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ree 2011-11-30 22:56
浙江良渚古城被指非良渚文化遺存
記得北大趙輝先生數年前就說過：“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有城，已經不是新聞了”。自1930年山東歷城“城子崖”考古發掘發現了城牆以來(見傅斯年等《城子崖》，中研院史語所，1934年)，70多年來已經發現了史前古城近百座，但從未有如今之杭州發現“良渚古城”這般被刻意“炒作”的。2007年11-12月間，《浙江日報》、《中國文物報》、《錢江晚報》、《都市快報》均以頭版頭條地位報導了浙江省文物局與杭州市政府聯合發布的重大新聞：“經過18個月的努力，我省考古人員在良渚遺址莫角山四周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完整的古城牆基址。考古學家稱其為‘中華第一城’，其意義不亞于殷墟的發現……”考古學家、北大教授嚴文明、原故宮博物院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都在實地考察後肯定了該結論，並進行了高度評價。此後包括《光明日報》在內的國內外大小媒體數百家都進行了相關並且連續的報導，該項考古負責人劉斌還多次發表電視講話，可謂聲勢浩大。筆者認為這個“良渚古城”既非“良渚”時期，也非“城牆”，試証之：
既稱“石破天驚”，何不先問如何“石破”？
浙江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說這次“良渚古城”的發現可稱是“石破天驚”，但為什麼不先問一問良渚人是如何“破石”的呢？各報紛紛刊登了“良渚古城”發掘出來的鋪底石塊的大幅照片，筆者見報的第一感覺就認為“良渚人”若真能夠把石塊“破”成這樣，那倒是“石破天驚”了，眾所周知，良渚文化還處在新石器時代，根本不會使用後來出現的青銅器和鐵器。良渚考古60年還沒有發現任何同時代的金屬器。這就來了問題：那麼多石塊都是30-40公斤左右(剛好一個人可扛動)，是用什麼鑿開的。
我到發掘現場參觀了多次，隔著紅色禁戒線只能遠望著那些塗著厚厚泥漿的石塊，從心裡羨慕考古學家。終于盼來了下雨，衝洗出某些石塊的幾個側面，讓我們發現其中不少還是火成岩(花崗岩就是火成岩的一種，硬度達摩氏5-7級)，那是要用今天的合金鋼鐱，還要花大力氣，掄18磅大錘才能順著岩逢把它們鑿開的。石塊那種鋒利的呈放射狀的棱線只有如此才能產生，這里最起碼要能使用經過“淬火的鐵器”。自然風化和火燒開裂是決不能產生這樣鋒利的棱線的。
中國古代的“鋼鐵”和明末的“攻石椎”
今天的鋼鐱可以長至1米以上，那是因為是合金，他的強度遠比中國漢唐的鐵器強。但現代鎢鈷合金的鋼鐱是19世紀中期以後才從西方傳進中國來的。清代早期鑿石的“鋼”鐱，居然長不足10厘米，一定要用鉗子鉗住“鋼”鐱才能使用錘子砸，否則會砸在手上。為什麼會這麼短，就是因為石硬，如鐱長了，砸易斷。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錘鍛第十介紹了“斤斧”、“鋤 ”、“ ”(即銼刀)、“錐”、“鋸”、“刨”、“鑿(羅案：乃木鑿)”、“錨”、“針”等的製作方法，甚至當介紹到“攻石椎(通今錘、槌)”時也不見有“鑿石鐱”或類似物的介紹。可見當時還沒有可以鑿花崗岩之“鐱”。人類的一切生產工具或兵器的製作，必須是先有了製作的原材料後才可能產生製作工具的衝動。當時也許因為還沒有可以鑿開花崗岩的材料，所以也就沒有產生“鐱”類的工具。清《武康縣志》載明萬歷《禁石宕文》說當時“各據山頭，廣招石匠，斤椎斧伐，日夕無休”。只言“斤椎斧伐”，可証當時無“鐱”。明清的武康縣乃採石大縣，“武康石”曾赫赫有名，因此武康採石可代表當時中國較先進的水平。武康今屬德清縣，與今“良渚古城”不過30公里，明清錢塘縣採石也可想而知。
