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 2008-3-15 18:20
日治時期台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
[size=12px]日本自1895年領台後，以改造、同化台灣本島人為終極目標，而表現在教育政策上的就是普及國語（日語）。從登陸台灣那年就設立的「芝山嚴學堂」起，到其後的「國語傳習所」，乃至專收台灣人子弟的「公學校」，都是以傳授日語為第一目的。
公學校設立之前的教育機構，都只是臨時而且未制度化的學校，尚未負起台灣人學童教育的全般任務，而由分布在全島各地近2000所的書房擔負幼童的教學工作。1898年「公學校令」公佈同時，總督府於台灣全島開設了55間公學校後，才算有了日本人主導的初等教育機構。
書房皆由台人經營，自然都是以台灣話（含閩南語、客家話）教授、閱讀和書寫漢文，並且傳授中國舊有的傳統禮教，亦即灌輸幼童中華思想文化。如此的教育方針，自然不受容於台灣總督府，而汲汲欲于廢除。惟初期因預算不足，無法在全台各地設立足以收容所有學齡兒童的公學校，故只能容認民間書房繼續存在，直到1941年才完全廢除。我們從下面的「書房與公學校數消長表」即可看出兩者之間的成長與衰退關係。（數字取自《台灣教育沿革志》）
在允許書房繼續經營的同時，由於教育精神不符政府的政策，總督府對書房的授課內容進行了大改造。除了要求加授國語課程之外，原有的漢文課必須使用公家頒發的《大日本史略》、《教育?語》、《天變地異》、《訓蒙窮理圖解》等漢譯本為參考書。更出版了以日本為本位的《台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六卷給公學校教學，並下令民間書房也必須使用，企圖藉此斷絕台人繼續接受漢民族文化的薰陶。
從以上這些史實來看，日治時期的漢文教育絕非單純的只是授業解惑的課程，因為有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存在，致使漢文教育的背後隱藏著一場無形的戰爭。本稿主要匯集當時發表在號稱「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及其前身的《台灣青年》上，關於漢文教育的各種論評、社論、新聞稿、投書等原始資料，以探究公學校和民間書房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
【何謂「漢文」】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日治時代所謂的「漢文」所指為何。
在今天，可能所有的人都會認定「漢文」一詞指的是傳統八股的文言文。但是在戰前異族統治下的時代，台灣人意識裡的「漢文」可並不如此單純。我們看看下面這段記載：
漢文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上必要的一種文化，到了領台後漸漸衰頹，幾乎留其殘喘而已。……一般的民眾對此漢文，還是感覺很要緊，因為一般的社會生活，都是以漢文為中心，沒有漢文好像人無精神一樣了。如此民眾一般都是熱望的，當局總也要考慮改作必須科，比較學英文，在東洋的地方更是利益的，也可助長國文的發達，但是漢文總要改造要像本報所用這樣淺白的字，切不可以舊式的漢文，來多費生徒的腦力才是有益的。
再看1927年《台灣民報》174號的這篇論評：
台灣人因為公學校不能滿足地教授漢文，所以不得不給子弟往舊式的台灣書房讀書，舊式書房的教授法，唯有形式的講解和強制的背誦的兩個法子而已，教材多是從四書、五經、諸子、古文的中間選取的，若是中國的新式教科書，形式內容都是現代的，舊式書房的教師有些難懂，而當局也禁止不給教的。
又說：
漢文教授的目的若是在做思想的工具，一定要選擇現代的教材才行。什麼是現代的教材？漢文專用的（祖家中國）自胡適提倡文學革命以來，全中國差不多普遍的用著白話文，就是學校的教科書，除起國粹學以外，大概都用白話文，因為白話文容易學，又容易可以寫出自己的思想。所以台灣人要學漢文，一定要從白話文中選擇教材，才能夠合用。
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人所認定的「漢文」，並不全都是古典的文言文，連受到大陸白話文運動影響而產生的現代文也屬於漢文的範疇。因此，若以今天的語詞來解釋日治時代的「漢文」一詞，最適切的解釋應該就是「當時中國大陸所使用的書面語」，或是把範圍再擴大一些，認定為「包括各種方言在內的漢語」亦可。因為，當時的台灣人堅持想學習的絕不是「北京話」，而是屬漢語系統中的「閩南話」或「客家話」。
