處境了。鄰居們也認為王吉太絕情了，太矯情了，出來勸導。所幸王吉聽了眾人的話，以復婚挽回自己的過失。可見王吉的舉孝廉，可能是處理父子兄弟關係好，而夫妻關係他是不會處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宮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幾個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個女兒，八個兒子。李氏生兒子王鳳、王崇與女兒政君(漢元帝王皇后)，不滿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棄。李氏另與苟賓結婚，生子苟參。
政君進宮，成了元帝的皇后，後來成為皇太后，進用宗親，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從苟家迎回，恢復夫妻關係，並任用異父弟苟參為侍中、水衡都尉(《漢書·元帝王皇后傳》)。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維護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權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製造成的。由於女兒當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們重新結合，則是意外的事情。
西漢末年，鮑永的父親、司隸校尉鮑宣為王莽所殺，鮑永學習《尚書》，孝養後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後母面前罵狗，鮑永認為妻子不穩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禮節，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拋棄了(《後漢書·鮑永傳》)。狗在人前討厭，轟它出去，即使聲音高了一些，也是極其平常的事，鮑永竟然為此採取出妻的手段，實在令人驚異！兩漢之際，求仕而不得的馮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許丈夫娶妾，生有五個孩子，而不理家務。馮衍買了一個婢女，幹家務雜活。這個女奴「頭無釵澤，面無脂粉」，惟供做飯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對她百般虐待，這個女子不死，也是萬幸。當她病倒了，兒女們幹家務活，任氏也不照管。這是所謂「既無婦道，又無世儀」的女子。馮衍認為有這樣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後決心休掉她，給她的弟弟任武達寫信說：「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
... ...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遊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沒有盡到主婦的責任。馮衍說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無望歸咎於妻子，則是謬誤了。當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讓人小看了，輿論對他不利，不過這種影響是小的，馮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則不合實際了。馮衍與任氏離異後，又娶了妻子，後妻對前妻孩子態度惡劣，甚至要害死12歲的馮豹，相反馮豹對後母卻很好。馮衍大約鑒於後妻對孩子的無理，又將其休去。他給友人寫信說：「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後漢書·馮衍傳》)離異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傷心事。班超為鞏固、發展東漢在西域的勢力，建議聯合烏孫，進攻龜茲。漢章帝命李邑出使烏孫。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龜茲攻打疏勒，心中畏懼，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誣陷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班超聽到這個消息，想到曾參的事。曾參離家至費，魯國有同名人殺人，有人告訴曾母你兒子殺人了，曾母不信，繼續織布。又有一人說了同樣的話，曾母還是不信，照常織她的布。待到第三人來告訴時，曾母嚇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參是賢人，曾母是瞭解兒子的，但人們反覆說他的壞話，他母親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遠離朝廷，有朝中來的人說我壞話；我還沒有曾參的賢名，中央難道就不懷疑我？繼而又想，既然說我留在西域是為得家庭之樂，我要拋棄妻子，就安不上這個罪名了，於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於情勢，但最倒霉的還是他那個無辜的妻子，本來是恩愛夫婦，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後漢書·班超傳》)。
黃允是頗有才華的人，司徒袁隗要為侄女找配偶，見到黃允，說要有這麼個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黃允聽到這個話，要趕著去做宰相的東床佳婿，就想遺棄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黃允自私自利的為人作風，他有了這個主意不會改變，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個請求：我要走了，想同親友會一會，以表表離別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在宴飲中，夏侯氏突然抓著黃允的袖子不放，數說他15件見不得人的事，然後離開了黃家。從此黃允聲名狼藉，沒能成為袁家的女婿，官場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著稱的郭太說黃允：「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漢書·黃允傳》)黃允是無情無義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絕情的事後毅然離開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應順的妻子是再嫁之婦。其前夫是鄧元義，且有子鄧朗。本來夫妻關係尚好，但婆婆厭惡她，把她關閉在空房中，不按時給以飲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書僕射鄧伯考發現了這個情況，但改變不了婆婆對兒媳的看法，為可憐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後來她跟應順結了婚。鄧元義也說她沒有過失，只是他的母親對她太不好了。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鄧朗，給他寫信，得不到回答，給他衣裳也被燒掉了。她到親戚家設法把兒子找來，鄧朗見母親，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說：「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但兒子還不諒解她(《後漢書·應奉傳》)。應順對妻子與前夫兒子的往來不干涉，是通情達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運的；但她兒子很不懂事，採取了錯誤態度，很傷母親的心。
