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s 2013-7-17 00:33
我國風水發展史
對於一個強烈自卑感的民族～大韓民族；竊取中國風水文化的笑話。以及大陸學者，甚至是政府，竟然無法提出反駁的證據而感到悲哀；以致於六愚不得不先從所寫的書中摘取出一些文章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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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我國風水學的發展過程：[/b]
風水、風水，提到風水二字，有人直接聯想到迷信，避之唯恐不及，有而則是破口大罵，大歎是中國人的不幸產物；也有人心中存在著許多的問號，風水如果沒有內涵的話，為何風水會一直存在著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中，而沒有被淘汰；當然，也有人不論其理由為何，對於風水學問深信不疑，反正是人信之，予信之即是；然而，在每個中國人的心目之中，風水這兩個字，似乎各有一把尺在各自琢磨著。
風水學在國人的心目之中，不僅是迷信的代名詞，也是神祕的名詞，自古以來，有關風水的故事，及其神話般的應證，似乎在國人的心目之中感到不可思儀，對於風水竟然會有如此強大的神祕力量，而大感疑惑不解。對於風水的探討，似乎僅在是否為迷信的圈圈打轉；可是至今卻尚未有一定論之，豈不可悲？
然而，風水真的有那麼神秘嗎？有那麼難理解嗎？有那麼有效力嗎？．．．
六愚認為，欲探討風水的學問，必須先知道風水的由來；欲探討風水的由來，必須了解風水所代表的內涵；要知道風水所代表的內涵，就必須對風水下個正確而客觀的定義。然而，風水一詞的定義應該是如何呢？
有一些風水基本觀念的人都知道，「風水」名詞首見於《葬經》一書：「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之不散，行之使之有止，故謂之風水。」；然而自古以來，風水的發展過程中，卻有其他各種的名稱，如地理、陰陽、卜宅、相宅、相土、圖宅、形法、青囊、青烏、青鳥、堪輿等，均泛指風水的學問。而時至今日，風水的名稱已經廣泛流於民間，堪輿的稱謂似乎在學術界較被認同。而無論風水的名稱如何，以六愚之觀點來說，「風水」若不在其名詞之內打轉，而就其所包含實際的內涵與意義來說，應是定義為：「舉凡人類為其居住環境所為的一切行為皆可謂之；包括對於居住環境的評估、研判、分析、計算、規劃、選擇以及處理的一種學問。」。
既然風水是概括了人類與其所在居住環境的各種學問；故而，自有人類以來，必須與風水所代表的各種內涵，發生一定的相對程度的關係；因此，對於我國之「風水」之發展過程中，六愚認為應該將其分為下列幾個階段說明之：
一、原始人類求生存權時期之風水
二、氏族部落聚合時期之風水
三、農業社會神權時期之風水
四、陰陽五行盛行時期之風水
五、五味雜陳時期之風水
六、現代人類應有之風水觀
[b]一、 原始人類求生存時期之風水：[/b]
如果說風水是人類為其居住環境所為之一切行為而言，那麼，在我國舊時器時代的藍田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頂洞人這段漫長的歲月裡，就已經具備了「風水」的基本概念了。
《易．繫辭》載：「上古穴居而野處」。在咱們所居住的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因為人類本身並無攻擊或是防禦性的器官，必須利用本身以外之他物抵禦外侵，也為了考慮到如野獸及自然界的侵擊而必須群居，而在居住方面則必須利用天然的地形地物，或是利用各種的工事，抗禦外來的侵襲；這是原始人類為了生存權而所必要的選擇；當然，這也應該說是風水學的基本萌芽觀念。
當然，除考慮各種之安全條件以外，人類也必須顧及其基本生活上的種種需要；例如，水是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因此原始居民選擇其居住環境附近有常年不斷的水流、湖泊或泉水，以保證他們的生存需要。例如藍田猿人瀕臨灞河，北京猿人及山頂洞人瀕臨壩兒河及永定河等；這種擇居不能離開水源之處太遠；在風水學上就是所謂「近水而居」，甚至可以說是具備了，所謂風水學中五大要素，「龍、砂、水、穴、向」中，「水」的形成雛型或是基本概念。