換句話說，在戰前相對於統治階層的國語（日語），當時台灣人對中國的語文文化還有戀慕之情（不管如此戀慕之情是真正因為憧憬傳統的漢文化而來，或是只為藉學習漢文化來表達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由於有政治敵對的複雜感情介於台日人之間，當時台灣人只要是代表中國的東西，不管它是北京話、泉州話、漳州話、廈門話、客家話、福州話，也不管它是文言文、白話文、詩詞歌賦等的文體，都一律視為「漢文」。
【漢文教育的詬病】
台灣傳統書房的漢文教育，在先前曾提及：唯有形式的講解和強制的背誦的兩個法子而已；而且早期的教材也都取自傳統古籍。片岡巖在他的《台灣風俗誌》裡記下了當時一間書房所採用的教科書及課程。惟較不完善的書房通常沒有固定的課程，僅以讀書為主，習字作文為輔：
（表格省略）
如此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在新式現代化教育已由日本引進的台灣環境裡，相較之下已經不切合實際，而且畢業後也難有出路。就像下面這篇論評所說的，台灣人也已經察覺到八股文章的落伍及無用之處：
四書、五經、諸子、古文這些書是漢文的精華，在要做學者專門研究中國漢學的人們，是不可不讀的，其種類的繁雜和意義的深奧，老實是終身讀不完，識不了的。倘是普通要學做日常生活上?意志的交通，思想的發表?的工具的人們，那裡有許多的工夫去讀這些書呢？那末舊式書房簡直是漢文學者的養成機關?不知道有幾位當的起這機關的教師？?不是日常生活上必需的漢文的傳習所。
針對此缺失，1905年台灣總督府制定了一套專給台灣公學校學童使用的《台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又於1911年頒佈禁令，要求書房也使用公發的《漢文讀本》授課。而且「台灣公學校規則」中所定的漢文教則的立意也甚明確：
以能解普通的漢字﹑漢文，養成足以處理日常事務的能力為主旨；採漸進方式，初授以字畫少的文字﹑短句﹑短文的讀寫，再進而傳授平易的文章。教材重實用，並以能配合修身﹑國語等科內容者為主。（譯文）
但卻因其課文多是灌輸學童大和思想的內容，如「明治天皇」、「大日本帝國」、「台灣神社」、「天長節」等樣板文章，再加上《漢文讀本》的內容竟完全與國語課本相同，僅是將原文漢譯而已，故效果不彰，實用性低，所以書房多陽奉陰違，反而暗地使用清政府所出版的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與修身課本。除了表示對台灣總督府統治的無言抗議之外，也藉以學習中國儒家的思想文化，免於被大和思想所洗腦。
1919年9月，總督府為了改進漢文教育的缺失，吸引台人子弟進入公學校就讀，以推廣國語和改造思想，便重新編訂了《公學校用漢文讀本》六卷。依《公學校用漢文讀本編纂意見書》的「新舊讀本實用文類課數表」統計，新版漢文讀本比舊讀本的實用文多出了28課，大幅提升一般日常生活常應用到的「消息文」、「商業用文」等（如下表）。
（表格省略）
此舉雖然改進了課文不實用的缺點，但是對於教法卻依然堅持使用日語教授漢文。如1898年公佈的「公學校規則」就已經明訂第五、六學年的漢文課以日本訓讀法講授。其後，許多台籍人士也指摘如此不合理的教法：
公學校的教育因為偏重在日本內地語，所以沒論什麼學科，都是要用日本語教授的，就是漢文的教授，讀法雖然用台灣音，若是文意的說明，以及語句的解釋，一概要用日本內地語才行，這可不是滑稽的教授法嗎？?漢文的教授不消說是台灣人的教員擔任的，試問台灣人的教員，有幾個能夠自由自在地用著日本內地語說明漢文的文意？假設台灣人的教員，能夠和日本內地人一樣的善操日本內地語，而漢文的文意又豈是用日本內地語可以說明的嗎？比方說用中國語不能夠充分說明英國文，用英國語不能夠充分說明日本文，這是盡人而知的，為什麼台灣人學台灣語文（漢文）反要用日本內地語說明？捨易而取難，真是莫名其妙呀。
公學校在授課時為了普及日語，無論任何學科都是以日語直接教學，甚至連漢文課也不准使用台語授課。又〈台灣語使用問題〉一文，也質疑日本內地可以使用日語教授英、德語，為何公學校在面對台灣人學童時不能使用台灣語言授課，以提高教學效果：
