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day 2014-7-20 00:55
靖難之役與建文遜國
建文在這次靖難之變的整個過程中可謂調度乖張、莫衷一是。齊泰、黃子澄本是謀主，一旦事情有變，建文竟然附允朱棣的意思，竄貶齊黃，而後有人上書以為不可，建文遂寢其事。削藩之初，燕王上書申救，建文居然覽書惻然，謂左右事宜且止，黃子澄力爭不可時，建文說：「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左顧右盼、驚惶不定，以婦人之仁來用人行政尚且不測，更不要說身臨險象橫生的政治深淵了。
當建文四年六月之間，朱棣親領大軍南下，直逼南京時，建文徹底慌了，他加派大臣李景隆、茹瑺等人用方孝孺之計許以割地求和，朱棣此刻別有一番議論：「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為！且皇考封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縛奸臣來，吾即解甲謁孝陵歸籓。」通篇都是借口，只有一句是真的，那就是不可能再作什麼燕王了，而是要君臨天下。
適時，朝廷內外混亂不止，有人趁機渾水摸魚，徐達的幼子徐增壽、駙馬都尉王寧、谷王朱橞、曹公李景隆就是其中主要分子。徐增壽和乃兄徐輝祖截然不同，他和這位謀反的姐夫關係最好，朱棣造反時，他竟然特立獨行的上表說：「燕王先帝(太子朱標)同氣，富貴已極，何故反？」而後，數次把南京的虛實報給朱棣知道，特別是聞聽朱棣渡江在即，更加賣力，終於被建文知曉，建文這時倒是來了能耐，親手把徐增壽斬首於殿前，而駙馬都尉王寧下獄論罪。後來朱棣進京，感於增壽為自己殉難，特加封定國公，食祿2500石，累世增封，班列功臣之首，直到明朝滅亡，由此可見增壽給朱棣提供的情報的重要性，而建文也居然一直容忍這麼一個超級間諜在自己的身邊，不是昏聵是什麼呢？
李景隆喪師辱國，建文不罪，派守金川門，另有谷王朱橞因為丟棄宣府也派往金川門視事。李景隆實際早就對抵抗失去信心，暗中和朱棣已經溝溝搭搭，朱橞因為同屬藩王，而且又是一個李元吉一流的人物，自然不會認真鎮守金川門，建文用這樣的人給自己看家護院，焉能不敗？
北軍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受到李景隆和朱橞的照顧(李景隆私開金川門)攻入南京，史稱「金川門之變」，就此長達四年的靖難戰爭以朱棣的全面勝利告終。
朱棣入城之後，一面榜文天下捕捉齊泰、黃子澄、徐輝祖、方孝孺等所謂奸臣，一面尋找建文帝后。關於建文的下落終明一代都是歷史之謎，而且一直以來困擾著朱棣。那麼，建文到底是死還是逃了呢？
關於這點，《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國榷》等史書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們同時都承認，建文沒有死於宮中大火，自焚而死的只有皇后馬氏。《明史·恭閔帝》中記載：「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此後，明史作者繼續交待：「或雲帝由地道出亡... ...，自後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而官修本《明太宗實錄》和《明成祖實錄》中則記載說：「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呆耶。」這是仿照宋太宗迫害趙德昭的做法編寫的，所以連明史都不採用這個邏輯。谷應泰所作的《明史紀事本末》中不僅否認建文從死，而且還把建文後來流落在外的詩抄給抄錄下來：「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回，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另一首是：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以作為建文不死的證據。清代學者趙翼也根據建文的詩：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斷定建文帝「浪跡西南，終免禍難。」
建文的下落一般是三種結論，一為出家說，這個例證比較多，最為明顯的是，朱棣的第一號親信大臣姚廣孝死時，朱棣問姚廣孝還有請求沒有，姚廣孝居然提出：「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可見，這位和尚是知道建文的具體下落的，然而他始終堅不吐實，所以，朱棣恨他欲死，囚禁十餘年，直到姚廣孝張嘴，這才釋放了他。而後，從一些地方史料也可以看出來，建文出家並非空穴來風，明末大臣張居正在對答萬曆皇帝時也說過：「建文皇帝當靖難師入城，即削髮披緇，從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這樣的話，出家說可謂知者甚多了。
另一個為浮海說，也就是說建文蹈海而去，在《明史·鄭和傳》中提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追尋建文看來並不是虛擬。關於這點，近現代史家如範文瀾、呂振羽、吳晗等人都有文章解讀，然而，旁證比較孤立，一直不作重點研究。存疑而已。
再有一說為死亡說，具體時間是在永樂二十一年前後，也就是公元1423年左右。這一說比較有力的證據就是胡濴的察訪匯報，史書上記載，胡濴一直是明成祖派往各地查詢朱允炆下落的使者，身負重任。胡濴從永樂五年出發，到永樂十四年才回來，而後母喪乞歸，不許。明清大臣奪情視事一般都是軍國大事不得已而為之，胡濴的情況也算是特例之中的特例了。永樂十七年再出，永樂二十一年回來，史稱：「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濴至，急起召入。濴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濴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這段說明是非常重要的證明，至少說明了在永樂二十一年的時候，建文作為帝位的威脅已經徹底排除，而排除的根據無非是建文本人表示無意於皇帝和他已然死亡，前者不太可能，唯獨後者是真的，也惟其後者建文病死才能讓朱棣放心，至此，懸案得以告一段落，而朱棣離他自己的駕崩也不到一年的時間了，朱棣在位二十二年，這件事纏繞了他二十一年之久。
有的史學者認為，朱棣不會花費這麼大的氣力來搜尋一個無能為力復國的窩囊皇帝，然而，事實並非這麼簡單，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一直被囚禁，直到英宗年間，皇帝準備釋放他，大臣還援引先皇的教訓不許可呢。而建文的同母弟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後來被幽禁，都是死於非命，史書說：「永樂四年十二月，邸中火，暴薨。」顯然不是正常死亡。而這時正是胡濴尋訪建文帝的前一個月，難道是偶然嗎？以朱文圭一個孺子，衡王、徐王不過是藩王，朱棣尚且如此對待，那麼，真正資格的皇帝建文，朱棣怎麼可能掉以輕心呢？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說法，不論是建文跑到哪裡去，他終究是失敗了，而且失敗的很慘，可以說滿盤皆輸。他在削藩這麼重大的事件上疏於縝密、怯於果斷、失於機謀，固然建文對待屬下寬厚仁慈，可是，仁而無狀、寬而無法，以致於眾人都不懷其恩，而溺其度，作為一個統治者，在必要的階段居然兒女情長、似是而非乃至狐疑不決、賞罰不明。建文不是一個合格的皇帝，他的遜國雖然令人同情，可並非偶然。從明初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即使沒有朱棣的靖難之變，建文能不能完成或者說順利的完成從朱元璋以來的轉型也是大存疑問的，換言之，以建文的能力似乎不足以扭轉一個時代的格局，更不要說開創一個時代了。所以，朱棣的靖難成功何嘗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