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a 2015-5-23 01:36
蜀漢短命只因川人傾軋自取其咎
在百年混戰中擊敗絕大多數軍閥能夠得以互相分庭抗禮長期鼎立的三國，不論大小強弱，都必然有他獨特的優勢，方能得以生存發展，這似乎是不用懷疑的，這也是一種必然使然。
三國政治優勢之比較：曹魏「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統王牌、蜀漢劉皇叔「匡扶漢室」的政治旗幟、孫吳地方豪強世家的「家門政治」。古今中外凡舉大事成大事者首重政治口號的提出，作為自己的政治旗幟，明確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廣政治招徠，就是要做好「政治廣告」。對於這一點農民起義軍都懂得。
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就在魚肚子裡裝上帛書寫上「陳勝王」的字樣，又在夜裡派人模仿狐狸叫「大楚興、陳勝王」。這就是最原始的「政治廣告」、政治綱領——要推翻秦朝、興繼楚國。黃巾大起義的綱領就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黃天當立，歲在甲子」。三國的三位主子絕不會比農民義軍政治智商低，因而他們也都有自己的政治綱領與政治優勢，這也正是他們與那些目光短淺的大小軍閥們的不同之處。
－曹操與孫權、劉備相比在這方面是最無個人出身政治優勢的。劉備是皇室後裔；孫權是軍事家孫武的後人；而曹操卻是一個宦官的後代，他為此似乎半世無顏，常以這個不好的出身為憾事。但是他的養父曹嵩曾是朝中的大司農、太尉，因而對於曹操早期的政治生涯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否則他不可能從二十幾歲就連任洛陽北部尉、縣令、議郎、典軍校尉等職務，並迅速躍遷到中央一級的政治權力中心，得預朝中大事。在他的養父失權後，他又緊緊抓住了漢獻帝這個東漢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來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且終生沒有放棄，一直到死他仍尊奉獻帝為皇帝，直到曹丕繼魏才把獻帝廢掉。從這一點上看，曹操的個人政治優勢在三雄中似乎又是最強的，起點又是最高的，發展也是最快的。他有著最直接的可以直接利用的政治梯子助他爬升。
漢獻帝先受董卓專政的控制；董卓被殺後又受他的部將李專政的控制；後由李的部將楊奉擁戴逃往河南陝縣，又被追迫得北渡黃河逃到山西平陸東北的大陽縣。漢獻帝身邊只有十幾個人。這是公元196年12月的事。獻帝連居處都無定所，常在野外露宿，天子與朝臣行禮會見時，士兵趴在籬笆上看笑話互相打鬧為樂。後來獻帝又回到了洛陽，但洛陽早已被毀，仍無住處衣食供給。百官采野菜而食，有餓死在廢墟上的。這時的曹操已打敗呂布，攻下許縣，離洛陽很近。曹操的首席軍師荀。帝回到洛陽，便馬上向曹操建議：趕快把獻帝接到許縣，以許縣為都城。如果晚了，被其他人搶先便來不及了。曹操便先派曹洪為前驅，之後自己又親自帶兵到洛陽把獻帝接到許縣，並以洛陽殘破為借口，把許縣定為臨時都城，所以許縣又稱許都。並請獻帝任命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