不過我們稍微瀏覽一下《天工開物》，就知道我們了解中國至少在明末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鋼。該書說：即使“刀劍絕美者以百煉鋼包裹其外，其中仍用無鋼鐵為骨。若非鋼表鐵里，則勁力所施即成折斷。其次尋常刀斧，止嵌鋼于表面。即重價寶刀可斬釘截鐵者，經數千遭磨礪，則鋼盡而鐵現也。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許，加于手指之上不複欹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這說明，中國至明末連日本“鋼”刀也還不會製作。當時所謂“鋼刀”即“鋼包鐵”也！此“鋼”不過是經鍛打和淬火工藝使熟鐵表面和刀口更硬而已。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就記載了中國軍隊與倭寇交戰，戰刀被倭刀砍斷的情況，可以為宋應星佐証。據日本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統計僅11次日本赴明“勘合船”就賣給明政府日本刀20萬把。明朝規定當時不許民間買倭刀。如果中國當時能夠生產倭刀那何必花重價買呢？正德六年因為明地方官府想壓價買刀，日本遣明正使，83歲的高僧了庵桂晤竟然以自殺相拒(至中國的刀價為日本的5倍)，終于迫使明政府讓步。可見明朝大買倭刀並不是因為人家的刀便宜，而是人家的刀確實好。宋代自歐陽修寫了《日本刀歌》，歷元明清三朝，《日本刀歌》居然成了一種固定的歌行題材，許多名人都以能獲一把倭刀為榮。嘉靖時，親自指揮過抗倭戰爭的唐順之在自己的《日本刀歌》中一邊斥日本為“倭夷”，一邊卻對日本刀大為稱讚。其言刀“身上龍紋雜藻行”，是說當時日本刀使用的材料與中國刀渾然不同，刀身因為材質本身顯示出一種特殊的花紋，而並非特別刻鑄的花紋。中國古稱西亞刀材料為“花紋鋼”，日本刀的花紋正與此類似。
再翻一下英國查爾斯‧辛格等主編的《技術史》就可以知道，西方也是要到19世紀發明了平爐和轉爐，有了鼓風機和焦炭，才煉出現代意義上的鋼。《天工開物》說：“凡治地生物，用鋤、 之屬，熟鐵鍛成，熔化生鐵淋口，入水淬健則成剛勁。”可見中國古代的所謂“鋼鐵”不過“剛鐵”耳！南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卷四就記載湖南徭族有“黃鋼”刀“能斷牛腰”，但“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即連次一等“黃鋼”刀漢人也不會作，最好的“黃鋼”漢人當然更不會作)。徭族的“黃鋼”可能得傳于傣族，因為西亞刀的花紋鋼在宋代就很有名了。中國的一句諺語“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流傳至今，反映了我國一直無鋼少鋼的狀況，可是西諺、日諺都無此語。所以中國此諺可稱口碑。口碑也是碑，其所以不滅也是一種歷史的記載。明朝造軍刀尚且無鋼，就更不可能用鋼造農具。如此論述明代無鋼，就是因為我想說明至明代還不可能以“鋼鐱”開鑿火成岩，產生如此鋒利的棱線。
所以，我對“良渚人”能如此鑿開石塊實在無法理解。2007年12月29日，考古負責人劉斌在杭州科技館作學術報告，會後接受市民提問，我便抖膽將良渚人如何破石的問題貢獻給劉斌。但是劉先生卻說他現在還不能回答，說“如何開鑿岩石的問題只能留待以後慢慢探討”(根據記者錄音核對，原話確實如此)劉先生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用瑪瑙劃。”但這是火成岩並非良渚玉器制的透閃石、蛇紋石(硬度才2-3級)可比。這可以作科學實驗，一個人日以繼夜劃10年絕對也劃不開半塊火成岩，也產生不了那種開裂的鋒利的棱線。劉斌先生又說可以用火燒，再潑水，使之裂。我說：“我看了，沒有一塊石頭有火燒的痕跡。”劉斌也承認確實未經火燒。