許敬與應順是同鄉好友，家貧，有妻，沒有生子，雙親年事已高，以為無子是妻子的毛病，在應順幫助下休妻另娶(《東觀漢記·應順傳》)。應順不嫌「棄婦」固好，但讓人休妻就不對了。
廣漢人姜詩，妻龐氏。姜詩對母親特別孝順，龐氏侍候婆母尤其盡心。母親喜歡喝江裡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龐氏經常去江裡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風，龐氏不能及時趕回，而婆婆又渴了急著要喝水，姜詩因此責備龐氏，休出家門。龐氏到姜詩鄰居家借住，日夜紡織，除供自身食用外，買了好吃的，請鄰居大娘送給姜詩母親吃，並且不讓說明是她贈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鄰居為什麼總給吃的，加以詢問，明白了原委，備受感動，內心也覺有愧，就把龐氏召回家中，使分離的夫婦重歸於好(《後漢書·列女傳》)。龐氏遇風而誤燒水，並非過失，因為這樣細小的事情，姜詩竟然絕情，難怪連他母親後來也感內疚。
楊宇翔繪姜詩休妻圖魏高貴鄉公曹髦當政時，揚州都督毌丘儉起兵反對執政的司馬氏，旋即失敗。劉仲武是毌丘儉的女婿，毌丘氏生子劉正舒、正則。毌丘儉起兵，劉仲武怕受牽連，休棄妻子，令毌丘氏別宅居住，同時娶妻王氏，生子劉陶。後來毌丘氏亡故，劉正舒要求將他母親與劉仲武合葬，劉陶不同意，劉正舒達不到目的不脫孝服，鬧了幾十年，直到他死，這問題也沒有解決(《晉書·禮志》)。這是政治鬥爭帶來的夫妻離散的悲劇。
南朝孫謙，青年時「躬耕以養弟妹」，後來歷事宋齊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個叔伯哥哥孫靈慶，因病寄住孫謙家中。孫謙外任歸來，問靈慶生活情形，靈慶就說飲食忽冷忽熱，茶水亦不周全。孫謙認為這是妻子照顧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門(《梁書·孫謙傳》)。孫謙妻縱有對孫靈慶照顧不周的事，也不是應被休棄的大事呀！男子棄婦，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認為妻子犯了「七出」之條。這七出是：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許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鮑永妻、姜詩妻龐氏、孫謙妻、鄧元義妻之見棄，即為她們不孝敬公婆和尊親；陳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為由；王吉去妻，因其竊盜；王禁休李氏、馮衍休任氏，皆因她們妒忌。這些婦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馮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當的地方，其他人或是無可指責的，或雖有不如人意處，但絕不是大過失。她們雖應了「七出」之條，卻是真正無辜的。由此可見，「七出」之條在兩漢至南北朝的實踐是無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倫理道德和手段，是壓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質是這樣的，但同時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婦離異，倒也有順乎人情的一面，如馮衍所說：「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後漢書·馮衍傳》)允許離婚，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但是應當充分注意到離異權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這種權力，而女子只有聽從離異的義務，夫家要棄絕，她再要求也沒有用，所以「七出」對於女子總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還有班超、劉仲武式的，為政治緣由而休妻。休妻者雖有感情上的不忍，但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還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還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於黃允式的出妻，為圖進身，趨炎附勢，亡情絕義，此乃勢利小人所為，為人所不齒。不過應當看到，黃允式的人物，歷史上不絕如縷，不是個別現象。清朝乾隆時有一個姓朱的候補縣丞，聽說按察使有個外甥女要嫁人，就騙妻子，說岳母病了，令其回鄉省視，又給了護送的僕人600兩銀子，暗示把老婆也給他。僕人把他妻子帶走了，他就托人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為妻，又別事鑽營，終於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雜識》)。
在古代社會，伴隨著大量的棄妻現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發生，但絕沒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為主，妻為從，這是夫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它還反映出社會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總之，「七出」之條及其實踐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現，是對女子的一種壓迫，而不是解除婚姻關係的合理途徑。
休妻雖是夫妻關係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父子關係的反映。「七出」的頭一條是「無子」，意味著斷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絕後對不起父親，也得罪於祖先，為避免斷根，就要與不生育的妻子分離；第二條「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統，無異於是以外姓為後，也是對父祖有罪；第三條「不事舅姑」，是父母與兒媳直接衝突。這些內容，使我們知道家庭中的父子關係重於夫妻關係，為協調父子關係，就必須要調整夫妻關係來與它相適應，父子關係決定夫妻關係，包括這種關係的解除。父子關係以孝道為準則，夫妻關係應當以情愛為基礎，為了實現孝道而放棄愛情，這就是古人的孝大於情。
不管什麼原因，「七出」是婦女的災難。保護婦女正當的婚姻權利，保護女子的正常的婚後生活，這是由來已久的問題，是有歷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還沒有達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這個問題就不可能不存在。雖則隨著時代的變化，婦女解放事業的前進，它的嚴重性會削弱，但總是不可忽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