這「侍中」是幹什麼的呢？就是日常陪侍天子隨時準備應對顧問的角色；那麼「尚書令」又是幹什麼的呢？就是統領朝廷奏章、文書、政務的最高總管。這兩個職務使荀彧能隨時知道皇帝的言行；所有入奏的奏章折子書信與發出的文件、命令都要經過他的手。這就等於曹操直接控制著漢獻帝的全部信息集中與發散。這就可以用天子的名義來行事，這也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真正含義。這也是曹操在政治上遠超越於其他軍閥之處。也正是這塊招牌為他收攏了人們向漢的人心，聚集了許多優秀人才。
在漢獻帝逃難未歸洛陽時，袁紹的謀臣沮授就建議他「迎大駕安宮鄴都」，並以此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意思是說把皇帝接到我們的鄴城，以此為都，從此便可以以天子的名義指揮各地方軍閥，以朝廷的名義募集軍隊，隨時出兵不服從的地方。非常可惜的是袁紹謀士想到的全部思路袁紹不用卻全部為曹操所實踐。因為袁紹是個既沒有遠見也沒有主見的人，他不聽沮授的建議，卻聽從了其他謀臣的主張，他們認為把天子弄到跟前來，得事事請示匯報，行動諸多不方便。這就看出眉眼高低的不同了。曹操已經把皇帝當成工具了，可袁紹卻還把皇帝當司令；曹操想的是利用最高權力來獲得超級權力，袁紹想的是怕最高權力限制了他的小權力；曹操想不到謀士想到了，他就能去做到，袁紹卻是自己想不到謀士想到了他卻不肯去做。所以不僅是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曹操奉養著天子有什麼好處呢？在洛陽一見面，漢獻帝彷彿遇到了救星，真是救苦救難的菩薩到了。他雖然是皇帝可也得有地方住、有衣穿、有飯吃啊。於是便封曹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司隸校尉是幹什麼的呢？是京都的最高行政長官，並擁有對所有京官的監督檢查權。錄尚書事又是幹什麼的呢？是最高文職官，總攬朝政。這一官職只授於朝中的重臣。這兩個職務就等於授予了曹操既管京都地面的所有政務與文武百官，又處理全國的行政事務。後來又封他為大將軍、司空等職這等於又授予他朝中的軍政大權。這些職務的權力合起來就是不挾天子，都可以令諸侯了，更何況皇帝還捏在自己手心裡呢？
此外，不管他做什麼都是為漢家王朝在做事，是在為朝廷賣命而不是為了自己，免得受攻擊。這就使曹操獲得了最大的政治優勢。而且這一優勢無論在聚攏人才、積聚軍事力量、擴大版圖、征戰戎夷等各方面都帶來了無比的便利，都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劉備要領徐州牧，還得假惺惺地「三讓徐州」；要得荊州，還得被追殺得差點喪命。而曹操想要哪裡就可以輸打硬要，皇帝要冀州、要青州、要兗州... ...要天下你也得給，天下本來就是天子的嗎。而天子在老子手下，你不給我就打，我也有實力，還怕了你？
劉備的個人政治優勢是自己的出身好，雖不過一個布衣百姓，但卻是劉漢的一脈後裔子孫，更何況獻帝又認了他一個劉皇叔，這是曹操與孫權比不了的。更何況劉備集團一直高舉著「匡扶漢室」的政治大旗。這桿旗極有利於把具有正統政治觀念的人們聚攏在旗下，而且也便宜行事。誰能懷疑一個皇叔會對朝廷有貳心呢？而且劉備集團一直到漢獻帝被迫讓位後，才稱王為帝。但仍用漢為國號，這就極有利於蜀漢政權在後來的戰爭中以光復漢室的名義來號召民心征討天下，與吳魏對抗。劉備集團可謂把正統的政治優勢利用到極致了。
