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lebaby 2014-8-23 00:04
中國王朝興亡週期率
一、從黃炎培、毛澤東“窯洞對”說起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兩千一百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咖@@部A此興彼亡，就像走馬燈一樣轉換。總的印象是，王朝的興亡似乎有一個迴圈的週期，這種歷史的循環論早在西漢就出現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三王(夏商周)之道若迴圈。”其根據就是戰國以來陰陽家傳下來的所謂“五德終始說”。宇宙間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會到王朝命運的興替上。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裏與毛澤東談話(毛澤東、黃炎培的這番談話，人稱“窯洞對”)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興亡週期率問題。歷史上那些享國時期長一些、版圖大一些、國力強一些的王朝，數得出來的有十幾個，我這裏列了一個詳細的表(見下面表1)。有的王朝雖然時間短，但地位重要，也把它們排上了。從這個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歷時長一些，像西漢、東漢、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長一些，近300年。
這些王朝都有著相似的歷程，即興盛── 停滯──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個王朝面臨的問題也有相似之處，借用黃炎培的話，稱之為王朝興亡週期率。那些時間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其矛盾迅速激化、爆發，似乎是更明顯地說明了王朝興亡週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舊王朝，有三種途徑
一個新王朝取代舊王朝，不外三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靠戰爭，所謂“以馬上得天下”。這裏又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舊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直接推翻了舊王朝，新王朝在戰亂中乘時而起，其中有的是起義領袖蛻化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劉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農民大起義失敗後，貴族軍閥在群雄混戰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劉秀。另一種情況是農民大起義沒有直接推翻舊王朝，但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義後的混戰中降生。像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之代隋、唐末的黃巢等。
在這兩種情況中，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在舊王朝的覆亡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管農民起義的結局如何，政權最後還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裏，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種途徑是王朝的更代採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興統治集團操控了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威逼舊王朝統治者交出政權，美其名曰效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漢、曹丕的代東漢、司馬炎的代曹魏、楊堅的代北周、趙匡胤借“陳橋兵變”取代後周，都是借用了“禪讓”的名義。
“禪讓”裏最具有戲劇性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本來是軍隊將領，他要篡後周的皇位，後來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歲的小皇帝即位，趙匡胤控制了兵權，就使陰謀先製造輿論說後周的皇帝幹不長，要換人，然後就得到一個謊報的軍情，說北方的遼國進攻。於是，他馬上帶兵出征，走到開封附近的陳橋驛，他停下來喝酒，半夜裏發生兵變，部下鬧起來，把趙匡胤從睡夢中叫醒，糊裏糊塗穿上皇帝的黃袍，即位當皇帝。然後就急忙回到汴京開封，改朝換代。“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中國歷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戲劇性的一場。
第三種途徑就是崛起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借中原舊王朝戰亂的機會起兵南下，征服半個乃至全部中國。像五代後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後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國和元(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個中國)，明末滿族所建的清(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個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於其社會發展程度落後，帶有濃厚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給中原民眾帶來的苦難是很深重的。
三、為什麼王朝興亡跟農民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歷代王朝的興替多數都與農民起義有關。比如西漢是秦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東漢是王莽末年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唐朝是隋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明朝是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清朝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這些王朝時間都比較長一些，或者將近三百年，或者將近兩百年。可見農民起義對舊王朝的打擊可能很厲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就維持的長一些，可能有這種關係。