劉先生很誠實，但我依然驚愕：怎麼能還沒有解決良渚人的“生產方法”之前卻首肯了他們的“生產成果”呢？你們發布的重大新聞應該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切“研究成果”應該是“研究成立”之果，應該產生于研究之後，怎麼可以先有“果”，之後再研究使之“成”呢？(那豈非是波普爾批判的“營救理論”)如果先肯定你是癌症，開刀割肺，後來發現不過是一場普通感冒，試問這場醫案又該如何了結？
從“良渚古城西城牆”白元畈發掘現場的一塊石頭(上圖)看，這塊石頭多個側面(下圖)的風化效果相差很大，正面被鐵器鑿開的斷裂面顯得很新，風化層(俗稱土鏽)極薄。而其它側面表現出物理風化的效果遠遠大于其被埋入土後的化學風化效果，這說明這塊石頭開採後被人類曾暴露在空氣中使用數百年，經日曬雨淋。其風化程度與瓶窯南山造像宋代採石場宋代遺石的風化程度相仿。根據此種類比，筆者認為這塊石頭開採時間的上限不可能超過宋代，可能開採後在東苕溪被用作護堤石，暴露在河堤上。後來這塊石頭又被鑿開埋入地下當鋪底石，這塊石頭最後一次開鑿時間的下限可能在清初。這是我對這塊石頭的解讀。在“良渚石斧和玉斧”上可常見土壤中酸鹼腐蝕形成的“樹根沁”，可我們在這塊石頭的“新面”上看不見任何可稱在土壤中5000年形成的化學風化效果。在自然界，物理風化效果往往大于入土後的化學風化效果。
青銅器當然更不足以鑿石。漢唐人以鐵鏨淬火使鏨頭變硬後鑿石，多找的是摩氏4級以下的石頭，用“切割法”，開出來多是條石(然後沿著石縫順勢用鐵鍥、鍤撬)，所以鑿痕往往一條緊挨著一條很整齊。今唯一可以肯定的徐州漢代採石場石壁(石灰石)就是如此。附近彭城漢陵現存的“黃腸石”也是條石可証。我們浙江龍游石窟就是軟質的紅砂岩，那上面留下了整齊的鑿痕也可証(林華東先生論証為唐至清代的採石場，至今“勾踐屯兵洞”之類無稽之談已經煙消雲散)。余杭寡山石窟鑿痕也是如此整齊，我下洞探查親見。離“良渚古城”一溪之隔的瓶窯南山元代造像處，曾是宋代的採石場，至今佛像旁邊還留有整齊的鑿痕。從鑿痕我們可以推知工具和取石的形狀。中國唐代發明的黑色火藥，對打孔崩石來說威力實在太小，根本是無濟于事的，所以中國古代採石的傳統習慣一般都不會採用。從今天“良渚古城”鋪底石塊的形制上就可徹底否定它是良渚時代的，因為良渚人用石塊不可能製作出這樣鋪底的石塊。既然下面鋪的石塊不屬“良渚”，上面堆的土就更不屬“良渚”了。從古董鑒定到田野考古本來都應該遵循這樣的一票否決制的。
我國北方確有史前“石城”，但它根本不能支持“良渚古城”的存在。比如內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但那牆都是用戈壁灘上自然風化的石塊堆積，不過用黃泥在石間粘補，碎石塞逢而已。許多牆僅底寬不足1米，頂寬才0.6米，殘高最高也不過1米多，根本不存在什麼人工開採的石頭，更不要談什麼底寬60米的夯築土層了(《考古》1984年第2期，內蒙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發掘報告》)。總之，不存在任何可比性。佟偉華《我國史前至商代前期築城技術之發展》與趙輝、魏峻《中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兩篇洋洋大論，幾乎將中國史前古城囊括一空，作了類型的排比分析，比如趙、魏之文就將史前古城歸納為三類，他們說：“就建築技術而言，北方城牆以石砌就，中原者採取夯築，長江流域的城牆堆築，三者也有很大區別。長江流域城牆堆築的方法延續了很久，至少在商周時期還用此法，如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蘇江陰的畬城等。”史前古城一般沒有文字記載，考古斷代主要靠類型比較。但“良渚古城”顯然跟哪一類都不靠譜，是“怪物”，可是卻被譽為“中華第一城”，當否？
