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aer 2010-7-2 11:22
漢代的「誹謗先帝」案
[size=16px]在古代專制政體之下，任何違背君主意旨的言行，都可能被處以重罪。臣子即便是出於社稷大計的考慮，對君主的不當舉止給以善意的批評和勸諫，也有可能觸怒君主，招致殺身之禍。深諳其中利害的韓非，就把向君主進諫形象地比喻為觸犯「逆鱗」。他在《說難》一篇中，對「諫說談論之士」提出了忠告：龍「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伴君如伴虎」之說。
批評先帝，這是典型的「觸逆鱗」的行為。進一步說來，君主可以容忍對自己提出的批評，因為借此尚可博得「納諫」明君的美名；但如果有哪位臣子膽敢對「先帝」提出批評，不管這種批評是否出於善意、是否符合事實，即便是號稱為「開明」的皇帝，也往往要「龍顏大怒」了。道理也很簡單：皇帝如果不做出強勢反應，不僅得不到任何美名，還要落下一個「不孝」的罪名。這個道理，對於侍奉皇帝的大臣來說，是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直言進諫的「骨鯁」之臣，但其中敢於批評「先帝」的實屬少數。也正因為如此，兩漢時期發生的兩起「誹謗先帝」案，才引人入勝，令人發出由衷的感歎。 [color=#000000][/color]
西漢儒學名臣夏侯勝，是第一起「誹謗先帝」案的主角。
宣帝即位之初，為了表示「欲褒先帝」的意願，下詔丞相、禦史，歷數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令群臣為武帝議立廟樂。群臣都附和旨意，惟獨擔任長信少府的夏侯勝提出不同意見，他說：武帝雖有拓土斥境之功，但是「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朝廷大臣共同提醒夏侯勝說，這是詔書旨意，必須奉行。不料，「不識時務」的夏侯勝仍堅持己見，並公開說：「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一語招來大禍，大臣劾奏夏侯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宣帝大怒，將其下獄，判處死刑。後幸遇大赦，才保住性命（事見《漢書·夏侯勝傳》）。值得注意的是，夏侯勝所言漢武帝的失德，朝廷公卿並沒有給以否定，也就是說夏侯勝之言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只是按照自己所接受的儒學教育，從「民本」思想出發，盡大臣「直言正論」的義務，說出了人人皆知的事實而已，但他卻觸犯了政治忌諱，為此，他要承受牢獄之災，甚至於差一點付出生命的代價。而那些朝廷大臣們，則對於皇帝不吝惜隨聲附和，對於同僚不恥於落井下石，實在是令人感慨。 [color=#000000][/color]
發生在東漢前期的「誹謗先帝」案的主要人物孔僖，是孔子後裔，也是著名的學者。孔僖與學者崔相友善，同遊太學，共習《春秋》。在讀到吳王夫差的衰亡史時，孔僖廢書而歎：「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崔也做了發揮：「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善。」兩位好友論古談今，本來可以無話不說，偏巧鄰房有位太學生梁鬱，在旁邊順勢發問：「如此，武帝亦是狗邪？」這一問題，雖然可以從孔、崔的語言邏輯中推導而來，但實在是太過敏感，孔僖、崔默然不對。梁鬱卻把這一態度當作故意冷落而懷恨在心，以至於暗中上書控告孔僖、崔「誹謗先帝，刺譏當世」。官府追究，崔被捕受訊。孔僖深知，罪名一旦成立，就要面臨殺身之禍，搶在被捕之前，主動上書漢章帝，就「誹謗」罪的本來內涵加以論述，意在自救。他說：「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鹹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這篇自我辯護書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去申訴自己和朋友有沒有議論漢武帝，而是強調他們的議論是據實而發，與「誹謗」的構成要素毫不相關。作為一個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作為記載於歷史上，是人所共知的，後人的評議如果是符合事實的，朝廷應該引以為戒，即便是所言不當，朝廷也應該以寬容之心相待，怎能夠因此而加罪於人？章帝素有「長者」之號，在批閱孔僖的上書之後，立即下詔不得追究此事，孔、崔才躲過一劫（事見《後漢書·儒林傳上·孔僖》）。孔僖的見識和思辯能力，固然令人欽佩；漢章帝的仁厚寬和、不以言論治人以罪的胸襟氣度，也值得肅然起敬。 [color=#000000][/color]
見於史冊記載的兩漢政治案件雖多，但這兩起「誹謗先帝」案的人文色彩無疑是最濃厚的。它們給後人留下的歷史啟迪，需要認真地思考和探索。如果夏侯勝、孔僖的境界，今人尚只能心儀仰慕，而無法企及，那就是一種不可言表的悲哀了。[/size]