孫權集團便沒有這等優勢了。但他有自己的地方與家族的政治優勢。前有孫堅、孫策父兄兩代的政治基礎建立在江東的士民心中。又有兩代父兄留下的文武戰將為中流砥柱。文有魯肅、周瑜這些安徽望族大戶名門的相幫襯，還有江浙三吳地方豪強和張、顧、陸、朱等家族政治勢力的鐵桿後盾。比如陸遜世家三代為將帥，出過兩任丞相、五人封侯，出過十幾位將軍，且陸遜、陸抗、陸機這三代人物都是統兵的著名督帥，始終扼守著西部防線；顧雍為丞相19年。這兩個大戶都是孫策的兒女親家。在東吳政權任職的各級官吏僅陸、顧、朱、張四姓的人就達到千餘人；而安徽幫的魯肅、周瑜都是孫權時代的大都督、主要謀士。
因而孫集團的核心凝聚力相當強。所以孫吳集團的地方政治優勢卻是曹劉兩個集團所都不具備的。曹魏政權為什麼先滅蜀而沒有先去攻打地緣更近的吳國呢？這一點，滅蜀主將鄧艾講得很清楚：孫權雖然死了，但那些地方名宗大族都有自己強大的家兵，憑藉著這些優勢，吳國仍舊可以維護自己政權的穩固。因為這些豪族大姓不僅擁有兵眾，而且擁有大片土地，有經濟後盾。東吳純粹是地主政權。曹操在中原也具有一些此種優勢，可劉備就不行了。無論在荊州還是在益州，他都是「外幫秧」，都被地方視為一種「侵略勢力」。儘管劉備集團也有極強的高層核心凝聚力，且也努力與地方豪強建立統一戰線，任用地方人士，但終不及孫、曹兩個集團，因而一入益州，便到處發生叛亂，幾乎失去控制。在劉備、諸葛亮和撫與征討並用，嚴刑峻法下，西蜀才平定下來，但始終積蓄著一股強大的地方反對勢力。因而，在三國歸晉後，東吳幾乎原封未動地保持著舊有的政治體系，不但政治穩定，而且經濟發達，並對兩晉年間的各種叛亂有著極強的抵抗能力。而中原與蜀中則禍亂得不堪入目。且蜀漢政權一滅亡，外來的各種政治勢力幾乎盡數被排擠淨盡。這就是地方政治勢力的厲害之處。因而，三國政治優勢的相比較，還是蜀漢最弱最差。
三國的人才優勢之比較：曹魏政治軍事人才的過盛；蜀漢人才奇缺但量少質高精誠不貳；吳文武兼眾但文弱武強優少庸多且多內耗。人才為成事之基，這是千古不易之理。得人才者得天下與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有著同樣的道理。凡進入政治領域的人們沒有不懂這個道理的，但能不能得到人才，擁有人才能不能用好人才，能不能人盡其才，這些才是問題的根本。張遼在三國中也是一流戰將，但在呂布手下便成為敗軍之將，直到成為俘虜，到了曹操手下卻成為了無敵將軍。趙雲在公孫瓚部下沒什麼建樹，到了劉備手上成了三國中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將」。黃忠在長沙太守韓玄手下不過是一個老兵，到了蜀漢集團同樣成為蜀漢的「五虎上將」。姜維在天水不過一個小將，到了諸葛亮手下便成了一流的統軍元帥，而到了劉禪手下卻一籌莫展，不得不以屯田去政治避難。
在三國之中最具人才群體優勢的要數曹魏集團，一來曹魏領土均是中原與漢家舊地，且幅員遼闊，只鄉土人才便層出不窮，取之不盡。再兼之曹魏即漢、漢即曹魏自有對人才的感召力、凝聚力。其次曹操的雄才大略也自是人才嚮往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曹魏集團可謂謀士成群，戰將如雲，人多勢眾，出類拔萃的也不少。最出色的智謀人物為荀彧、荀攸、郭嘉一類，還有司馬懿，但與諸葛亮相比均遜一籌，而主意多是曹操自己拿，兵都是自己帶。武將中的骨幹基本是家族式的子弟兵：曹仁、曹洪、曹真、曹休、曹彰、夏侯、夏侯淵盡數是曹操的家族班底；還有張遼、張、徐晃、李典、於禁、樂進一班圈外戰將；還有許褚、典韋這一類「虎癡」、「樊噲」式的猛將，都屬三國時代的一流戰將。但與蜀漢的「五虎上將」關、張、趙、馬、黃相比，似有遜色，尤缺傳奇色彩，更乏統帥人才。因而在曹操有生之年的重大戰事，似乎都需曹操本人充當指揮，在戰陣中多次九死一生，實屬不易。曹操的一生與劉備、孫權相比實際上最為操勞辛苦。