同時為了要避開河水氾濫或倒灌入洞，以至於淹沒所居住之地，要防止水患之憂，故而不能棲息於低窪之地，必然擇居於一定的高度上，以避開這些風險；例如藍田猿人的棲息地之前緣就高出河床約100米，而北京猿人則有70米，其他所知之原始人類，其擇居之地點皆是離水源不遠的台地之上；一如《墨子．辭過》所云：「古之民，未知為富室時，就陵阜而居，允而處。」。這也是《管氏地理指蒙》所云：「欲其高而不危」的風水概念。
另外，為了採光以及生活上進出的方便，天然洞穴不能太深；所選的山洞周圍之附近，亦必須有植物茂盛，有較豐富的果實、枝葉供當時的人們採集食用，當然，附近有許多動物可供狩獵的話，就更加符合條件了；除此之外，原始人類還要會考慮到天氣的寒暑變化、陽光的照射、氣候的變遷、地理位置的適宜、通風、採光．．．等等。這種需要運用智慧所做的觀察與評估，所得出的結果就是風水學上所謂「枕山襟水、負陰抱陽」的本能概念。
《孟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是說在地勢低窪的地段作巢居，地勢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又《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眾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當代的一般學者本來認為我國先民穴居的主要分佈，是在我國黃河中、上游的黃土高原地區。然而，隨著當代考古學家的研究，及陸陸續續出土文物的發掘，在我國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地區和東北有黃土地帶的地區，都發現了原始人類穴居的遺跡；這無疑是表明了穴居的方式，是當時人類在全國範圍內的居住方式之一，不僅限於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而已。正所謂古人云：「夏則居橧巢，冬則居營窟」。例如在我國北京周口店所發現的北京猿人居住地之穴居洞遺址，皆離低漥地有相當的高度，以及符合各種以上所言基本生活要件；而在出土的文物證據上，也出現了一些蚌殼，故而顯示當時的猿人離水源必然不遠；這已為考古學所證明瞭的，除北京猿人外，更早的藍田猿人，或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廣東馬壩人等均是依洞而棲，其居住的地理條件亦是有相當類似之處，除居於丘陵、近水源外，亦皆有發現其出土的文物中有類似貝殼之裝飾品。而屬於新石器時代浙江省河姆渡遺址的出土，被發現有圓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之欄杆式建築，考古學者指出，這些杆欄式建築是由巢居發展而成，《舊唐書．南蠻傳》曰：「山有毒草，虱腹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為杆欄。」這種杆欄式建築被發現有避瘴氣、毒蟲、防潮作用，也表示了原始人類亦有其基本的健康概念了。考古學家咸認為“巢居”和“穴居”這兩種居住環境就是我國除了洞居以外最原始的居住形式。
而無論原始人類的擇居是巢或是穴，這些擇居條件及其他考慮的因素綜合的結果，大抵說來，已經符合了《陽宅十書》所云：「人之居處，宜以大地山河為主。」，並已具備了《宅經》所主張之「以形勢為身體，以泉水為血脈。」的基本要求；而這基本概念也可以說就是「風水」的原始觀念之一；這種風水觀念就是中國風水學的萌芽；而原是人類依照其本能所為的安全與舒適選擇洞穴的方法，就是已經具備了風水學上五大要素中，所謂「點穴」的基本觀念；六愚也相信這種點穴的基本觀念，就是這五大要素中「龍、砂、穴、水、向」中之＂穴＂的由來；然而，以上種種本能需要的觀念卻是原始人類為了求生存所為的基本風水觀念而已。
[b]二、氏族部落聚合時期之風水：[/b]