又同一事物の意味內容を說明するに當つても、彼等の既有の知識、既知の言葉を以て說明した方が、より迅速に且つ有效なりとしてゐる。……近年來日本內地に於ても、盛んに英語、獨語等を以て教授上に用ひてゐるが、獨り台灣公學校に於ては此心理學に基づいた教授上の真理が當嵌らないとは何事か。公學校教授上、台灣語を用ふことが惡いなら、內地に於て、外國語又は方言を以てするのも惡いではないか。
足見台灣總督府整個教育政策的終極目的只在於推行國語，遂行其同化政策，而非真心的教化台灣人的子弟。所謂的「漢文課」，也只是為了吸引台灣人家長將其子女送往公學校就讀的一個誘餌。
【總督府管制下的漢文教育】
台灣總督府除了對書房的漢文教育一再地限制和取締，以壓縮書房的生存空間之外，對公學校的漢文課也不留情，多次縮減漢文課的授課時間，最後終於廢掉了漢文課：
1897/10/31 「國語傳習所規則中改正」發佈。規定國語傳習所乙科課程中增設漢文課。
1898/8/16 公佈「公學校規則」。將漢文併於讀書課中，每週十二小時。
1904/3/11 「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發佈。將作文﹑讀書﹑習字等各教科一併納入國語課，漢文課獨立為一科。每週漢文課改為五小時。
1907/2/26 「公學校規則中改正」發佈。五﹑六學年的漢文課授課時數，縮短為每週四小時。
1912/11/28 「公學校規則中改正」發佈。三﹑四學年的漢文課授課時數，也由每週五小時縮短為四小時。
1918/3/31 「公學校規則中改正」發佈。妄稱為減輕學生的負擔，將漢文課的時間，一律縮短為每週二小時。
1922/4/1 「台灣公立公學校規則」發佈。為因應「台灣教育令」之「日台共學」的新措施，將所有漢文課改為每週二小時的「隨意科」（即選修），並得視地方情勢，廢除漢文課。
1937/4/1 公學校漢文課程完全廢止。（以上資料譯自《台灣教育沿革志》）
從上述年表可以看出，總督府以漸進的方式，花了數十年的時間，終於在領台末期軍部權力高漲，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時，強制地廢除了所有的漢文教育。事實上在1922年正式公佈漢文課改為隨意科之前，就已經有了漢文廢止論之爭議，更有許多學校自行將漢文課廢止或改為選修。1921年劉碧洲〈同胞?教育家諸賢?望?〉文中就說道：
近來動もすれば漢文を廢する傾向がある。稍稍寬大な學校は之を自由科にしてゐるらしい。當局者の御意向は未だ伺ふに至つてゐないけれども、私は寧ろ漢文を一層盛にする必要があるではなからうかと思ふ。
為什麼總督府要如此汲汲地廢除漢文教育？從台灣人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其答案是很明確的：
台灣公學校的教育，一面是只要養成勤勞節儉的勞動者，可以給人任意驅使，一面是要強制學習日本內地語，使台灣人慢慢地改變形式的生活，可謂實行同化主義的政策。
台灣改隸以來，漢學衰頹，日趨日下。而公學課程，又廢漢文，卻後數十年，蚩蚩台民，皆無詩書之薰陶，而缺乏祖國之觀念，勞力服從，莫能議論，亦為政者之妙策也。
惟有的地方政府不便明言，乃巧立名目試圖隱藏統治者的禍心。下面這兩篇文章就提到地方當局據以取締書房和廢除漢文課的理由：
一、書房があると公學校の就學兒童數が遞減すること。二、書房は漢學を專門に教へるから日台人の融合を破壞し親善を阻止すること。當局は概して此二理由に根據を置いて書房を取締り且絕滅しやうと努めてゐる。
昭和六年度第一學期授業開始後沒有幾天的四月初旬，新竹州下各公學校忽接到中島內務部長的公文書，命令一律要廢止漢文教授。其理由有兩點，一是漢文教授不得不讀台灣音，很阻礙內地語的進步。其次是利用漢文的時間，可以多練習內地語云云。
然而當時台灣官辦三份報紙之一的「台灣日報」在1927年4月5日的社論中，也坦承以日語授課是為了同化政策。關於這篇社論，《台灣民報》154號刊登了一篇辯駁的文章：
四月五日台日報社說「台灣的統治是用帝國主義嗎？和外國的植民政策大不相同」，其論旨要占如下。……五﹑公學用國語教授，是同化政策的表現。
我的對這五點的駁辯如下。（中略）五﹑公學校用國語教授，是同化政策的表現，這你肯自白卻很感心。可見公學校不是學校，簡直是人種變造所，是要將台灣兒童變造日本兒童，不是要教他學問，啟發他的智識，僅僅是要使他變種，變做日本人種。所以知道公學校廢止漢文科或將漢文科改為隨意科的原因，並不是因為要減輕兒童的負擔，是要滅卻民族觀念，使兒童容易日本化的緣故。