東吳陣營中的人才具有極強的地方性。朝臣謀士多為江東三吳才俊，不出張、陸、顧、呂、朱、孫等幾大家族。只有周瑜、魯肅是安徽籍人士，諸葛一族是山東人士。武將中亦多以江東舊將為主。一部分為孫堅孫策時代的老將，如周泰、蔣欽、甘寧、凌統、程普、黃蓋、韓當、陳武、董襲等。一部分為後起之秀，如呂蒙、陸遜、諸葛恪等。東吳亦不乏統帥之才，如魯肅、周瑜、程普、呂蒙、陸遜、陸抗、諸葛恪等，但與蜀漢的將帥相比仍有遜色。儘管呂蒙陸遜等曾打敗了劉備、關羽，但正如威靈頓、布呂歇爾打敗了拿破侖也仍超不過拿破侖同樣，而在《三國演義》五虎上將排行榜上沒有一個東吳的戰將入圍。
蜀漢集團的人才最沒有優勢，尤其在量上實在有限，經常在使用人才時捉襟見肘。到了後來，竟有「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的話語流傳。尤其是早期的文職人員只有親屬連帶和老舊關係的什麼孫乾、糜竺、糜芳、簡雍一類的人物；武將只有關羽、張飛、劉封、關平等人。後來有了一個小小的謀士群：諸葛亮、龐統、法正、徐庶等人。而武將中陸續有趙雲、黃忠、魏延、馬超、馬岱這些屈指可數的人加盟。蜀中人才雖然匱乏，但卻多是頂尖的人才。諸葛亮在劉備三顧茅廬之前，曾有曹操聘請，亦云孫權欲聘，但獨歸了劉備，成為三國一代著名軍師、賢相、智聖。龐統、法正、徐庶等人也都是曹操所欽羨的人物。徐庶硬被曹操以拘母為人質奪了過去，對於法正，曹操也歎道我收盡了天下人才，獨不得法正。武將雖然只有那麼幾位，但在民間流行的「三國五虎將」排行榜上，多是蜀中將領。一種說法是「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一種說法是「一呂布、二典韋，三關四趙五張飛」，但不管怎麼排關羽、張飛、趙雲都是「五虎將」之中的人物。對於這三個人曹操都是垂涎三尺，用盡辦法也留不住關雲長，便想除掉他；為了收服趙雲，在混戰之中竟下令不許部下傷害他，為此不知要死傷了多少戰將兵員；長阪坡見到張飛，嚇得勒馬轉身逃命。也正是這種人才質量的上乘，方能令最為弱小的、根基最薄的蜀漢政權憑借西南彈丸之地能夠與曹孫兩大集團抗衡。不僅東吳輕易不敢侵犯西蜀，而且連最強大的曹魏集團也被打得自歎「魏兵畏蜀如畏虎」。正如老百姓所言：好虎一個能攔路，耗子一窩餵了貓。當然，吳魏兩國的人才濟濟也絕非等閒之輩，否則就沒有三鼎峙的局面了。
三國的戰略思想之比較：蜀漢的「龍飛」三步走戰略規劃的完美與悲劇的製造者；曹魏的「虎步」一統代漢的政治「大略」折戟沉沙於何處；孫吳的「鼠偷」政治鼠竊與地方自保永久防禦戰略。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謂戰略不過是一種「遠慮」而已。但勝算之道，只有「遠慮」還不夠，還得「慮」得正確，還要有正確履踐實行的能力。
東漢末年失政，群雄逐鹿，各路軍閥之所以一一被消滅，要因正在於以上幾點。如呂布是天下第一戰將，但既無根據地，又不善用人，更沒有長遠戰略規劃，幾如一流寇；袁紹是最大的軍閥，但志大才疏，有戰略並不能實施，有人才又不能聽計；劉表、劉璋、公孫瓚、劉基、劉虞、張魯、張繡等都是很有實力又有地盤的軍閥和地方勢力，但都胸無大志或志大才疏，根本談不上戰略規劃，能保住一塊地盤就不錯了。那個皇族牧守劉虞，一幫人想擁戴他當皇帝都不敢做。因而都一個個被擊敗。曹操、劉備、孫權當初都是沒什麼名分與實力更無地盤的弱小群體，但他們在這場「逐鹿」天下的大角逐中得以捷足勝出，首先應該歸因於他們的戰略的正確與正確的戰略實施。