原始人類在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有證據顯示，人類不再單純依賴自然的工事而已，甚至是開始想辦法改造自然。以山頂洞人為例，當時的山頂洞人，就已經知道利用集體力量圍捕大型的動物，故而無形之中已經漸漸地產生了部落氏族的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山頂洞人似乎已經產生了原始的宗教意識，他們對死去的氏族部落的家族成員，不是隨地拋棄其遺體，而是將其遺體有某種意義上的埋葬方式；盡管埋葬的方法還相當原始，但是山頂洞人已經知道將活人居室與埋葬死人的房室隔離，上室作為生活起居之用，下室用作埋葬死者之用；而這種隔離生人與死人的作法，可以說就是現代風水學上之「陽宅」與「陰宅」之區分；而給死者伴葬的各種裝飾品，及在死者身上及周圍撒上赤鐵礦粉末，應該是顯示出一種對於死人追悼的原始宗教儀式的思想。
據考古學家的考證，在新石器時代的初期，人類已經開始從居住的山嶺高地而走向平陽地區，選擇了天然條件比較優越的河旁台地居住；當時人類的這種遷移的因素，應該是人類已經可以自己靠雙手改變天然的居所，以及進入了氏族部落社會後，逐漸增加的人口壓力。例如位於河南新鄭市的唐戶遺址中，發掘出土了距今9000至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人類聚居群，首度出現了一大一小兩個相連的“雙間式”房址；廣西平樂文化簡易修築之房屋及工棚，尤其是可以作為仰韶文化的代表的陜西省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遺址，以及甘肅臨淆黃河支流邊之馬家窯文化。半坡文化以房屋建築為主，半坡人已經把他們的建築分為房屋、墓、坑和窯場，他們用木棍和草泥建成的房屋雖然簡陋，有半地穴式的房屋、窖穴、圈欄及起防護和泄洪作用的大圍溝等工事，明顯地已經擺脫了漂泊無定、穴居洞藏的處境。尤其是令人驚訝的是，房屋的室內已經有了內外之分以及已經知道如何依據方位來決定入口、睡房及坑口的位置，隱隱符合了風水上「擇向」及「動向及氣流的相對關係」的原則；如老子《道德經》所說：「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觀念。而在馬家窯文化的房屋遺址平面呈方形，圓形和分間三大類的形狀，人類也已經懂得利用不同的作用或是依據個人的喜好而設計出不同形狀的房屋，也可以說，當時人類已經在風水的建築上，增添了屬於藝術及心理感官上的概念，在風水學中，是屬於營造居住環境景觀及融合人類求新求變的基本風水思想。
無論是唐戶遺址、平樂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或是龍山文化的原始建設當初的構思為何，皆離不開氏族部落的集體建設方式，也都可以證明人類已經走出以「巢」與「穴」的原始居住場所，而是已經能利用天然周圍之環境與地勢，從事風水學問上之選址、規劃、設計以及營造的人類原始的城鎮或是部落社會的活動地區。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史前文化中，還被發現當時人類的建築思維，也已經懂得利用自然地勢，而建造出繞房的排水系統。如果再用風水學的角度來說，仔細地觀察這些文化時期的原始人類，其規劃、選址及營造的地點，似乎已經有了《風水辨》中所說：「所謂風者，取山勢之藏納，土色之堅厚不衝冒四面之風，與無所謂地風者，也所謂水者取其地勢之高燥，無使水近夫親膚而已若水勢曲屈而環向之。」以及《尉繚子》所云：「量土地肥饒而立邑建城。」之風水學中的擇地概念。