為什麼王朝興替、興亡跟農民大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古代中國是農業國，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農民有一個特點，既是個體所有者，又是小生產者，這樣的農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維持生活主要是守著自己的或租于地主的一小塊土地，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破產，家裏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天災，或有兵禍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剝削重了，他就受不了。就像重負的駱駝已達到極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壓倒了。農民活不下去了，起義就開始爆發，一路打過去，很多貧苦的老百姓跟著跑，參加起義軍。歷史上的暴動，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階級，包括紅軍起義暴動，都是一走就帶一大批人走。
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關係。王朝末期，為政總是很苛暴，賦稅刑罰很重。比如秦朝末年“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泰半之賦”就是農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掠奪。徵發兵役和徭役時，村裏分閭左和閭右，閭左地位低一些，閭右地位高一點，首先徵發閭右，後徵發閭左，征到閭左，勞動力就都給調光了。秦朝末年刑法也很苛暴，所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赭衣”是土黃色衣服，罪犯穿的，街上都是罪犯；“囹圄”是牢、監獄，關犯人的地方，監獄也像市集一樣，人滿為患。秦始皇殘暴地剝削，還要徵發百姓修長城、戍五嶺、修馳道，還有建阿房宮、驪山墓即秦始皇陵。其中阿房宮和秦始皇墓，抓的勞動力各有七十萬。此外，河套防匈奴，到南面、廣東、廣西一帶的移民也有幾十萬人。秦朝當時的全國人口大約是三千多萬，男的占一半，一千七百多萬，老少去掉，也就剩下千把萬人，來回徵發調度，全國勞動力有很大損耗，結果農民受不了，就引發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隋朝隋文帝篡位建國，搞的還不錯。隋煬帝靠著陰謀上臺後，修宮室，修東都洛陽城，開運河，修長城，修路，大舉巡遊，還要打仗，發動對高麗的戰爭，全國每年徵發的徭役幾百萬人。老百姓受不了，爆發小股起義，很快變成大起義，隋朝垮臺，隋煬帝最後被隋朝軍隊兵變殺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餉──剿餉、遼餉、練餉，遼餉是對付清朝，打仗要徵調軍費，剿餉對付農民起義，練餉是練地方武裝。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後李自成勢如破竹，攻下北京，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吊死在煤山，即現在景山，明朝滅亡。
四、怎樣看待改朝換代的三種途徑
前面說過，農民起義推翻或打擊舊王朝，是導致改朝換代的一種重要方式。歷史研究中關於農民起義的評價很不一樣。以前，人們認為農民起義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國的領導人都是英雄。後來就開始有不同的看法。農民戰爭是一種規模很大的戰爭，戰爭本身很殘酷，殺人也很多，對經濟破壞也很嚴重，以至於現在有些論者比較過度地渲染誇大農民戰爭的破壞作用，認為戰爭不僅破壞經濟，損害人民、損害生命，而且還導致經濟倒退。有一種論點認為太平天國時候對江南破壞太厲害，以致中國近代化受到很大影響，發展不起來民族工業，發展不起來資本主義，因而太平天國只有破壞作用。
這種論點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農民如果還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會造反，只有實在受不了才會起來造反。農民起義規模很大，是一個群眾性運動，不完全是少數人挑起來的，實際上是王朝末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如果追究戰爭責任，與其說農民負主要責任，不如說剝削者、統治者負主要責任。
第二，農民戰爭是很殘酷，但是打仗是雙方面的，鎮壓起義的統治者並不比起義者更“仁慈”，其殘酷更有過之。明末戰亂中有所謂“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之說。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曾國藩曾有“曾剃頭”的外號。
第三，原來的舊王朝已經腐朽到無可救藥，而且並無願望與能力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才有可能改變舊的黑暗的統治，給新興的勢力掃清道路，創造條件。這裏正體現了農民起義對歷史的推動作用。當然，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係、新的勢力，也並不能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只能在戰爭中和戰爭後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為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儘管舊的封建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但繼之而起的還是新的封建王朝，這是農民的悲劇，也是歷史的必然。
至於其他兩個改朝換代的途徑，“禪讓”掩耳盜鈴，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擊那些腐朽黑暗的舊勢力，為政多是“率由舊章”，少有興革，並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舊王朝，他們憑藉強大的武力恣行壓制，很難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統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個矛盾，如果新王朝處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現興旺發達的盛世；否則就可能引起社會大震盪，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來說要面對三個重要矛盾。統治者如果善為處置，就會出現盛世，否則就會引起大震盪，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釗《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柏楊《中國人史綱》中的《瓶頸危機》一節都指明了這一點。比如，柏楊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發過致命的政治災難。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時，也就是，當夏王朝開國後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開國後也是四十年左右時。夏王朝政權接連被後羿和寒浞奪取，商王朝政權也落到伊尹之手。結果雖然傳統的當權人的後裔取得勝利，但已經殺人千萬，血流成河，而這些後裔並不一定十拿九穩的可以得到勝利。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政權，都有這種類型的場面。這使我們發現一項歷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傳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地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麼，怎樣才能通過這個“瓶頸”呢？我們從新王朝面臨的三個矛盾說起。