“良渚古城”頂上為什麼沒有黃砂？
杭州“良渚古城”中有一座赫赫有名的莫角山，雖然海拔高度才12米，卻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遺址之一。浙江考古所牟永抗研究員在《我的考古經歷片斷憶》中認真的記錄了1992年莫角山遺址被一層厚厚的黃沙覆蓋的情況，並且特別記載了“沙粒較粗並夾雜邊角圓鈍的小礫石，顯然是經過長距離水流搬運衝刷的結果，但未見陶片等文化遺物。”。浙江考古所蔣衛東研究員2003年也在《東苕溪考古記》中談到這層黃沙時說，牟永抗“不斷問自己和我們：‘為什麼這麼高的土墩上面會有這麼大量的沙？它是派什麼用場的？”1993年10月10日《中國文物報》發表浙江考古所楊楠、趙曄《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築基址》一文記錄了這層黃沙夾泥“總厚度在50厘米左右，層數在9-13層之間。各層厚度並不一致，其變化似有一定的規律性……沙層中泥土成分極少，沙粒較粗，沙面上沒有發現夯築跡象。”為什麼沒有夯築？就是因為這層9-13層的黃沙雜泥並非是良渚人5000年前搬運去的，而是南北朝以後苕溪改道後形成東苕溪，多次洪水淹沒莫角山才形成的。這種水淹還形成過多次的相對靜止時期，也就是說曾經多次形成過濕地(湖泊)。
南北朝苕溪是經今余杭、古蕩、臨平湖一線向東直入錢塘江的，這一點《水經注》卷四十說得很清楚:“浙江逕縣(餘杭)，左合餘幹大溪”。《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五說：“ 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今苕溪上游仍稱 溪，泠溪，可見此“大溪”即苕溪。《水經注》又引《錢塘記》說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以出浙江也。”這里的浙江即今錢塘江。這也說明當時的臨平湖極大，範圍可從今西溪、古蕩直至臨平，浩瀚如海。此湖不但有一條“東江”通錢塘江，西邊還通浦陽江。苕溪出餘杭，在今杭州古蕩處匯入臨平湖再入“浙江”。陳橋驛先生認為，古代餘杭的“餘”不但是個發語詞，同時還有“鹽”的意思，不應該與今一律簡化為“余”。我認為很對，這樣還可以保持古餘杭“乃江海故地”的記憶。
杭州漢代以前為海，西湖不過一古代海彎。到了唐代，海水雖逐漸退去，但還時常侵襲杭州。所以蘇軾也稱杭州“本江海故地”。杭州地下皆為咸水，所以李泌要通六井，實為從西湖中引水的蓄水池。六井均沿西湖東側一字排開，以相國井最遠，距西湖也不過0.7公里。從人群飲水的問題來看，可見杭州當時之小。今中河之東即海水，今鼓樓即唐“望海樓”(《太平寰宇記》望海樓作望潮樓，高十丈)。白居易《杭州春望》原注就雲“城東樓名望海樓。”，宋蘇軾幾首關于望海樓的詩也皆寫此樓。