說到此一時期的風水概念，就必須提到在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喪葬遺址；尤其是在出土的45號墓穴中有一男性骨架，仰臥而頭南足北。其右由蚌殼擺塑一龍，頭北面東，其左由蚌殼擺塑一虎，頭北面西。此圖案與古天文學四象中東宮蒼龍、西宮白虎相符。在此墓東、西、北三小龕內各葬一少年，像殉葬者。距45號墓南20米外第二組地穴中，有用蚌殼砌成龍、虎、鹿和蜘蛛圖案，龍虎呈首尾南北相反的蟬聯體，鹿則臥于虎背上，蜘蛛位於虎頭部，在鹿與蜘蛛之間有一精製石斧。再南25米處第三組是一條灰坑，呈東北至西南方向，內有人騎龍、人騎虎圖案（如附圖）。從這古代人類的葬墓中，這些令人驚訝的各種陪葬擺飾、圖案及其所處的位置上，在風水學的角度看來，距今有近七千年之久的當時的人類，就已經有了「取象於天」的四神獸四方位的天文知識，甚至已經從這葬墓中，看出我國先民希望融入天地之間的風水哲學思想；這個發現，對於中華民族的後人們，在風水學中參雜入我國歷代以來哲學的思想有著最直接的証明。更令人驚訝的是，西水坡出土的墓葬蚌塑龍虎圖案，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星象圖，對於我國先人天文星象科學發達的程度，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當然，如此完整而慎重的葬墓，在當時的人類而言，必然是身份不凡，是而當今的專家學者們對於墓主人的身分也甚是好奇，有人認為該墓主人是一位部落族長，有人認為墓主就是古代“五帝”之一的帝顓頊，也有人認為墓主人應該是當今五術界，包括風水師的祖師爺～巫師～。
新石器時代的氏族部落社會，可以說是母系社會，女權在男權之上；而進入仰韶、龍山文化時，氏族部落社會有了重大的變化，私有財產制產生，貧與富之間的分化加劇；在此一時期，祭祀儀式的宗教禮儀和占卜風氣的盛行，母權制的社會，漸漸地被父權制取代，而正式進入以男人為主的父係社會。另外，龍山文化時期也是由狩獵社會，漸漸的走入農業社會的一個指標性的時期，幾乎可以確定地說，龍山文化時期是原始社會的尾聲。
人類在進入農業社會的一個重大轉折中，基於農事上的需要，人們必須依照氣候及季節的變化來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此時的人類就必須有基本的曆法計算方式，甚至是天文星象的知識；而這些基本的天文與曆法的知識，也是風水學上必須經常運用到的基本知識之一；在此一時期的氏族部落社會之中，除了一位領導整個部落社會的部落長以外；通常還必須具備一位整個氏族部落中，具有聰明、有能力的特質，以及能與上天傳達與溝通的靈能者～巫師～。
無論是古今中外的巫師，通常幾乎都是需要負責提供部落中，諸如農業生產、天文、地理、數理、醫療、建築、占卜、祭祀、禮儀．．．等各種知識、學問的處理及建議，以提供給部落長或是當時的領導者參考；以中華民族而言，當時的巫師也是當今五術學界，當然，也是風水師的始祖，應是無可異議。
無論如何，在氏族部落社會的此一時期，從風水學的角度而言，已經具備了一些風水學的基本學問。例如：
１、運用天文學知識擇向定方位：（略）
２、負陰抱陽、金帶環繞的地理擇地觀念：（略）
３、屬於精神層面的建築設計觀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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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農業社會敬天時期的風水：[/b]
新石器時代的社會，學者們已經從各種的出土文物或是建築物之中，研判出在當時已經有了類似宗教性質的活動；而到了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經開始出現人們用獸類肩胛骨進行占卜的活動，尤其到了龍山文化時期逐漸地被人們推廣，及至殷商時代更為盛行，無論事之大小，幾達所謂每事必卜問之程度。
也由於文字符號的出現，從出土的甲骨文中，我們依稀可以大略的看出當時屬於類似風水活動的一些蛛絲馬跡。
