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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lon 2012-7-10 00:45

清朝火器政策的源起、演變及其深遠惡果

[color=blue]中國的兵器本來並不落後於西方,後來之所以懸殊的落後,是因為西方人在兵器發展上飛躍進步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某種原因,不僅沒有跟進,反而大踏步地倒退。

  明朝的時候,中國對火器的生產和應用程度超過了之前的歷朝歷代。明朝自主創制了地雷、水雷、噴筒(初級的火焰噴射器)、手銃、大炮等數十種火器,並於宏治年間自主發明瞭開花炮彈。

  因為農耕文明的負面影響,漢族軍人普遍沒有突出的騎射功夫,因此,冷兵器作戰能力向來不是明軍的長項,要對付北方牧、獵民族,明軍只有求助於火器,明中期以後,由於軍隊腐敗,明軍的戰鬥力只得更加依賴於火器,明政府也就更加注重火器的研發和引進。

  明朝中期以後,中國的火器研發能力雖然已經落後於歐洲,但是因為明朝積極應用火器的國策,軍事裝備的熱兵器化仍然加速前進,明朝從葡萄牙那裏學會了火繩槍,從日本那裏學會了鳥嘴銃,火器研製家趙士楨,在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到三十九年(西元1598年到1611年),除仿製成土耳其式嚕密銃外,還研製成摯電銃、三長銃、雙疊銃、迅雷銃等多種單管和多管火繩槍,趙士楨的成果受到明政府的廣泛應用,明朝軍隊火槍的應用至此上升到一個新階段。明代嘉靖到萬曆年間,明政府在大量製造火繩槍炮的同時,還全面發展了各種傳統火器,包括改制明代前期的各種火銃,創制了快槍、多管(多發)銃、虎蹲炮,發展了利用火藥燃氣反衝力推進的火箭類火器和火球類、噴筒類、火禽火獸火車攻戰類等各種燃燒性火器,創制了各種爆炸彈和地雷、水雷。這些火器連同火繩槍炮,基本上包括了中國古代火器的各個門類,並且綜合了外國火器的先進成果。

  明朝天啟年間,為了抵禦後金(滿清)在遼東的淩厲攻勢,明政府向葡萄牙購買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大炮--“紅夷大炮”(英國製造的早期加農炮,清朝改稱“紅衣大炮”),並且仿製成功,大量地裝備到明朝的關寧軍中。一六二六年重創了後金(滿清)軍隊的寧遠保衛戰中,寧遠城的十一門紅夷大炮發揮了重要作用。明軍大炮的先進,也是後金(滿清)長期攻不下明朝在遼西軍事要塞的原因。

  明朝對火器積極研製、應用並且向外學習取得的巨大成效,已經為兵器向熱兵器化轉軌創造了初步條件:明朝中後期明穆宗隆慶年間,戚繼光(1528-1587)在薊鎮編練的車營、步營、騎營、輜重營等新型的兵種之中。這些營使用鳥槍、佛郎機、虎蹲炮、火箭等火器的士兵已佔編制總人數的一半左右。

  在軍隊建制上,隨著火器的逐漸廣泛應用,明軍也在向適應火器作戰的方向調整:明朝在明初永樂年間就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獨立炮兵營--神機營,到明末時隨著應用火器的大大增加,又發展出車炮營、鳥槍營、騎炮營和火器補給營等,除神機營以外,一般明朝部隊百分之十以上步兵配備火器,明朝末期比例更高,明末時,北京和山東已經設立火器生產專坊基地,聘請了歐洲技術人員指導生產,已具備一定的火器規模生產能力5。同時,用火繩槍炮和冷兵器相結合的作戰方式、軍事教育訓練、國防設施也都隨著產生。

  由於明朝對火器的積極態度,明朝末年,明軍的裝備與世界最先進的西歐國家差距微小,明末時,明軍與葡萄牙、荷蘭發生了幾次軍事衝突,明軍用火器打敗了對手。如果明朝的統治能夠延續下去,到十九世紀的時候,中國軍隊的武器,絕不會象鴉片戰爭時的清軍那樣,與歐洲列強有那樣大的差距。