首先他們都重視建立和穩定、鞏固自己的根據地大本營。曹操把自己的大本營建在河北的鄴城，該城是魏郡太守的治所首府，因而曹操以漢帝名義自封為魏公，後又開國稱魏王，其子曹丕滅漢後也稱魏帝。劉備則選中了漢中，漢中是西漢王朝的發祥地，他的政治旗幟就是匡扶漢室，又有漢皇叔的身份，所以先在漢中稱王，後來跑到成都稱帝，仍國號蜀漢。孫權則繼承父兄，守定江東三吳之地，雖定首府於石頭城，但仍稱吳王，開國亦號吳稱吳帝，因為吳政權的腹地在三吳。這也是三國分立的各自基礎。他們正是據守這個根據地才有了後來的發展。曹操據鄴城統一了整個中原與東北西北，再以此為基礎向東南、西南發展；劉備據漢中進軍益州開拓了西南雲貴，再據此不斷北伐；孫權則據南京經略江東，開發南方、東南，遂成三國鼎立之勢。但這都是宏觀大略，在操作實施層面又有所不同。
戰略最明晰的首推劉備集團，著名的「隆中對」之所以著名，就是因為這個戰略既審時度勢，又制定了操作計劃，完美得不能再完美。劉備當初在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中不過是一個政治上貧無立錐之地的小角色，只能於夾縫中求生存，類於流寇，到處東依西附，南逃北竄。先投官軍討黃巾，謀了一個小縣令；被農民軍打跑後先投河北軍閥也是他的同學公孫瓚；後又充任豫州、徐州刺史，被呂布打敗後投奔了曹操，借出兵機會又投奔了袁紹；袁紹敗給了曹操又投奔到荊州劉表，無所事事一呆就是七年。但這七年沒白呆，遇到了諸葛亮。三顧茅廬見到諸葛亮，才有了自己的發展規劃。
諸葛亮首先向他提出以荊益二州為根據地的第一步戰略思想。因為第一，曹操破袁紹後，雄兵百萬，且挾天子以令諸侯，且很有智謀，這是不能與他爭鋒的，我們沒有這個實力；第二，孫權據守江東，坐承父兄之業，從孫堅、孫策到孫權已經營了三世，根基牢靠，長江天險，賢才為用，對他只能引為盟友，而不要希望把他消滅，這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現在只剩下荊州和益州，這兩個州的牧守劉表、劉璋都無能，我們可以把他拿下，這是老天對您的賞賜。接著又指出了第二步的發展措施：您如果能奪得荊益二州便以此為大本營，依靠西南的物華天寶與長江交通便利，憑藉著高山險關的屏障可外拒於敵，然後向西、南兩個方向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東面與孫權和好，抓緊時機治理內政安定後方。接著又向他提出了第三步發展的目標：在略定西南與孫吳結盟後，如果中原一旦有事變發生，可分兩路出擊：第一路派一員大將率荊州之兵直接北上進攻宛城、洛陽；第二路由您親自率領益州兵眾於秦川東進中原，如果能這樣，那麼便可以成就霸業，興復漢室。這就是「隆中對」的全部內容。
這是一份既審時度勢又鼓舞人心且極具操作性的一流的戰略規劃：首先它明確了根據天下混戰的實際情況與劉備集團的實力狀況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三分天下：抓緊時機在曹操與孫權還沒有餘力，而荊益二州又沒有防守能力的情況下，一舉奪取西南，與各佔據北方、東南的曹操與孫權成三足鼎立之勢；第二步練好內功、治理內政、鞏固根據地、安定大後方；第三步兩路出兵，進軍中原，興復漢室。
