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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真正作者是明朝大才子徐渭？

　　據史料記載，徐渭字文長，生於正德十六年，卒於萬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萬四朝，乃明晚期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幼年失母、青年喪妻、困頓科場、輾轉幕途、畏禍致狂。他開創了青籐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戲曲作家，著有《四聲猿》、《歌代嘯》等反映現實的雜劇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寫作《金瓶梅》。
　　《金瓶梅》作者之謎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焦點問題。據統計，眾多學者先後發表了近千篇論文，提出的作者將近70位。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專著《金瓶梅新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紹興名士徐渭，為揭開《金瓶梅》作者之謎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新的證據。十年間，潘承玉的徐渭說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學者的豐富與發展，這一學說也越來越在金學塔尖綻放出耀眼光芒。潘承玉真的破解了《金瓶梅》作者之謎？蘭陵笑笑生果真是徐渭嗎？
　　明萬曆十七年(1589)十二月，北京政壇發生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大理寺評事雒於仁給荒廢朝政的神宗皇帝陳奏了一道《酒色財氣四箴疏》，直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當時一位隱姓埋名的長篇章回小說作者立即在自己剛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說的總目錄前添加了《酒色財氣四貪詞》，並在兩處山東官員名單中增列了一個陳四箴的人名。
　　此人便是《金瓶梅》的作者，當然，這部小說便是《金瓶梅》了。此書面世後曾幾度淪為禁書，最後終於在世界文學史上獲得應有的地位，被公認為偉大的世界文學名著。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其19篇首論《金瓶梅》，說：「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並贊其為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據調查，從1931年發現這部小說的明代最早刊行本以來，迄今用現代技術手段印行的這部小說的版本含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以及國外譯本已達30餘種，近百萬冊。
　　美國大百科全書《金瓶梅》專條稱「《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法國大百科全書稱《金瓶梅》「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遺憾的是，20世紀以來，有關《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種種進展，但在若干基本問題上，學術界的看法仍然陷在迷霧之中。例如，在這部小說定稿420週年之際兩岸出版界這次不約而同推出的校點本和影印本《金瓶梅詞話》，其作者署名一如既往，仍然是蘭陵笑笑生，蘭陵笑笑生究竟是誰，在絕大多數讀者和相當部分學者眼裡，仍然是個謎。
　　古典小說與文化博士、多倫多大學東亞文學系教授胡令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潘承玉先生已經給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答案，我們認為縈繞在人們心頭四百餘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謎也是該破解的時候了。」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出版於1999年，書中他詳細論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河南大學文獻信息研究所研究員邢慧玲在閱讀了潘承玉此書後，特地從河南趕到紹興。看了紹興的城市結構，邢慧玲驚歎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府兩縣格局和縣前街、東街、大街口、獅子街、燈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內外景觀佈置在紹興城幾乎全部找到實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籐書屋」，邢慧玲驚呼：「《金瓶梅》中西門府所在地就在紹興！我要潛心研究，將畢生精力獻給徐渭，獻給《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證》為何讓邢慧玲如此信服？在《金瓶梅新證》中，潘承玉對《金瓶梅》文本進行了全面細緻地分析，列表詳細對比小說中關於佛教與道教描寫前後的變化。通過對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寫年代是由佛教長期失勢轉而得勢，道教長期得勢轉失勢的時代。小說所反映的時代跨嘉、隆、萬三朝而以嘉靖朝為主，全書定稿約在萬曆十七年後，進而得出結論：作者非嘉靖或者萬曆年代人物，應當是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種，涉及《西廂記》、《兩世姻緣》等戲劇作品24部。很多場合，人們應該說、罵、哭的時候，作者難掩戲曲創作的衝動，以「曲」代之，創作出眾多戲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寫上惟妙惟肖，巧妙運用了繪畫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張竹坡說：「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詩、詞曲、駢文等文學性文體，《金瓶梅》作者運用了部分非文學性應用文體，其中多為官場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據以上三點，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說家，必定還是一位嫻熟的戲曲作家、畫家和善於寫作官場應用文的幕客。