新石器時代末期黃帝統一各部落以至於夏朝的這段時期，部落城鎮的選址，似乎因為農業生產的需要，漸漸的移向平陽地區；據說夏禹在治水的時期，首先考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地貌。確定了大地的東西南北，並且掌握了計算、測量和繪製簡單地圖的能力。並將土地分為九州，運用區域規劃與土地使用已形成一套體系。並以天子之都，也就是“中國”為中心，進而推行教化。《史記》記載：「鯀作九仞之城，以障水。」；《博物志》裏，也有記載著「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墨子．明鬼篇》曰：「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由此可見，任何朝代在建都之始，便選擇都城正中的位置興建宗廟，可見宗廟在古代統治者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夏朝時期的建築與風水的概念，就必須以1959年被發掘出土，河南著名的二里頭遺址研究起；此時的先民們已經利用人力的建築物，並以講求所謂「負陰抱陽」及南北向的子午風水觀念。而二里頭遺址宮城，已經被專家學者認定是迄今我國最早的宮城遺跡之一，其佈局是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至東南向分佈，具備了金帶環繞的風水觀；略高的東南方，則是宮殿基址、工作坊及幕葬區；人們生活的主要地區則在地勢略低的西半部；而整個宮城的規劃，除了中心區意見交錯的道路網以外，已經多具有中軸線的風水建築規劃，建築群院落的佈局是採取風水學中，坐北朝南的建築方向，從整個整個佈局規劃中，可以看出已經具備了風水學上所應有的城鎮及村落選址的條件，並與居住附近環境生態的相對關係相融合的基本環境科學概念；而在另一方的墓葬區出土文物中，顯示出各種埋葬方式的差別；除了說明了當時社會的階級觀念分野十分明顯外，也說明了在陪葬風俗中，已經融入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思想。參予研究的專家學者們咸認為是二里頭遺址宮城屬於夏文化的王都遺址，在三千五百年以前的世界而言，可能是當時最大的城市；而二里頭宮城的遺址，也是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一脈相承的都邑模型，其佈局的風水建築觀念，更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殷商時期以來，以風水學上來說的重大改變，應該可以說是從人類因為基於生存、生活上的直接而本能的需求，進入了以原始基礎科學的基本風水觀為底，再參雜著帶有富有宗教色彩的風水時代。這個時代已經具備了粗淺的文字符號，對於敬天神或是其他的宗教儀式，皆有一定的規矩及方式；在基本的科學勘查中，例如出現原始的測量學「土圭法」觀察日影及方位外，而勘查地形、地勢及地質的地理學，如「土會法」、「土宜法」是選址造鎮及住宅基地的必須有的程序外，還是需要透過屬於一種類似宗教一定規矩的儀式，求神問天之後方可定案；而當時這種嚴肅的敬天儀式，最常見、最被使用的方式就是「卜筮」儀式。
《史記．日者列傳第六十七》寫出當時社會對於卜筮儀式結果的尊重：「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由此可見在此時期的社會風氣，的確是充滿了卜筮儀式的現象，當時的人們對於天神敬仰之心，幾乎是以卜筮之作法決定是否，尤其是凡重大之事件，諸如戰事、農事、建城、立都、封禪．．．等，國家大事必有「受命於天」的大原則，方能的民心，方為吉利，甚至可以說方為合「法」。在屬於該時期出土文物的證據顯示出，尤其是殷人幾乎打大小小的事，都要占卜問吉凶。而殷商時期出土的甲骨文占卜的內容，多以當時的帝王之統治行為為中心，就其關心的國家人民或是朝中的問題，譬如對祖先們、對上天及神鬼的祭祀與求告，對風、雨、水及天象、農事的關注，透過當時所謂「貞人」的禮官，向上天、鬼神、先公先王等問卜，以便預示所問事情結果的吉凶狀況。整個卜筮的過程，以當時的卜筮所用的材料來說，多是龜腹甲(及少量背甲)或是牛胛骨，在使用前必須經過一定程序的整理，並在龜腹甲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鑽、鑿的手續。占卜時，先於甲骨背面鑽鑿處用火燒炙，俟正面即現 "卜"字形裂紋，再以此裂紋的形狀定吉凶。並在占卜後，將所卜的事項記刻於甲骨之上。
在殷商時期的殷墟卜辭中，多有卜宅作邑的記錄，以與風水學建築有關的卜辭為例如下：
乙卯卜，爭貞：王乍(作)邑，帝若(諾)?我從，茲唐。《乙>>570)
庚午卜，丙貞：王勿乍(作)邑才(在)茲，帝若(諾)?