第一個矛盾是農民同新王朝，農民同地主間的矛盾。原來農民與舊王朝、與地主尖銳激烈的對抗，這時趨於鬆弛和緩和，新王朝統治者如果接受教訓，採取一系列緩和矛盾的政策，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招輯流亡、減省刑罰、整飭吏治、實行節約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現生產恢復，經濟繁榮，戶口繁衍，社會安定的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這樣來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採取這個辦法，而採取倒行逆施的辦法，橫徵暴斂，到處花錢，到處浪費，到處奢侈，問題就來了，老百姓到時候抵不住、維持不住，就開始造反，原來的王朝很快就滅亡了。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很重要的王朝，一個是秦朝，一個是隋朝，開局都不錯，但滅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完了。“其興也速，其亡也忽”，這是他們橫徵暴斂、大肆興作、嚴刑酷法、大肆奢靡帶來的惡劣後果。
第二個矛盾來自統治階級內部。新朝建立，尚未穩固，人心尚未完全認同，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不僅地方勢力反抗新朝，中央內部也有各種勢力對抗。
這裏最富有戲劇性的是宋朝，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是借“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的皇帝，按照習慣，他應該傳位給他兒子，可是他的弟弟趙匡義有野心，趁著宋太祖生病的機會逼迫趙匡胤，兩人吵起來。吵些什麼，外邊人不知道，躲在外邊遠遠地看，只看見蠟燭影子搖搖晃晃，有人影來回動，聽有斧頭把兒著地的聲音，這就是有名的“燭影斧聲”。沒多久，宋太宗宣佈宋太祖死了，臨終囑託由宋太宗即位，“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破解，大概是趙匡義搞了一個陰謀，事先有所佈置。
明朝“靖難之役”也是皇位繼承問題，明太祖有二十五個兒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傳給孫子，這就是建文皇帝。當時他的兒子有很多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雙方打了三年，最後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蹤了。另一說法是，建文皇帝當時跑掉，當了和尚，明成祖後來到處追建文皇帝。一個傳聞說跟武當山有關，武俠小說裏有武當派，武當派的祖師爺張三豐掩護建文皇帝到處逃跑，所以明成祖拼命秘密地去抓張三豐和建文皇帝，這是一個說法。再一個說法是，建文皇帝跑到國外，明成祖到處探訪建文皇帝的下落，甚至派鄭和七下西洋密訪，結果還是沒有下落。現在經過歷史學家的研究，認為建文皇帝確實沒有跑掉，多半死於亂軍之中，這當中的細節跟“燭影斧聲”一樣，是一個謎。
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可以是一個瓶頸，一個狹窄的通道，過得去就好，過不去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整個王朝也被顛覆。像西晉沒多久就出現“八王之亂”，打來打去，最後出現農民起義，出現五胡十六國，西晉就滅亡了。
第三個矛盾是新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矛盾。當新舊王朝更替之際，原先被壓制的北方遊牧民族驟然趁勢而起，南下侵迫新朝，這時新朝視其國力條件而採取不同的對策。比如，西漢初年，國力還不行，比較弱一點，統治還不穩固，所以對付北方遊牧民族──匈奴是妥協和親，直到七十年後的漢武帝，國力充盈，才大舉進攻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唐太宗初即位，對兵臨城下的東突厥也是先行謀和，待三年後準備充分了，再全力進攻。明成祖對蒙古則挾常勝之師，大舉征討，五次出塞。但是新朝這些對策必須正確，不然會有亡國之虞。像五代的後晉石重貴率爾抗拒契丹，結果亡國。北宋初年兩次攻遼都大敗而還，最後訂立“澶淵之盟”，奉送大批歲幣，擺脫不了屈辱局面。
面對這些矛盾，如果拒絕接受歷史經驗，採取不妥當的辦法，將會帶來惡果。北宋為了限制和防範唐後期的藩鎮割據和農民的反抗，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渲染重文輕武、重內輕外，大量養兵養官，出現“冗官冗兵冗費”的痼疾，造成“積貧積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對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統治者仍一味歌舞昇平，甚至粉飾太平，無所作為，最後亡於蒙古，以致兩宋成為歷史上最羸弱的王朝。
六、歷來王朝中期都會出現危機，也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沒有活路的農民起來造反，這是為什麼
一個王朝到了中期，統治時間長了，開國時新鮮的勁頭失去了，惰性出現了，對國家的治理漸漸弛緩了，各種矛盾開始孕育，土地兼併激烈起來，賦稅逐漸苛繁，貧富分化開始嚴重，吏治走向敗壞，腐敗現象滋生，統治者奢靡浪費開始成風，對外戰爭遷延不決，農民小股起義出現了。這時一些有見識的統治者開始指陳時弊、倡言改革。改革針對國計民生，更重要的在經濟方面，希望能夠減輕一些農民負擔，減輕一些經濟危機、財政危機。
西漢漢武帝時候，任用張湯、桑弘羊改幣制，統一用五銖錢，另外還有一些辦法如均輸平准，簡單地說就是國家控制貿易，控制商業，也限制大商人的實力膨脹，改善一些財政經濟狀況，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亂”以後，財政非常亂，收入很少，就重用劉晏改鹽法，把鹽改為專賣，收鹽稅。鹽稅是一種間接稅，交稅以後，鹽價漲，消費者買的是高價鹽，實際上就交了稅，現代國家的稅法大部分都是這一類。楊炎行兩稅法，把稅制整頓清理集中，主要收一個土地稅和戶稅，收稅由收實物改為原則上收錢，這辦法起過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進行稅制經濟方面的改革。明朝張居正行“一條鞭法”，把很多苛捐雜稅、各種正稅雜稅統一徵收，來減輕人民負擔。到清朝康熙時候，開始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候實行“攤丁入畝”，丁稅取消，改成田稅，收稅標準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口多少，土地稅與人頭稅脫鉤，此後人口增加就沒有關係了。
所以，歷來王朝中期都有危機出現，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對而廢罷，或者因種種原因而走了樣。這樣，王朝危機還是延續下去，原來的矛盾繼續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終於引發了嚴重的危機，橫徵暴斂，吏治敗壞，賄賂公行，人民困苦，儘管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要求改革，然而整個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經無可救藥，其中最黑暗的東漢、唐後期和明這三朝還來了個最腐朽的宦官專權。國家機器像一輛重載的破車，順著下坡一直往前開，速度越來越大，最後只有一個辦法，掉到懸崖底下，翻車摔了。那時候改也不行，不改更不行，最後只有一個辦法，各種矛盾來了個總爆發，沒有活路的農民起來造反，舊王朝也就在農民大起義的浪潮中毀滅了。