　　關於小說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證。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松：「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在明朝，一府兩縣在同一城的現象並不多見，小說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谷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小說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並非一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小說所寫故事的發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
　　如果西門府不在山東，那麼小說地理原型究竟在哪裡？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發現整個北方地區僅有順天、西安兩府，南方地區有應天、蘇州、杭州、湖州與紹興五府，存在一府兩縣現象。為了確定具體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繼續尋找《金瓶梅》中的線索。小說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委陽谷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谷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明朝，在可查證的一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於府治兩側，並以河為界，只有紹興一府。
　　通過對小說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至此，小說中婦女唯一髮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小說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小說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只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一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既是紹興人，又集畫家、戲劇家和幕客為一體，明朝時哪位紹興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最終種種線索集中於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紹興大名士徐渭。
　　徐渭緣何作《金瓶梅》？潘承玉介紹說，徐渭是明朝時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集畫家、小說家、戲曲作家、書法家於一體，他開創了青籐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戲曲作家，著有《四聲猿》、《歌代嘯》等反映現實的雜劇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寫作《金瓶梅》。徐渭也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怪才，雖滿腹才華，但仕途不順，歷時21年，7次科舉考試都落榜，至晚年依舊是一名窮苦秀才。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為自洩。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可見《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運多舛，悲憤自洩為其寫作動機之一。
　　明嘉靖年間，浙江總督胡宗憲領兵於江南抗倭，因戰爭需要，招募參謀，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選中。徐渭成了胡宗憲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計策，屢屢立功，因此深得胡宗憲倚重。但是後來，恩人胡宗憲入獄，徐渭一度抑鬱成疾，精神錯亂，不斷用錘子敲擊自己的頭腦，甚至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獄。後來，當朝狀元張元忭和翰林院編修陶望齡等組織了各方力量，極力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將其釋放，徐渭終得以重獲自由。出獄後的徐渭，又娶了幾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終。徐渭的坎坷經歷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陰影，特別是在看待女性的問題上。潘承玉認為，正是這種病態促使了徐渭能從「審丑」的角度來創作小說，在他的筆下婦女都成了迎奸賣俏的市井淫婦，官不為官，妻不為妻，僧不為僧，《金瓶梅》開創了中國審丑小說的先河。
　　另一段歷史記載，同樣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徐渭與沈煉同為越中十子，沈煉長徐渭14歲，又是徐家的女婿，兩人交往甚密，沈煉平時對徐渭頗為照顧，經常介紹越中名士與徐文長相往來，因此沈煉對於徐渭來說不僅僅是親人，還對他有知遇之恩。沈煉後來考取了進士，有朝廷錦衣衛經歷。不久，蒙古騎兵進犯京師，首相嚴嵩縱容奸黨將領畏敵不前，使京師附近被焚掠，還任意殘殺百姓，虛冒戰功，蒙騙朝廷。舉朝默默之際，沈煉憤然上書嘉靖皇帝，歷數嚴嵩納賄誤國、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請求皇帝罷免嚴嵩以謝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動嘉靖帝對嚴嵩的信任，被貶謫的沈煉又著詩針砭時事。嚴嵩之子嚴世蕃下令，無論如何要剷除沈煉，成功者重賞，這年9月，沈煉被誣告為邪教白蓮教首領而被斬首，兩個兒子也被杖殺，遠在江南老家的長子沈襄也被流放。追懷沈煉，為其鳴冤，潘承玉認為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創作動機。