  明朝末年,中國軍隊向近代化轉軌的萌芽已經依稀可辯。可惜,這一轉軌的萌芽隨著滿清的入主中國而零落成泥。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在軍事技術最無成就的朝代:軍事技術最缺乏自主創新、在被外國列強用武力打開國門之前,清朝的軍事技術非但停滯不前,而且比起明朝都大幅倒退。

  清朝之所以在軍事技術最無成就,首先是由於滿洲貴族自身素質的鄙劣和一些歷史原因,在近代以前,清朝歷代統治者始終沒有重視軍事技術對戰爭勝負的重大影響,始終抱著“弓馬取天下”的冷兵器觀念不放。

  這種觀念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是:滿清(後金)的強勁鐵騎屢次擊敗在軍事技術裝備上優於自己的明軍,並且最終征服了中國。滿清統治者被這巨大的軍事勝利衝昏了頭腦,沒能夠認識到清軍能夠擊敗明軍、征服中國的真正原因,反而認為這主要得自八旗軍強勁的弓馬優勢所賜,從而大大的助長了對冷兵器的迷信。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清朝統治者對於當時先進軍事技術--火器的研製、生產、應用,是不可能重視的。

  直到現在,還有好些人認同這種觀點,認為明朝的火器佔有那樣大的優勢,仍然被滿清奪取了江山,說明武器先進與否對戰爭的影響並不重要。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明朝之所以敗亡,遠不僅是因為滿清的軍事進攻,而是幾種極為不利的因素合力的結果:饑荒、瘟疫和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拖住了明朝抗清的後腿,並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元氣;崇禎帝朱由檢連續的愚蠢決策使明政權自毀長城,喪失了凝聚力,導致大批軍隊倒向滿清和李自成……明朝之所以滅亡,不是因為火器無用,而是因為明朝武器的優勢已經不能彌補這幾種不利因素造成的損害。事實上,如果不用火器,明朝滅亡會更快。沒有火器,明軍根本不可能把滿清(後金)擋在遼西十八年之久,努爾哈赤活著的時候就可以攻陷山海關。

  清朝之所以在軍事技術最無成就,另一大原因就是滿清統治者對漢人的防範。由於實施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清朝統治者對漢人反抗的恐懼心理自然敏感而強烈,因此就要防止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落入漢人手中。清朝統治者雖然不相信火器能決定大局,卻也知道火器的厲害:他們的太祖努爾哈赤就是被西洋大炮炸傷而死的,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八旗兵在攻堅戰中被明軍用火器擊斃。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落入漢人手中,可能給自己的統治帶來威脅,所以他們就要防範于未然。與蒙古君主不同,清朝皇帝的思維方式向來是很精細的。

  滿清入關後,出於對漢人的防範,滿清統治者對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可能應用於軍事的科技發展,進行了嚴厲的限制。這種限制早在入關之初就開始了,當時多爾袞立下規定:大炮和火器等當時的先進武器只限于八旗軍中使用8,清軍中的漢軍禁止裝備。多爾袞採取這個措施,是因為當時投降滿清的漢軍人數已經遠遠超過八旗軍,這些軍隊如果據有先進武器,一旦降而復叛,很難對付;只讓八旗軍擁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軍對漢軍的戰鬥力優勢,可以更有效地震懾和控制清軍中的漢軍。繼多爾袞之後,歷代滿清統治者出於對漢軍的防範,一直嚴格施行這一規定,直至鴉片戰爭以後,因為八旗軍喪失戰鬥力,為了利用漢軍鎮壓農民起義,才被迫鬆動。