七、兩千年王朝興亡史的啟示
從兩千年王朝興亡史中，可以認識到:
第一，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是基礎，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統治者如何對待農民，成為一個王朝成敗的關鍵。王朝之興，原因往往在於比較正確地對待農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確地、錯誤地對待農民。
一個新王朝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崛起，痛定思痛，往往很注意吸取農民起義的教訓、舊王朝滅亡的教訓。西漢初年一些人經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亡秦的覆轍，唐太宗也是不斷以隋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訓。明清之初也是如此。新王朝統治者們注重歷史的經驗教訓，採取正確的措施，這是那些新王朝的統治者們在初期取得成就的最大原因。
第二，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是一個階級社會，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也是剝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農民戰爭的教訓，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滅的教訓，但也可以不接受。尤其是羽毛豐滿，勢力強大後，就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另外，各級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為歷來統治者所重視，王朝興起時往往很注意整飭吏治，像西漢、唐朝甚至包括明朝都是這樣。一個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就是吏治的腐敗，怎麼治也治不過來，它就完了。
歷代統治者對待農民，對待吏治，所崇奉的一個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為邦本”，國家基礎在於老百姓。“民為邦本”很重要，但各級官吏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對待人民要“牧民”，讓他們吃飯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樣。“牧民”這種態度在古代是一種很進步的思想，但是現在看就不夠了，局限也在這裏。
跟“民本”相對應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覺中國歷史上對“民主”好像不大講究，好官清官講究的是“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話有一段時間膾炙人口，我看這個還是差一點。各級官員應該是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光是為民做主，還是用上下級的關係、還用統治被統治的關係看待官民關係。唐太宗很強調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關係，“水能覆舟，亦能載舟”，處理好，坐起船來很方便，處理不好，就掀起風浪，把船翻了。這裏主體還是統治者，老百姓是被統治者，是一個只是受動的客體。中國歷史上一再講到“為民做主”，講到“親民”、“為民父母”、“愛民如子”、“民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總還要差一點。
第三，歷代王朝興亡，乍看起來不免是周而復始的迴圈，但並非單純的回歸。不是像一個不倒翁一樣，一推一歪再一搖，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它應該像螺旋形一樣，在不斷地迴圈之中，不斷上升，不斷發展，但是這種上升發展的勢頭到宋朝以後受到了阻礙，不如歐洲。
歐洲從十字軍東征，十一世紀以後，商品經濟和城市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出現，像義大利這些地方，早期資本主義因素就出現了。大概十三世紀以後，偉大的文藝復興出現，十五世紀航海地理大發現，打通印度航路，發現美洲，環遊世界。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隨著文藝復興，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後出現西方一些國家瘋狂掠奪分割殖民地，種種矛盾出來以後，歐洲引發資產階級革命。19世紀末期由於生產力發展進一步要求，出現產業革命，歐洲開始現代化，歷經發展到了今天的現代社會。
中國宋代以後，歷史發展雖然看起來是在迴旋，可是發展停滯，以致到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歐洲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勢力侵入，中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近代化也受到阻礙。幾經周折到現在一百多年，中國現在還在現代化道路上前進，還不能說是一個發達國家。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在本世紀中期以後進入一個中等發達國家，距離很發達國家還差一步。
回到六十年以前延安窯洞裏，當時黃炎培講到王朝興亡週期率的時候，不無憂慮地說:“(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當時和他對話的毛澤東就很樂觀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黃炎培十分高興:“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把民主來打破這個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澤東所說的這條民主新路，正是從孫中山領導推翻清朝專制封建統治開始，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盼望實現的那條民主道路。
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談話，已經過去了60多年。我們幾經艱難躓蹶，至今仍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進，也至今仍在體制上和機制上為實現民主、實現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而努力。我想這就是王朝興亡週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寧可1928年生。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經濟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學、史學理論。主要論著有《寧可史學論集》、《史學理論研討講義》、《敦煌的歷史與文化》(合作)等。代表論文有《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