唐代臨平湖因為太大還常被視為“海”，當時還沒有泛洋湖的名字。萬歷《杭州府志》卷九十九就記載：景德靈隱禪寺，“寺後北高峰”上有“望海”閣。我並不想附會什麼駱賓王，但唐代在北高峰上“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是完全可能的(明代胡宗憲在杭州城北艮山門上築“望海樓”，從“地名學”上來說就是對唐代“海”的一種追憶)。後來杭州地面繼續抬高，臨平湖萎縮，宋代即為杭州城北的泛洋湖(這個名字既是“洋”又是“湖”，反映了從海到湖的演變)，也仍然很大。杭州的慶春路一線宋代名前洋街、後洋街，城北還有一條“漲砂弄”(後訛為“漲紗弄”)。明代杭州人郎瑛的《七修類稿》說今“羊壩頭”本為“洋壩頭”，今官巷口為“官澗口”曾經都是通海的碼頭，甚至明代中河里居然還有海里的飛魚，可以一直飛到西湖(我曾在東海捕魚，親見海中飛魚可飛200米左右，但能飛到西湖是誇張了)，這說明今杭州的下城區和中河以東在唐代以前都曾經海濤出沒。宋人姚寬的《西溪叢語》說，直至南宋，杭州六和塔下還有“楊村場”在曬鹽，那里錢塘江的水還大半是海水，咸度為“六分”即標準海水的60%，湯村(今喬司)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
苕溪唐代以後是經東苕溪入太湖，不入錢塘江了。這說明5000年前，“良渚古城”附近根本還沒有什麼東苕溪，也就根本不存在什麼洪水。但一部分良渚研究者都不願意承認這個“古今苕溪不同”的事實，比如劉斌2007年12月5日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的《良渚遺址發現5000年古城》一文還持“良渚古城”防洪說。筆者認為，這也許是今天阻礙他們觀察“良渚古城”疊壓層究竟是何時形成的症結所在。
牟永抗的“沙粒較粗並夾雜邊角圓鈍的小礫石，顯然是經過長距離水流搬運衝刷的結果”，明顯不是海相沉積，而是苕溪洪水自天目山衝擊來的溪沙。筆者仔細觀察了“良渚古城”的四個考古發掘點，發現四處“遺址”頂部均無任何黃沙痕跡，這首先就說明這個“良渚古城”工程肯定與莫角山遺址不是同一個時代的。其次，這四個考古發掘點呈現的工程質量也並不完全一樣，有的地方夯築的黃土的確很純淨，有的地方夯土內就夾有許多石雜物，包括許多良渚夾砂陶片和黑陶。西側“白元畈”發掘的鋪石中間還留有一條路，而其它3個點鋪石中就沒有留什麼路。所以僅憑4個點還很難確定是否就構成了一個“方城”？這4個點也可能組成的是4個方城或者其他的什麼幾何圖形則都有可能？說是“方城”實在證據不足！
“疊壓層”里的良渚古陶片為什麼即使做了“碳14”還是會沒有任何證據力？
劉斌說：“根據城牆外側疊壓的堆積中出土的陶片判斷，良渚古城牆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這是他最有力的證據。但這是一個沒有證據力的證據，因此斷案“法官”當然不予採信。何也？請看：
今日“良渚古城”緊靠杭州抗洪有名的“西險大塘”之南，位於北苕溪、中苕溪、南苕溪三條苕溪的匯聚處。三溪合一後稱“東苕溪”緊繞“良渚古城”而過，此處宋代就稱“安溪”。何為“安”？就是說“安溪”前面之溪皆“不安”(清丁學謙說)。宋宣和四年陳無玷的餘杭《開湖碑》曰：“苕水發源天目經兩郡六邑以入于具區。六邑者二當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經三邑處其下流，水勢奔放不可為力，餘杭界其間，襟帶山川，地勢平徹，當苕水之衝。洪流歲常一再至，久雨或數至。倏然彌漫，高處二丈許，然不三日輒平。其為患雖 除而難卒以御也。故堤防之設比他邑為重。餘杭之人視水如寇盜、堤防如城郭。旁郡視餘杭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扼之地也。”其中，“視水如寇盜、堤防如城郭”這兩句話一直到晚清還被許多志書和水利書所引用。
光緒十二年，苕溪人丁學謙所繪《杭屬笤溪險塘圖說》是一份極其可貴的水利資料，其以小字為圖加注曰：“險塘者居笤溪之左，即水利所謂西險大塘也，外有萬壑千岩之衝決，內為三州六邑之堤防，一經水發則浩浩蕩蕩，勢盛莫遏。加之北湖淤淺，溪底沙多，塘即漸隨淤沙而增高。而水滯流橫，勢尤岌岌，所幸安于此事者逐段皆有認修之□，小有塌銼則畚鍤群施，立還鞏固。塘屬餘、錢、仁三縣地界，而錢邑之塘較險于餘、仁。錢邑塘外乃會合之總口，上承三苕之灌，中當群壑之衝，下段又有安溪廣濟大橋峙立溪內，致使上流阻滯，下瀉奔騰，而且溪形屈曲，塘腳松虛，稍不經心則塘堤崩潰。”此處之“險塘”即今之“西險大塘”。今之“良渚古城”所謂“西城牆”距苕溪僅100米，自南北朝至1949年，發生洪澇災害較大的就有100多次。