這篇戰略規劃除了擬定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外，同時制定了相關的發展政策，即：以曹操為主要對手，與東吳採取*政策；對西部、南部的少數民族地區採取和撫政策。這是一個配套成龍的發展戰略規劃。對於國內混戰形勢如此瞭如指掌，思路如此清晰，這正是諸葛亮臥隆中十餘年冷眼旁觀風雲研究的成果。但問題在於這個規劃太完美了，而越是完美的東西幾乎注定是悲劇的結局。因為一旦有一個環節出問題，那麼這種完美便變成了殘局。這個規劃不僅被劉備接受了，而且能夠一步步地得以實施，這是劉備的過人之處。但荊州一失，全盤鏈條亂套，這是諸葛亮後來治蜀北伐單腿走路而無法全部實現這一戰略構想的悲劇所在。這就是蜀漢政權的戰略規劃。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戰略就是東和孫吳北拒曹操的大政方針的確定，這一戰略直接關係到蜀漢的安危存亡。可惜的是這一重大戰略首先被關羽發動的襄樊戰役破壞了。正由於荊州——這個蜀漢戰略鏈條中的第一個環節被打掉了，就影響到整個戰略規劃的實施。然後又是劉備發動的夷陵之戰，使這個傷口越挖越深、越撕越大，以至於劉備身後，諸葛亮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來修補這道樊籬圍牆，以免蜀漢兩面受敵。諸葛亮自己制訂的戰略規劃只能自己去執行了。終其一生除了不斷鞏固這種聯盟外從未和東吳再起風波，因而得以使他能夠集中精力治理內政，雖然不斷地北伐，卻仍沒有把國家帶入過危險的境地。
曹魏政權的戰略規劃也比較明晰。但是，曹操集團並沒有十分明晰的如「隆中對」那樣的發展戰略規劃。曹操的一統天下卻是在早年就形成的志向。治軍伊始不過是隨幫唱柳的擊黃巾、討董卓，也同樣不過是不怎麼起眼的小角色。儘管史書上總是說他那時就卓武不凡，但他沒有實力，又沒有清流身價，因而他只不過是一個起哄的角色，根本談不上什麼戰略決策。但他有自己的長處：第一，肯讀書，學孫子兵法寫過十幾萬字，行軍作戰也手不離書；第二，善於採納眾智，聚攏人才。這兩點就足以讓曹魏形成自己的戰略思想。
曹魏政權也是曹操的基本戰略思想是：第一，「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主意是他的首席顧問參謀荀彧提出的。他認為漢帝處於患難之中，正是天下「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之時，如能於此時迎獻帝都於許昌，那麼就是「奉讓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這是荀彧幫他策劃的第一個「大略」。第二，「以令諸侯」的目的乃是取代劉漢一統天下，這個戰略也是一個「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一統天下先統一中原；第二步，統一中原後向東北、西北發展以統一北方；第三步，統一北方後再向西南、東南兩個方向發展。曹魏的這一發展戰略中統一中原，征服東北、西北都先後實現了。但由於赤壁之戰的敗衄，卻令曹操的第三步戰略終其一生也沒有實現。連荊州漢中也先後失守。在曹魏政權所有戰略中最正確的戰略是先剪除後患，避免兩面作戰，最後與袁紹決戰；最錯誤的戰略便是與孫劉的赤壁大戰。正是選擇了正確的時機與袁紹的一戰定乾坤以少勝多，奠定了他統一北方的基礎；也正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用錯誤的方式與孫劉聯軍的赤壁大戰，徹底破壞了他征服江南與西南的宏大戰略，並由此終止了他一生的事業發展。