在1937年1月15日發佈的「公學校規則中改正」裡，更有正式的記錄。總督府認為應廢止漢文課程，其理由是有鑑於國民的自覺及國語的普及漸進高潮，有必要重新檢討公學校教育的本質及其將來：
1. 為徹底普及國語教育，以免喚起支那人心理。
2. 公學校課程比照小學校課程標準設定，因此台灣特有的漢文科應廢止。
3. 近來與對岸的通信及貿易關係的需要已大減，故漢文科的意義已幾乎消失。
從這些代表政府最高當局立場的言論來看，毫無疑問地，台灣總督府急於消滅漢文教育的原因是因為它違背了同化政策的至高原則；另一方面，早期漢文在台灣人社會中又的確有其實用性和必要性。比如在察覺到民族意識危機之前的文獻中，我們看到台灣人主張應繼續漢文教育的理由不外是1.漢文化的卓越，2.利於台灣與中國商業往來、親善交流，3.日常生活書信、記帳的道具。設若總督府驟採強制的手段禁絕漢文教育，將過於刺激台灣人的民族感情，反不利於殖民統治，所以不得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慢慢削減其生存空間，直至1937年方才下令完全禁絕。
【漢文復興運動的發生】
對於總督府欲廢除漢文的陰謀，台灣人知之甚詳。尤其是1922年「台灣教育令」（敕令第20號）發佈，公告公學校漢文課改為每週兩小時的選修課，而且各地方得以視實際需要自行廢除漢文課。此令一出，台灣群情嘩然，一方面投書報社訴諸輿論，要求恢復漢文課；一方面讓子弟於夜間重返書房接受漢文教育，使得逐年減少的書房數，又再往上攀升，頗有迴光返照之勢。從下面以1922年為分界的台灣書房數圖表即可一目了然：
（圖表省略）
台灣人覺察到禁教漢文就是種族文化的存續危機之後，抗議活動逐漸加溫，後來由台灣文化界的菁英們迅速發展成了「漢文復興運動」。從下面這些《台灣民報》的投書和報導可以看出台灣人的抗爭行動：
漢文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上必要的一種文化，到了領台後漸漸衰頹，幾乎留其殘喘而已。督府向來的方針是重和文輕視漢文，所以公學校漢文是校長的自由不過請認可便可廢止的。大多數的公學校都廢止了，近來台中市的父兄感著非常的不便，而台南佳里也已經增設了。
台灣的文教當局卻只急於政策的實現，一味要廢止漢文教育以期撲滅台灣固有的文化，但殊不知漢文之於台灣社會已經是根深蒂固，不僅是不能容易撲滅，甚至在學校教育廢止漢文教授的結果，而致生出公學校教育不合實生活之用的缺陷，引而惹起對公學校教育的不滿與失望，……所以現在各地都有感著復興漢文的必要，不但對於公學校教育，興起漢文科復教的運動，就是設私塾書房，或聘家庭教師的亦實不少。
新竹州下的公學校漢文科，當局通達給各學校長，命令要廢止教授這麼一回事，本報的大前號已經詳細報道了。消息一傳，各地方的父兄們莫不反對。漢文科不特不可廢，須改良教材及教法，非更加著力教授不可云云的主張，殆成為全州下一致的輿論。
1925年2月21日刊登在《台灣民報》3卷6號的一篇〈漢文復設之陳情〉，也道出了台灣民眾的心聲：
台中州南投郡南投公學校，自前年以來廢止漢文科，至今一般父兄及生徒深感不便，故於數日前與同地之有識者相商，先向學校當局陳訴復設之必要懇其援助，更致陳情書於台中州，切冀其許可復設以副民眾之希望，現時漢文復興之聲調大振，各處之經廢止者亦思要力懇當局之許允其復設，若是則漢文之普及庶幾有望矣。
從上面這些文獻，可以瞭解到台灣人對漢文教育的渴望之情。除了一面訴願、陳情，還一面透過非教育管道舉辦成人的漢文研習會、演講會，藉此鼓吹漢文的重要性及存在價值，並呼籲台灣人家長將子女送入書房接受漢文教育。
「漢文復興運動」的產生，一部份的原因是基於日常生活的需要，但是我們相信更重要的因素是台灣人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語言將被統治者連根刨起之際，勇敢的站了起來。雖然幾年之後，中日戰爭爆發，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台灣總督府不再以講理的態度和台灣人協商、辯論，終於扣以國家利益優先於一切的大帽子，強制地廢除了公學校漢文課、民間書房及所有一切以漢文書寫的文字出版物。
【結語】
綜觀整個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漢文教育權的抗爭上，除了要求允許漢文課繼續存續之外，還有兩個最主要的堅持：一是以台灣人的母語教學；二是選用白話文為教材。若將「母語」、「白話文」這兩點匯集起來，以現今的眼光來看，其實就是指台灣的閩南話、客家話。