“良渚古城”在明、清錢塘縣地圖上的位置正在“孝女南鄉五圖”(以東苕溪為界，溪北為“孝女北鄉”)。據文獻記載，今“良渚古城”上游僅2公里的化灣閘在洪武、永樂、萬歷、康熙年間發生多次垮堤閘潰，洪水衝毀宋代夯築起來堤壩，還把上游包含著良渚古陶片和文物的土壤衝疊到“良渚古城”外側的牆上。這種疊壓層根本不是5000年前形成的疊壓，而是在東苕溪形成後1500年來才能逐次發生的疊壓。具體還要看這個所謂“良渚古城”工程建造的年代，建造的時間越晚，那麼疊壓也越遲。
萬歷三十七年錢塘人黃汝亨《化灣閘碑》記載：“萬歷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淫雨為災，浹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複圮，苕水縣(案通‘懸’)注如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為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蒔種亡具，呼號流散，遍于四野。”這說明這種洪水淹沒會形成“包抄”，對“良渚古城”形成一種周圍整體性的覆蓋。而且安溪因為一直是杭州陸路通湖州的必經之路，所以安溪廣濟橋的幾個大橋墩為了承重就一直很大，虎踞溪中，洪水來時，常常嚴重影響洩洪，造成安溪方向垮壩(見前述丁學謙《杭屬笤溪險塘圖說》)。康熙《錢塘縣志》卷三就明確記載康熙五十五年“安溪閘”也被衝毀的事實。這樣就會直接對“良渚古城”的東城牆形成疊壓層，而不必“包抄”形成疊壓了。有人辨稱說洪水不可能從東邊衝來，因此“東城牆”疊壓層里有良渚古陶片可作證據，如此看來這條最後的防線也是守不住的。
最近報載浙江考古所要將疊壓層里的古陶片和什麼“良渚人扔的垃圾”請了國內頂級專家去做“碳14”試驗，其實徒費國帑。明明肉眼就可以辨別的良渚古陶片，何必多此一舉。如果說鑒定文物“眼學”有誤差，那“碳14”也同樣會有誤差，有時候誤差會有幾百年。其實筆者在“良渚古城”東城牆發掘現場，看見不僅疊壓層里，連城牆夯築土內就雜有許多良渚夾沙陶片，用行話說，這是“開門見山”的東西，但是都不足以証明這座“古城”乃良渚人所建。因為“碳14”鑒定的只是陶片的製作年代，而陶片不能代表整個疊壓層的年代。這個道理就和今天誰口袋里裝了一塊良渚陶片就要說自己是良渚時代人一樣可笑。良渚陶片是5000年的，可你是昨天才放進口袋的，關鍵是要看究竟是什麼時候放進去的。今杭州孩兒巷98號所謂“陸游故居”現在已經明確是一座晚清建築，那高聳的封火牆就是證據，因為前代沒有這樣的封火牆。可是數年前卻有一位上海教授根據該院落土牆里雜有宋朝瓷片就確定此民居乃宋代建築，實在貽笑大方。其實真把土牆全部推倒砸碎過篩，還能找到漢朝陶片，那此民居就又成了漢朝的了嗎？真要找肯定還能找出更多的明清瓷片來，那麼該民居又成了明清的了嗎？
如果真要確定疊壓層為良渚文化層，那就應該對疊壓層逐層作土壤磁化率、孢粉分析或者其他科學手段的分析，而首先應該建立一個“良渚文化”時期的磁化率和孢粉分析可稱標準的數據庫。這個“標準”必須是真正可以判定為5000年前的，未經幹擾的，大家公認的。可惜現在許多良渚文化層都是受到了後來的幹擾，至少磁化率就可能不准確。
由此可知，今天這個“良渚古城”肯定不是“良渚”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