至於東吳的發展戰略則無足輕重了。因為東吳基本是地方地主政權，唯以自保為唯一戰略，對於天下大勢，除了隔江觀虎鬥，乘機撈一把，擴大點地盤外，並沒有什麼宏圖大略。今天和劉漢和親，明天又反目成仇，然後再聯盟；今天向曹魏投降，明天開戰，後天再屈服。基本是一切立足於保住地盤、保住位子而已。就像一個政治盜賊，處處的機會主義。很有一點鼠竊狗偷的味道。周瑜、魯肅在時，尚有橫行天下志在一統的雄心，周瑜、魯肅曾經有過規劃，但二人去世後，東吳便採取了一種永久性的防禦戰略了。就是有發展的機會都要放棄。比如陸遜火燒連營打敗劉備後，本可以乘勝追擊，但卻草草收兵。但這從長遠的戰略夥伴關係上來看是正確的，不應受到非議。但有許多這樣的機會都放棄了。甚至東吳的許多重大軍事行動並不在於擴張與獲勝，只是做做樣子，耀武炫兵，威懾曹操而已。這也與東吳軍事力量的特點有關。孫吳的軍事主力部隊都是水軍，離開了水便無大能為。而曹、劉政權的軍隊多以步騎為主，因而與東吳作戰取勝也很困難，赤壁之戰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因而，我們不能不說東吳政權固守長江天險、鞏固內部、自我發展，對曹劉採取積極防禦戰略是一種正確選擇。一直到三國歸晉，東吳是最富庶的，乃至到最後仍成為苟延殘喘的東晉政權的可靠大本營。
在東吳的戰略中最正確的抉擇是蜀漢聯盟，是赤壁大戰，使東吳擴大鞏固了江東政權的西部和北部防線，為江東建立了可靠的外圍陣地。最致命的錯誤是並不認真貫徹也不忠於這個聯盟戰略，總是與蜀漢鬧磨擦，搞小動作，甚至與曹操聯手來破壞這一聯盟。在後期也從不認真執行這一戰略，甚至在魏蜀最後大決戰中，東吳非但不援之以手，反而趁火打劫派兵去爭取巴東，圍困白帝城。所以蜀漢一亡國，東吳就沒好日子過。司馬氏的一隊樓船就把它滅掉了。戰略事關興亡，三國所以興亡似乎都與戰略有關，所以戰略問題乃是事業成敗的關鍵，不可忽略。
三國興亡各有因緣，蜀漢卻是在一個根本不應亡國的情況下滅亡的，且實在是不亡於鄧艾的進攻，而亡於益州地方政治勢力的出賣。曹魏政權自曹操於公元217年稱魏王開府算起，到司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奐立國稱帝為止，一共歷時48年。曹魏政權純粹是在一場逼宮政變中亡國，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統治能力。司馬氏父子對於後來幾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對漢獻帝一般無二，有過之而無不及。曹魏在三國中最強大，但統治的時間只有48年便亡國。如果再加上曹操執漢相那段時間，也不過70年左右。孫吳政權自孫權於公元200年接替孫策執掌江東算起，一直到亡國之君孫皓於公元279年投降魏晉，前後經歷了79年，是最後一個滅亡的。它的滅亡純粹是由於內部黨爭造成的分裂，從孫權時代就開始的政治的必然結果。
蜀漢政權自劉備於公元219年於漢中南部稱漢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劉禪降於鄧艾止，前後經歷了44年。蜀漢是三國中最先亡國也是最短命的。而且無論讀三國誌還是三國演義都會有很大的困惑：蜀漢政權尚有姜維等將帥手握中央重兵可用，還有羅憲等名將鎮守的地方外援支撐，而且還有廣闊而穩定的雲、貴大後方可以迴旋，為什麼只鄧艾一支已無多大戰鬥力的部隊一旦破關而入兵臨城下，蜀漢就亡國了呢？一是由於鄧艾突襲，蜀漢朝野都沒有充足的準備，更何況黃皓不斷隱瞞軍情不報，以至於南中守將霍戈要入援劉禪卻拒絕了。二是由於諸葛亮後時代的劉禪昏庸，宦官黃皓與大將軍閆宇聯手專政，使文臣武將喪失了信心，部隊已失去戰鬥力，成都外圍將士不是沒有抵抗，而是都壯烈犧牲了，已沒有主力戰將。三是蜀漢的主要軍事支柱姜維被逼離開權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禍，使中央政權失去了應變和抵抗能力。四是進攻蜀漢的魏軍不止鄧艾的部隊，還有鍾會一軍在劍閣對姜維的牽制。兩人統帥18萬大軍，近於蜀漢全國兵力的兩倍。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舊官僚地主集團政治勢力的出賣。