庚午卜，丙貞：王乍(作)邑，帝若(諾)?
貞：王乍(作)邑，帝若(諾)?八月。
貞：王勿乍(作)邑，帝若(諾)?(《丙》86)
己亥卜，丙貞：王有石才(在)鹿北東，乍(作)邑於之(茲)? 乍邑於鹿? (《乙>3212)
。文中“爭”、“丙”應是占卜者的名；“貞”的意思應是問、禮官或是巫師；“若”為順，就是諾的意思，表示允許。
以上卜辭，均為殷王要修建城邑，卜問於上天以定可否或吉凶之辭。“我從，茲唐”的意思，是順從上天之意願在唐這個地方修建城邑。而修建城邑乃國家大事，故必須反復的卜問方能擇地動工。這便是通過卜筮法決定營邑的地點是否合適“卜居”或“卜地”的儀式。
而《商書．盤庚下》：「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肆上帝將複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於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吊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其中之大意就是「上天將授命我們在此建新邑，永遠昌盛。」而且是「不可以違卜」。
另外一個屬於風水學方式的勘查、規劃與選址的證據是《詩經》《大雅．公劉》篇的記載。公劉是周人的祖先，《史記．周本紀》載：「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當時的公劉為了要避開外族的干擾而必須遷徙；而有邰遷豳的擇居過程。《毛詩大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所以公劉一族的遷徙原因，就是除了「其在西戎，不敢甯居」要考慮避開外族干擾的因素外，當然，還必須考慮有一個能夠適合族人生存，而且能夠平順、長久發展的環境。這種地理的條件，如同原始社會人們的擇居方式大同小異，都是選擇在倚山面水、背風向陽的地方居住，既要考慮避風、向陽、安全、水源．．．等的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同時更要考慮到未來整個族群的發展、社會環境的變遷、經濟條件的發展和人口未來的擴張．．．等各種主客觀的條件及因素。
從整個風水學勘查的角度來說，例如：「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歎。篤公劉，陟則在巘。復降在原，」，就是描述公劉慎重相土的過程。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是說公劉視察平原大地，還登上南面岡陵觀察，再精心察看百泉彙集的地方。
「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則是描述公劉既測日影，又登山岡，既要考慮南北陰陽，又要考慮附近有没有水泉溪流，以得其飲水及農業所需要的灌溉之利。
「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就是觀測地勢高低向背，氣候的變化，陽光的照射的條件等。這些整個勘查的過程，幾乎可以說就是關於「土宜法」勘查地理最早的一些記載。
另外，《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一篇的記載中說：「文王有聲，遹駿有聲。．．．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王公伊濯，維豐之垣。．．．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整篇的紀錄裡，就是描述周文王遷都於豐，周武王遷都鎬京的整個過程。接著，後來從鎬京欲遷往洛邑時，周公在營建洛邑時，也有進行擇地、選址、相宅，接著再求卜問天過程的描述。《尚書．洛誥》：「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湟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湟東，亦惟洛食。」。而在周朝時期，當時取代古代巫師工作進行整個擇地、選址勘查，甚至是卜筮的工作者，是屬於位列三公之一的太保職責。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重視風水勘察及卜筮的程度。
