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an 2013-3-8 00:22
1930年代蒙古國"大清洗"： 中國僑民未留下一個活口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響大清洗第一役，當晚蒙古人民革命黨高層65名幹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呼拉爾（相當於議會）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部將領...內務部在蘇聯專家教導下，對這65人實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扒光衣服、嚴禁睡覺、不准吃飯、直到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根據蘇聯歷次清洗經驗、這些人最後都毫無例外地「承認」了自己參與反革命集團、並供出更多「同夥」名單。
大清洗第一場勝仗抓出了「根登 — — 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又根據他們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軍隊的規模本來就小，軍隊旅以上有187名將領被捕；51個中央委員會成員有36個被槍決。有1000多名軍人為了避免被殺，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幾個人得到赦免，以後絕大部分仍被槍斃。
門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識份子、他為了保命、把所有認識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謀」、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較好的關照、但1941年大清洗過後他仍被送到莫斯科處死。工業聯合會的主席普熱夫，一個擁有一顆「紅心」的幹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對著行刑隊大喊：”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熱夫又供出了無數的”同謀”，類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數不勝數。在酷刑和死亡威脅下，極少有人不”認罪”不”咬人”。
蒙古軍中威望僅次於蘇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蘇聯途中離奇死亡，不僅他的父親和兄弟遭處決，連懷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殺死。針對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時展開，規模更為龐大和血腥，手段更為粗暴野蠻。內務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團」的邏輯是，如果你是學生，那麼你的老師肯定就是同謀，若你是老師，你的學生亦同謀，宗教界師生關係盤根錯節，所有僧侶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來指導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向史達林報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26座，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大清洗期間兩個特殊機構淩駕於一切黨紀國法和黨政軍機構之上，一個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個是特別委員會，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兩個委員會卷宗顯示，共判處29198人為反革命罪，其中僅非常委員會查辦的25785個政治案件，已作出判決的卷宗顯示，20099人被處決，5739人投入監獄。
宗教界的清洗，按標準定額，每個肅反人員一天辦10個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個叫班紮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摧毀一個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天辦案60個，成為「先進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一周辦幾百個案子，獲得北極星勳章（蒙古給軍功卓著者的獎勵）。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1962年回憶，由於逮捕的僧侶太多，導致監獄擁擠不堪，每週會有一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一車車拉出去。
十月革命後，有很杜哈薩克人、布裡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從蘇俄逃入蒙古，史達林對這些人懷恨在心，認為他們「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他下令喬巴山對他們實行清洗。蒙古2.1萬哈薩克斯坦人被消滅了2000人；140個塔塔爾人只剩下4個；來自中國內蒙的漢蒙兩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一個活口，其中還有內蒙人民革命黨的成員。
處決「反革命」幹部群眾時，內務部強制黨政軍成員去觀看，喬巴山表情木然，老實忠厚的總理阿瑪爾臉上常掛著眼淚，這一切被「蘇聯專家」看到眼裡。伏羅希洛夫向大清洗中喬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劄布授意:得除掉阿瑪爾。阿瑪爾已是蒙古高層剩下的最後一兩個有聲望的人，所以史達林才在根登之後讓他當總理裝點門面，蘇聯專家們可以藏在「阿瑪爾政府」幌子後面作惡。因此搞掉阿瑪爾之前，莫斯科授意先發起宣傳攻勢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瑪爾以「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蘇聯「審判」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給他用盡了各種「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選在了人民革命黨建黨日，宣佈阿瑪爾死刑。與阿瑪爾一同被逮捕，送到蘇聯處決的還有蒙古當時的國家元首，創黨元老，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瑪爾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裡，在獄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魯布桑劄布，但這次，魯布桑劄布不是來審問他的，而是與他成了獄友。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現在難以得到精準數位。
這種罪惡的事史達林也認為見不得人，不會留下詳細的「歷史罪證」，當時亦不允許報導和研究，歷史學者目前常引用的數位是3.6萬至5萬左右，但研究者認為3.6萬這一數位遠遠被低估。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裡記下了這樣一段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喬巴山的數位比蘇聯顧問的要高）蒙古作為遊牧社會，寺廟是少有的固定建築，797座寺廟包含超過6000多棟古建築，每座寺廟還是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中心，數百年所積累下的書籍、卷冊、藝術品毀滅殆盡，寺廟的金銀器皿被蘇聯搜刮而去，僅有首都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關閉。
在「美麗的蒙古大地」，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被一掃而光，黨政軍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殺戮殆盡，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亦完全被蘇聯所控制。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棄以維吾爾字母書寫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新蒙文，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歷史的歌頌與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與蘇聯之間的貿易狀況徹底顛倒過來，向蘇聯出口貨物僅650萬盧布，從蘇聯進口的產品達7500萬盧布。
二戰時蒙古對「兄弟般情誼」的蘇聯發起了「只求貢獻不求回報」支援運動，向蘇聯捐助的金錢和物資遠遠超過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開始，向蘇聯捐助羊皮衣服3萬件，食品600噸，現金10萬美元，黃金300公斤，坦克54輛（其中有32輛T-34坦克），同時低價出售給蘇聯48.5萬只馬匹，另無償贈送3.2萬匹。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蘇聯的麵粉、玉米、鹽等產品，但蘇聯始終為食物匱乏所困擾，為了不給「友邦」添麻煩，蒙古又發起「自給自足」運動。經過多輪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體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運動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歸「國有」。
多年後「糾左」，有了點通融，僅允許戈壁地區和杭愛以北地區，每個公社成員可保有50頭羊。蒙古不僅直接派兵參加蘇軍作戰，還強令國民前往蘇聯服勞役，二戰時一直按史達林要求保持著8至10萬軍力，盡職盡責扮演好了「緩衝國」角色。史達林兩次干涉中國新疆事務時，蒙古又成為他從事國際地緣政治訛詐的馬前卒。
1944年，史達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發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即斥責了顧忌中國抗議、畏首畏尾的喬巴山，勒令他立即向「東突」送去武器。喬巴山隨後命令蘇赫巴托的兒子噶爾桑率軍把200支步槍、230挺機槍和6挺重機槍、2000枚手榴彈、40萬發子彈送到新疆交付給叛軍頭領烏斯滿手，由於這批武器和蘇聯空軍的支援，中國軍隊平叛失利（注：烏斯滿後來又歸順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和蒙古作戰）。
連蒙古領袖「小史達林」——喬巴山的接班人也是史達林隔代指定的「澤登巴爾」，老早就指示喬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蘇聯妻子的澤登巴爾雖受史達林青睞，喬巴山未曾想到，赫魯雪夫發起「反史達林運動」，澤登巴爾立馬回應莫斯科指揮棒，在蒙古發起「反喬巴山運動」。 蘇式政治經濟體制在蒙古全面確立，把母體的一切弊病全部遺傳過來，蒙古長期經濟體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物資匱乏，到了20世紀80年代，商店裡除了白酒和蠟燭，空空如也。
男人們也像蘇聯一樣，沾染上懶惰、酗酒的惡習。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黨中央第二書記包爾德巴特爾說，儘管人民長期被物資匱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個高幹家庭像蘇聯特權階層一樣，可以享受特供，過著優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