不論以日人或台人的立場來看，日治時期的所謂「漢文教育」，無疑地就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推行的意識性的母語教育。對日本政府的同化政策來說，這當然是不能見容的；但對台灣人而言，母語教育是無法讓步的權利，必然要爭，也不得不爭。總而言之，台灣人要求台灣總督府延續漢文教育，就是一場因意識到母語存亡危機而引發的母語保衛戰。
【主要參考書目】
1902 《台灣教育志稿序》，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
1902 〈台灣公學校における漢文科について〉，橋本武，《教育時論》616.618.619號
1919 《公學校用漢文讀本編纂趣意書》，台灣總督府
1920 〈台灣教育問題〉，安部磯雄，《台灣青年》1卷4號
1921 〈同胞の教育家諸賢に望む〉，劉碧洲，《台灣青年》2卷2號
1921 〈台灣と義務教育〉，鄭松筠，《台灣青年》2卷3號
1921 〈台灣教育改造論〉，黃呈聰，《台灣青年》3卷2號
1921 〈台灣教育に關する私見〉，王金海，《台灣青年》3卷2號
1921 〈台灣教育に關する根本主張〉，蔡培火，《台灣青年》3卷3號
1921 〈台灣教育問題管見〉，王敏川，《台灣青年》3卷4號
1921 〈台灣教育の實情〉，錦村生，《台灣青年》3卷5號
1921 〈關於台灣教育之一二私見〉，蔡培火，《台灣青年》3卷6號
1922 〈書房教育革新論〉，王敏川，《台灣青年》4卷1號
1923 〈唱設白話文研究會〉，《台灣民報》第1號
1923 〈新台灣の建設と羅馬字〉，蔡培火，《台灣民報》第13、14號
1924 〈漢學復興之前驅〉，《台灣民報》2卷1號
1924 〈我讀民報時事短評欄的『女子興漢學的先聲』的一段後〉,淚子,《台灣民報》2卷2號
1924 〈女子漢學研究會徵求會員書〉，《台灣民報》2卷5號
1924 〈將來之台灣話〉，連溫卿，《台灣民報》2卷20、21號，3卷4號
1924 〈台灣民報怎麼樣不用文言文呢？〉，前非，《台灣民報》2卷22號
1924 〈獎勵漢文的普及〉，《台灣民報》2卷25號
1925 〈漢文增設的運動〉，《台灣民報》3卷1號
1925 〈漢文復設之陳情〉，《台灣民報》3卷6號
1926 〈漢文研究會之活躍〉，《台灣民報》92號
1926 〈漢文教育〉，《台灣民報》121號
1927 〈公學校的漢文教授和舊式的台灣書房〉，《台灣民報》147號
1927 〈駁台日社說的謬論〉，維漢，《台灣民報》154號
1927 〈公學校教育的衰頹—就學率減退的原因〉，《台灣民報》171號
1927 〈形式的教育に禍ひされる 公學校就學率の低下〉，《台灣民報》172號
1927 〈書房の復興と漢學の倫理的價值〉，《台灣民報》184號
1928 〈漢文復興運動—實生活的必要使然的〉，《台灣民報》233號
1930 〈台灣語使用問題〉，《台灣新民報》328號
1931 〈漢文科輕視政策〉，《台灣新民報》358號
1931 〈新竹州勢調查會又一產物—廢止公學校漢文科〉，《台灣新民報》361號
1931 〈全新竹州下公學校漢文廢止問題〉，《台灣新民報》364號
1931 〈廢止漢文—父兄開會表示反對〉，《台灣新民報》369號
1939 《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發行
1943 《台灣教育の進展》，佐藤源治，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1955 〈日據時代台灣的教育〉，韓石麟，《台南文化》4卷3期
1978 〈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吳文星，《思與言》16卷3期
1990 〈卅年代台灣鄉土話文運動〉，廖祺正，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1992 《漢文教學的回顧與母語教學的展望》，楊鏡汀，新竹縣客家台灣文化研究會
1995 〈從近百年的台灣閩南語教育探討台灣的語言社會〉，王順隆，《台灣文獻》46卷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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