《尚書．召誥》裡所記載周成王選址過程的記載則更為詳盡；大致的意思就是周成王於二月二十一日（乙未），自鎬京來到豐後，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今洛陽）勘察了那裏的整個環境，至下個月初三丙午新月初現，又過了三天到戊申日，太保召公於這天清晨來到了洛，首先占卜築城的位置，結果一卜得吉，於是立即開始了測量營建洛邑的工作。在完成選址的工作以後，接著就是需要一定的程序告知上天，成王並得到天意的允許後，得以經營洛邑，全文如下：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且出。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據《逸周書．作雒解》對於成周城的記載中提到：「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外城郭)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於郟山(北邙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大都會)．．．．」；可見該城市的整體建築方位，依然採取風水學上的背山面水，負陰抱陽的基本原則。
從上述種種的證據顯示，在黄帝軒轅氏的部落時期，以至於夏、商、周三代以來的風水發展過程中，除了已具備的倚山面水、背風向陽等，考慮了避風、向陽、安全、水源．．．等，人類追求適合居住的基本條件；似乎正如風水著作《靈城精義》：「萬物負陰而抱陽，故凡背後不可無屏障以蔽之。」所說之風水學上負陰抱陽的陰陽觀念；並且也顯示出當時的風水思維，也有諸如金帶環繞之觀水概念；當然也有諸多的證據中，點出了具備風水中所謂擇向、點穴，甚至於如同「攻位于汭」避開反弓水的選址思想等的基本風水要件外；在客觀的形式上，又要考慮整個城鎮村類未來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和人口的擴張．．．等，種種地科學城鎮選址方面的因素；是而所顯示出來的勘察手法上，還是離不開用比較科學的方式作為；例如屬於天文科學的方位概念，及「土圭法」、「土會法」、「土宜法」的地理科學測量方法之運用等。至於在當時類精神的層面上，則已參雜著類似宗教式的神鬼信仰的思想成分。
所以，在上述幾個周朝遷京故事的敘述中，咱們已知，最後的決定權不是當權者，而是最後還必須透過用卜筮方式與天溝通，並得到上天的允許，或是正式授權後，方能有下一不的動作，而且是不能被違背的。
或許，這些卜筮結果的決定，是當時的統治者假借上天的旨意而達到其統治的目的。但是，這也說明了當時的人們已經有了不可逆天而行或是剛剛發芽的「天人合一」的哲學觀，而這種哲學觀念，無形之中，已經漸漸地被滲入在風水學的思維裏。
不過，嚴格說來，此一時期的風水思維，應該說僅是當時的人們依據其社會風氣及其生活上之所需，而衍生出屬於風水觀的基本知識而已。但也無可否認的是，這時期的一切屬於風水學上的作為，的確是一種人類基於當時生活環境需求所發展出的具有基本科學價值的風水學問，或許存在著一些社會風氣所造成的風俗習慣無法避免，但是，還看不出有任何迷信的風水成分，不過，因為宗教式的儀式，及宗教式的神鬼思想，或許也可以說，風水有哲學的思想，及有迷信的色彩，似乎也在此一時期開始漸漸地萌芽。
[b]四、陰陽五行時期的風水：[/b]
春秋戰國時期，因為戰亂的原因，社會結構的改變，諸子百家各種哲學思想學說的崛起，更而可以說是百家爭鳴，思想自由開放的時代，確實是我國在文化思想史中，創造出最光輝燦爛的時期。而各國諸侯因為尋求勢力的擴張，加上人口大幅成長的因素，故而興建了大量城鎮和宮室。當時，也是因為戰事征伐的原因，故而整個社會的風水建築觀念，幾乎都是如《左傳》所云：「凡欲安君治民，興霸稱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的想法。以當時的宮室建築而言，據當今的專家學者的研究調查後發現，幾乎都是屬於台榭式的建築，這種建築物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滿足統治者自己的侈慾和防衛外來武力為其基本的要求。