　　《金瓶梅》作者雖然在小說中寫明時代背景為宋朝，但是學術界公認，《金瓶梅》所寫朝政方面的事實與徽宗政和年間的歷史多有差訛，與明代嘉靖朝嚴嵩當政時的現實更為接近。至小說結尾寫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倉皇讓位，繼帝隨後與上皇皆成階下囚，中原無主，四下慌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國亡家破，西門府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則明顯帶有明代滅亡的預言書性質。寫宋的目的在於喻明，吟古的目的在於警今。潘承玉認為徐渭創作《金瓶梅》的深層原因在於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憂患意識。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後期社會的黑暗、腐朽，社會道德的淪喪，人物心理的病態。作者的悲憤，最終轉化成了悲涼的文字，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平民寫作之風，通過對現實社會黑暗面露骨的描寫，預言了明朝必將走向滅亡，然而他所寫的丑，並非以丑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涼、蒼老和幻滅感寫盡世間醜惡，呼喚正義、光明與善良的回歸。
　　在迄今已提出的眾多學說中，有四種學說，因流傳廣泛、論證詳實，廣為人所接受，被稱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說，即王世貞說、屠隆說、李開先說和徐渭說。在數十種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說法中，王世貞說流傳時間最久，從明朝至今一直有學者提及。此說最早見於屠本畯《山林經濟籍》，其文有云：「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此處的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時期大文豪王世貞。有一種民間傳說就以為，王世貞因為父報仇，著帶有情色描寫的《金瓶梅》，送於殺父仇人嚴嵩之子嚴世蕃，並在《金瓶梅》每頁上塗上砒霜。一向喜愛情色小說的嚴世蕃得到《金瓶梅》後愛不釋手，沾著唾沫一頁一頁翻看，全書看完之後，便毒發身亡了。1934年，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生吳晗考證了嚴世蕃並非死於中毒，並找出書中諸多內證證明《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大約是萬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貞作《金瓶梅》說。其後，鄭振鐸亦撰文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說。魯迅、王採石等也曾極力反對王世貞說，王世貞說隨之根本動搖。
　　屠隆說是近年來論據較為有力、影響較大的另一種學說。屠隆說最早由中國著名金學家黃霖提出，為了證明其觀點，黃霖圍繞屠隆說發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點理由。此說得到魏子雲、劉孔付等學者的支持和發展。不久，徐朔方連續發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疑之二》、《笑笑先生非蘭陵笑笑生補證》等文，劉輝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場關於《金瓶梅》學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辯論。屠隆說的理論弱點和內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將《金瓶梅》列為一章，在初稿的一條腳注中，編撰人吳曉鈴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開先。但在定稿時，有人提出此說法尚待研究，於是出版時就把「是李開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開先」。此後，吳曉鈴赴美國講學時明確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開先」，並公開發表文章，他的學說得到了卜鍵等人的發展。但是，誠如多數研究者所指出的，李開先生於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於隆慶二年(1568)，比絕大多數學者公認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時代早了約20年；儘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體順遂，其心境與《金瓶梅》瀰漫全書的怨憤和悲涼情調相距甚遠。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難以從李開先角度解讀《金瓶梅》。
　　潘承玉考證了大量古籍，從紹興老儒說入手，尋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頭。據潘承玉考察，明萬曆年間流傳的各種《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學生陶望齡；而徐渭去世後，陶望齡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齡本人不喜歡通俗文學創作，所以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極有可能就是徐渭創作的《金瓶梅》小說原稿。
　　萬曆二十四年，陶望齡的好友袁宏道到紹興看望他，在他家裡看到了陶望齡為老師寫的《徐文長傳》，同時也看到了徐渭的遺作。隨後，袁宏道連續做了3件事：也為徐渭創作了一篇《徐文長傳》，文中同情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寫信向朋友盛讚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學家；寫信對朋友說，《金瓶梅》「雲霞滿紙」，是他至今為止讀到的最好小說。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沒有被時代埋沒，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陶望齡與袁宏道的極力推崇。根據潘承玉的對比研究，《金瓶梅》和現有的徐渭存世作品，從情節各要素到語言各要素，兩者都存在大量細微不覺、又無處不在的相同點和相似點，顯示出幾乎完全一樣的知識視野、思想情趣和寫作慣性，無法找到第二個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關性。關於《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眾說紛紜，但是正如嚴雲受所說：「無論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觀點，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關資料所吸引，因而覺得頗受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