  按照滿清的規定,八旗軍壟斷的火器和大炮等先進武器主要供八旗軍中的滿洲軍使用,因為滿清統治者對八旗軍中的蒙古軍和漢軍也有防範。滿清的八旗軍總數不滿二十四萬,其中的滿洲軍總數又不滿八萬,因此按照這一規定:上百萬的清王朝軍隊中,只有一部分能夠裝備火器。這就造成滿清軍隊的火器裝備程度,始終處於極低的水準,在世界許多國家的軍隊大踏步地向熱兵器邁進的時候,清軍始終脫離不了冷兵器時代,清軍的火器應用程度,不僅比不了葡萄牙、俄羅斯等歐洲三流軍隊、也遠遠不如幕府時代的日軍和崇禎時代的明軍。

  由於清軍對火器的需求量始終處於極低的水準,也就無法拉動軍火製造業發展,也無法刺激軍事科技的改進。歷史已經表明:軍事科技的進步,能夠帶動民用科技的進步,從而人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滿清軍事火器裝備的限制,不僅堵死了軍隊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強綜合國力的一條捷徑。

  滿清不僅對軍事科技成果的應用嚴加限制,還對漢族科技人才中出類拔萃者進行打壓,發明家戴梓就是這樣一個受害的典型。杭州人戴梓出身於明末的火器製造世家,自幼便醉心火器研製,後來他投身清軍,為清軍創制和裝備了“威遠將軍炮”(類近代的榴彈炮)、子母炮,為滿清擊敗“三藩”和準葛爾勢力立下了非凡的功勞,戴梓還向清朝獻上了自己發明的一種連環銃,它一次可發射二十八顆彈丸,其原理與機關槍完全一致,現在已經被軍器史家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機關槍。但是,戴梓不僅沒有因此獲得榮華富貴,反落得一個悲慘的命運。戴梓的才幹十分突出,他曾只用八天的時間,便倣造出一種歐洲發明的新式大炮,而在華的外國同行南懷仁花了一年時間都沒造出來。由於戴梓傑出的火器研製才幹,招致了同為滿清研製火器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的嫉恨,削平葛爾丹勢力後,南懷仁就向康熙帝誣告戴梓私通日本,康熙帝因此而“聽信讒言”,將戴梓發配到遼東,終結了他的武器研製生涯,戴梓在遼東被迫以賣字畫為生,一生貧寒,鬱鬱而終。戴梓發明的連環銃也沒能流傳下來。

  康熙帝玄燁決不是一個缺乏判斷力的君主,他不可能不知道戴梓的才幹遠在南懷仁之上,以康熙帝的英明,他為何僅憑南懷仁一面之詞就給戴梓定罪?他難道不懂得人才的可貴嗎?康熙帝為何容不得戴梓,卻能夠容留和重用比戴梓平庸的南懷仁呢?

  只要了解滿洲統治者對漢人的變態的防範心理,原因就一目了然:在削平三藩、征服準葛爾、奪取台灣之後,江山穩固,滿清統治者已經不需要戴梓的發明才幹了,戴梓的發明才幹反而是一種威脅,才幹越傑出,威脅越大。按照滿洲權貴的思路:戴梓或者戴梓的發明成果要是落到謀反的漢族勢力手中,怎麼辦?因此,康熙帝一定要打壓戴梓,把他充軍到蠻荒的遼東,埋沒他的所有才幹,就是辦法之一。實際上戴梓算幸運的了,他落到相對仁厚的皇帝玄燁手裏,還得以保全了性命;他要是落到防漢心理更為變態的弘歷手裏,至少得人頭落地。

  歸根結底,戴梓受打壓是因為他是漢人,他太傑出了;而南懷仁不僅平庸,還是一個遠道而來的比利時人,是個“非中國人”,這與滿清統治者的自我定性相同,反倒有同類的感覺。滿清統治者寧相信“色目人”,也不相信“漢人”的心態,與元朝的蒙古人相通。

  戴梓不僅是一位火器發明家,還精通軍事、天文、曆法、數學、河防治理等,他的《治河十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滿清統治者對戴梓的“活埋”,給中國的科技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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