鄧艾兵臨城下時，朝臣中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投奔吳國，一種是後撤南中，以圖恢復，竟然沒有一人提堅守的。難怪此前東吳使臣來蜀後回江東匯報時講道：入蜀境以來，沒聽到一句正直的話。這時蜀漢的光祿大夫譙周站出來說話了，他認為撤到南中沒有準備，投吳還不如投魏，吳早晚都得被魏滅，我們還得二次受辱，還不如一次性降魏的好。然而這個昏庸透頂的劉禪不但沒有怪罪之意，卻膽怯地問「如果鄧艾不接受怎麼辦？」只這一句話便看出蜀漢亡國也是必然。譙周卻信誓旦旦地保證受降，而且還保證一定不失為裂土為王，否則他去洛陽抗議。彷彿他是曹魏的主子。無非是要劉禪早投降，早降魏。可是在朝文武多是怕死之人，因那些剛武的將帥早被黃皓等人排斥出朝了。劉禪還是不想投降，想撤往南中。可是譙周又威脅他道：去南中，那裡必會反叛，說不準還沒到南中，連命都保不住了。劉禪就這樣硬是被自己的部下勸降了，蜀漢也就滅亡了。只可惜那些在外的蜀漢將士還在苦苦浴血奮戰。前線蜀漢將士接到成都發來的受降命令無不失聲痛哭，以劍擊石。就是劉禪降後，姜維仍為蜀漢政權謀取復辟失敗而死於亂軍之中。南中都督霍戈素衣向成都號哭志哀三天，仍堅守南中不降。巴東太守羅憲志哀三天後仍然堅守白帝城，抗擊東吳趁火打劫派來的進攻部隊。連續多次打敗東吳將軍盛憲、都督步協、名將陸抗，以兩千人敵三萬眾，一直堅守了6個月，東吳也沒有得手而退軍。有這樣的將帥在外怎麼能投降呢？亡國之君亡國之君，亡國在君而不在臣，在相而不在將。至少蜀漢是這樣。
那麼還要說及為什麼譙周那麼積極地敦促劉禪投降呢？因為譙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勢力地主集團在朝中的代言人。蜀漢政權的統治集團都是中原人士，是以入侵者入蜀的，因而始終受到地方的反對。儘管劉備、諸葛亮在組建政權時充分考慮到了吸納地方政治勢力的加盟換得了穩定，但同時也埋下了政治隱患，一旦時機成熟，便借助外部勢力，把蜀漢集團的中原勢力幾乎全部從蜀中驅趕了出去。由此亦可見地方政治勢力的可怕之處。由此亦可知東吳為什麼會最後滅亡，而且吳亡後江東仍然穩定不亂，一直到東晉也仍是小王朝的可靠後方。
益州的地方勢力、地主集團自以為得計，借事變之機幾乎把蜀漢舊臣盡數排擠出成都。但這些舊臣卻擁有自己的部隊並都帶走了，而蜀人卻沒有足夠的兵力來保衛地方，正如一些史學家所言，武裝起來的蜀漢舊臣都走了，剩下的是沒有武裝起來的地方政治勢力，因而兩晉年間，他們根本沒有抵抗不斷變亂中陸續進入的武裝侵入勢力，仍遭受了二百餘年變亂的荼毒，要比蜀漢時代悲慘的多，這也是咎由自取，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也是地頭蛇政治的一種結果。
是的，蜀漢早晚要亡國，但亡國的時候卻絕非是應該亡國的時機。因為蜀漢尚有餘力對抗吳魏，只是因了一介書生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出賣，因了一個昏庸君主的昏庸而提前壽終正寢，實在可悲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