再而根據《呂氏春秋．審分覽》所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以及我國自夏禹以來的「擇中」思想。還有《荀子．大略》中所言：「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而自然科學中的古代天文學、地理學等知識，在當時確實已經有了一定的水平，故而在風水建築的運用上已經是屬於必然被運用的條件了。當時以擇地、選址、造鎮最著名的故事，當屬於伍子胥「相土嚐水，象天法地」所建造闔閭大城。《史記．世家》：「．．．至二十一代孫光， 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可見當時欲建造的宮室建築，雖然以安全防禦為最高考量的建築觀念外，亦離不開風水學應有的幾個基本原則。而其建築學的概念，也有考慮及整體環境經營的思想在其中。
在《周禮》書中，關於野、都、鄙、鄉、閭、裏、邑、丘、甸等的各種地理環境的規劃制度，雖然日後未必全都一一成為事實，但至少說明當時已有了完整的系統，對於整個大區域環境的各種條件規劃的構思。《管子．乘馬》主張：「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說明了任何國家的立都，都不離應該有的基本地理條件，當然，也間接地說明了當時城鎮的選址，也必須慎重考慮各種應有的週遭環境因素。而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工程技術專著《考工記》的論述中，的確是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許多建築技術、制度、觀點以及各種建築物的標準尺度。從至今還可以在古蹟的地面上看到屬於該年代的城牆遺跡，就可以直接地反映出當時城市選址的基本想法及建築技術發達的狀況。而在許多遺跡中城市的城內裡，所留下巨大的夯土台，實實在在地證明了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時代，各類的建築工事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更而具有其時代的意義，對於風水的角度而言，除了繼承上古以來的基本科學風水外，更奠定了日後我國在風水部落、村鎮規劃及選址的一個里程碑。咱們可以從陜西咸陽的遺跡中證明，被發覺秦代宮殿夯土裡，依然可以看出秦人之所以選咸陽為其首都，完全是以一個宏觀的大環境空間的設計概念，是一種以自然為主體為依託，再以符合人性所為的環境空間而加以規劃及建造的；當然，從各種角度來看，也離不開屬於風水學上順應自然的基本科學設計觀念。
嚴格來說，秦漢以前的風水學，除了有卜筮的儀式外，幾乎都以風水科學的態度進行城鎮、村落或是宮室住宅的勘察；除了以一種順應自然的科學概念為規劃設計的風水觀外；六愚認為，真正讓風水學問漸漸走向神秘的轉折點應該是在當時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因素下，因為諸子百家思想相互爭鳴結果各家哲學的影響；除了儒、道的哲學觀外，影響最劇的是陰陽、五行思想的出現，再融入上古以來，已經形成氣候的易經八卦思想，使得秦漢以後的風水學問滲入了大量我國哲學思想的元素。再加上漢代以來讖緯迷信風氣的盛行，以及東漢道教的崛起、佛教的西來等．．；各種不同元素的陸續加入，使得風水學漸漸地形成一種似乎具有宗教信仰，又似乎是具有人文多元化色彩的思維，既有人性化的心理觀念，又具有幾種科學的成分，卻又含有一定程度的迷信且又神祕的學問都參雜在一起了；在這種狀況之下，風水學已經非原來上古以來純淨的風水學了，因此，也註定了風水學日後最被後人爭議的一種學問。
而在這時期影響後來風水學的幾個重要因素，應該有以下之幾種原因：
１、諸子百家各種哲學思想的元素融入於風水學～（略）
２、陰陽五行、奉天承運概念深入民心～（略）
３、六壬術與擇日風氣的興起～（略）
４、各地方民間的風俗觀念加諸在風水學中～（略）
５、「墓上起墳」替代了「不樹不封」的喪葬觀念。（略）
６、山川龍脈思想以及所謂王氣觀念的萌芽～（略）
７、圖讖風氣、道教崛起之愚民作風滲入風水學中。（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